《写在亚洲边地：改变清华学子一生的大篷车课堂（上下）》以“讲故事”的形式，把清华学子在“大篷车课堂”上看到、听到、触摸到、感受到、学习到的东西，用轻松活泼的语言表述出来，配有图片，可读性强。作者李希光15年来带领学生到达的一些地方，如巴基斯坦、唐努乌梁海（图瓦）、新疆罗布泊等，鲜有人去过，具有一定新奇性。

《写在亚洲边地：改变清华学子一生的大篷车课堂（上下）》收录的作品是李希光教授从过去15年里上过大篷车课自3500多名学生的作业里精心挑选出来的。

本书适合各个年龄段和职业的读者，同时也可作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和边地旅游爱好者的指南。

序言一 陈吉宁

序言二 Miles Young

前言：亚洲边地的课堂李希光

上册 走向塞外和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

 第一章 荒原列车去漠北

 （2014年夏蒙古）

 第二章 远逝的唐努乌梁海

 （2012年夏图瓦）

 第三章 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

 （2008年夏俄罗斯）

 第四章 远征乌苏里江珍宝岛

 （2005年秋黑龙江）

 第五章 塞北凤凰城

 （2005年春北京）

 第六章 长城脚下得胜堡

 （2004年秋山西）

 第七章 科尔沁的诱惑

 （2003年秋内蒙古）

下册 走向西域和藏区的佛教丝绸之路

 第八章 穿越法显海上求法之路

 （2013年夏斯里兰卡）

 第九章 探访玄奘西天取经地

 （2012年春巴基斯坦）

 第十章 喜马拉雅无媒体生存

 （2010年夏尼泊尔）

 第十一章 沿着古长城走丝绸之路

 （2009年夏甘肃）

 第十二章 坐着火车找寻香巴拉

 （2007年春西藏）

 第十三章 重走藏区红军雪山草地路

 （2002年夏四川）

 第十四章 罗布泊里探楼兰

 （2000年夏新疆、内蒙古、甘肃）

后记：苦行亚洲腹地的“大篷车课堂” 李希光

【采访手记】蒙古草原上的大篷车课堂

施文荻

国际列车上遇到醉汉

7月3日凌晨1点钟，一个醉醺醺的高个子白人左手拿着一瓶快见底的威士忌，右手拿着大瓶装的可口可乐瓶子，走到我们的火车车厢门口。“你们想要一起喝酒吗？”他斜倚着车厢，用英文问。

我们正在二连浩特驶往乌兰巴托的火车上。这辆火车全程是从北京到莫斯科，如果一路坐下来，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是7月2日早上8点从北京出发的，晚上8点钟左右到达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市，在那里停留了两个小时。我和第一小组的同学在火车站终于遇见了小组的第五位成员，来自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的赵丹丹，我们一起晃悠到了附近的山西刀削面馆，每个人吃了一碗猪肉面，还在附近的小店买了一大袋奶茶粉在面馆里面一起泡了喝。

小组里面除了我之外都是大一的学生，张丽丽来自社科学院，陈宇豪是法学院的，张智伟是新闻学院的。大家都问我，为什么大三了要和大一的同学一起到蒙古去？大一两个学期我都选择了李希光老师的课，但大一暑假，与社会实践时间冲突，我没有参加去唐努乌梁海的大篷车课堂，大三参加了一次李希光老师《谁蒙住了你的眼睛》这本书的读书会，有幸再次遇到李老师，满足了参加大篷车课堂的愿望。

在火车站兑换了蒙图，办完了出境手续，12点的时候我们上了火车。大家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天，早上又都是4点多起床的，都觉得很疲惫。但是向导乃良提醒我们，这辆出境的列车上要求比较严格，我们到了火车上之后，不能躺到床上去，要坐着等列车员过来检查我们的车票和护照。我和三个大一女生一起分享一间四个人的车厢，我们旁边就是李老师和大侠老师，我们开玩笑，这是第一次和两位大师当邻居呢。

半个小时后，一个穿着制服、皮肤白皙的列车员到了我们车厢，染黄的头发扎到了脑后。我以为她是中国人，她一开口我们才知道她是蒙古人，听不懂蒙文的我们只能根据她的眼神和手势判断交流，偶尔用简单的英文问一些问题。她拿出我们的车票检查（护照在上车的时候就被另一个男警官收走了），要求我们都站起来，掀开床板，检查床底下有没有放一些违禁物品。后来向导乃良告诉我们，经常有一些中国人坐火车走私，将货物粘贴在火车床板下方来躲避海关的检察。

到1点了，我们还在坐着等待我们的护照送回来。就在我们无聊的时候，这个白人出现了。他的脸很红，身上的酒味也非常重。我问他：“你喝醉了吗？”“是的，我喝醉了。”他抬一抬拿着威士忌的左手，“我已经在这辆火车上困了两天了，喝个酒放松一下寻些乐子，不好吗？”他说，他来自美国，现在是上海一所学校的国际老师，现在在教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去年刚刚来到中国。他要乘坐这辆火车到俄罗斯去。

 这辆火车上有很多像他这样在中国当老师、乘坐火车去俄罗斯的白人。他们大多坐的是只有两个人一个车厢的软卧，白天的时候会有几个人拿着单反到我们这节硬卧车厢门口拍照。

说完，美国人便走进来，坐在床沿上和我们聊天。我们闲着无聊，便也和他聊天。没过几分钟，列车员过来了，穿着深色短袖制服的他看起来很着急，挥舞着手，在车厢门口对美国人用中文重复了好几遍：“你赶紧回去，你不能坐在这里，你要回到自己的车厢去。”美国人依然拿着酒瓶坐着不动。我用英文告诉他，你必须离开了。他说他不想离开，他想继续坐在这里和我们聊天，他太无聊了。我说你必须走了，马上有人会过来归还我们的证件，时间很晚了我们也要休息了。美国人还是坐着，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不愿意走。直到向导乃良走过来，用英文劝他。美国人开乃良的玩笑：“你是谁，你是她们的领袖吗？”列车上的警官站在一边，乃良表情严肃了，这下美国人才离开。

来自青海省的正在封斋的穆斯林同学拜喆喆说，他已经醉了，我们刚刚不应该让他进来的。后来我们又坐着等到两点钟，还是没有人过来归还护照，赵玥颖已经困倦得靠着被子眯眼休息，我们其他三个女生玩着已经关掉数据流量没法上网的手机，有点厌烦地边说话边等待。2点20分的时候，一个男列车员过来说，大家先睡觉吧，火车要晚一个小时才能开动。我一听到可以睡觉了，立马爬到上铺，赶紧把列车员之前送来的被单铺到床铺上，躺下了。

一晚上我并没有睡好。火车换轨道时总会震动得很厉害，一震动我就醒了。第二天原定中午11点到站，后来到站时已经1点钟了，我们车厢里还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好男人》《三万英里》这些小时候听过的老歌。路上的风景很不错，牛羊马都在草原上低头吃草，到乌兰巴托的时候，一路上我看到的都是五颜六色非常鲜艳的房屋，和千篇一律的白色蒙古包相比，颜色非常绚烂。还没下火车，赵碉颖和拜喆喆都赶紧涂了好几层防晒霜，拿出来遮阳帽、墨镜甚至口罩，下火车时全副武装。

P100-101

清华大学校长 陈吉宁

南西伯利亚广阔的草原上，几只苍鹰在蓝天白云下舒展着宽大的翅膀自由自在地低空盘旋。夕阳给洁白的佛塔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晖。在草地上铺上两块布，学生席地围坐在65岁的敖德汀娜跟前，听这位藏传佛教信徒讲故事。她说：“你们能跟着老师来到遥远的图瓦，是最幸福的人。我的孙女跟你们一样大，她在俄罗斯城市读书，但她没有这样的旅行学习机会。你们要珍惜人生，不自大，不嫉妒，不抱怨，不撒谎，不说别人坏话。心胸要像草原那样宽广，能包容，能让就让，该退就退。”

这就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课堂。李希光带着学生去亚洲边地上课，一上就是15年。如果让一个教授带着学生去漠北在蒙古包或草原上课，跑一趟，满足一下好奇心，就够了。真没想到李希光不仅自己其乐融融地在那些“蛮荒之地”上课，他每年带去的学生也很快与当地的老乡融为一体。

眼前的这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在亚洲边地》，收录的作品是李希光从过去15年里上过他的大篷车课的500多名学生的作业里选出来的。书很厚重，但回想过去15年一个老师为500多名学生在野外上课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更是沉重的。

早在十多年前，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开设两年时，清华大学的老校长顾秉林专程到密云听李希光的教学示范课，并确定李希光主讲的“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为清华首批新生研讨课。

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的教学理念是当前清华大学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所提倡和支持的。在中国步人世界强国的今天，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去看世界、看自己的国家、看自己的周边邻居？中国发展从过去的融人世界到今后的引领世界，所需要的骨干人才，不仅要关心中国，也要关心世界；不仅要懂得中国，也要懂得全球；不仅要研究发达国家，也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要能够跨越自己的国籍和文化背景，站在整个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大篷车课堂”把学生带到“亚洲边地”有两层意义：一是中国中心看边地；二是边地中心看中国。究竟谁是谁的边疆和域外边地？这是让学生站在不同的位置去理解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中心、边疆、边陲、边地、国家、世界和天下。

今天的学生在理想追求、价值观念、胸怀视野等方面面临严峻考验。像清华这样的大学要培养的不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而是具有担当精神的未来社会引领者、开创者、建设者。因此，在工具性知识越来越多的当代社会，怎样培养具有非功利心的人，如何帮助学生掌握未来成长最重要的价值和能力，避免人生目标的功利化、庸俗化，是学校面临的又一个重大挑战。“大篷车课堂”把写作课搬到异乡、陌生的丝绸古道上去讲，这是在培育一种胸怀和价值。“大篷车课堂”上课的地点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跟中国密切相关。在亚洲边地上课，会发现中国的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直接联系，从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到阿拉伯文化，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到基督教文化是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交流的。亚洲边地的大篷车课堂也是一种大视野审视和思考中国边疆重大问题的极佳观察点，从这里可以发现现实的丝绸之路国家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很多老师停留在把传授知识作为课程教学的核心，忽视了学生的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甚至是只教书，不育人。同时我们的培养体系和环节不合理，学科交叉融合不够，师生互动太少，教学评价激励机制亟待改革。我们所要培养的学生，不能只贪图过舒舒服服的小日子，不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必须是有抱负、有思想、有远见、有担当的时代英才。广大教师必须承担起学生价值塑造的主要责任，通过“言传”和“身教”来感染学生，用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陶冶学生的情操。为此，我们的教师要利用每一个教学环节、创造一切机会加强与学生的接触和交流。过去15年里，李希光每年带着几十名学生，走出清华校园，乘火车、汽车，或是骑马、骑骆驼，步行，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采访上课。上课的地点在长城烽火台上、西北戈壁滩、草原佛塔下、漠北毡房里、贝加尔湖边的小木屋里。李希光刻意带领学生去这种宁静的、没有网络和电视的地方读书、思考和写作，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激发读书和写作的冲动。“大篷车课堂”让学生读到他们很少接触的中外名著，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丘处机弟子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还有西方人写的《大博弈》，等等。

跟随“大篷车课堂”旅行时，学生们以两三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白天，学生们在边远山村走动并与陌生人说话，他们不仅学习与外部社会开展文化交流，还学会在小组内持续地交换想法和经验。晚上，所有小组都回到营地之后（这个营地可能是一顶毡房、一间咖啡屋或者一家旅馆），整个班的人集合起来，汇报他们白天发现的一个个有趣的人或者故事。教师以旁观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听取学生们的报告。他并不会做出任何评判，但是会用指导性的问题打断学生，来帮助他们找到故事的焦点，或是挖掘更多细节，或者形成一个更相关的写作主题。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文科学生的写作貌似十分容易，通过关键词或相关词检索很容易地围绕一个主题，用一串串专业术语、一堆堆学术套话，堆砌起一篇万言书。但是，许多学生不会使用简洁、清晰和充满人性的语言文字，准确记录和直接描写人类的日常生活、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活动，而这种写作却是人文教育的根本。在丝绸之路上教采访写作不仅是写今天的故事，也是写明天的历史。什么是真实的新闻和历史？客观存在的原生态的、没有经过文字和图像加工的新闻和历史，是学生走到这些亚洲边地，亲眼看到的、亲身采访到的，没有经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修饰和过滤的事实。“大篷车课堂”带着学生去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学生不带偏见地去采访，完全是好奇心激发的。学生在宁静的原野里采访、上课、写作，不仅能准确真实记录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最关键的是，学生在学习一种善良的、有尊严的、有智慧的、微笑的、幽默的、有思考的、不冲动的原创写作。那是一种摆脱大众媒体和网络的肤浅、浮躁和暴戾的真诚写作。

我高兴地看到清华有李希光这样的教师，他不仅不知疲倦地带着一批又一批学生奔赴千里之外实地写作，大量批改作业，还有心地把15年来的学生作业积攒下来，编成这本书。我祝贺《写在亚洲边地》一书的出版，祝福大篷车课堂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宽。

2014年11月18日

于清华大学工字厅

苦行亚洲腹地的“大篷车课堂”

李希光

2012年8月下旬，清华的大篷车课堂穿过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翻越萨彦岭，来到唐努乌梁海。自1999年我开创大篷车课堂以来，每年夏天都会带领学生到边疆或域外展开中国边疆史地和人文故事的采访写作。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戴雨果（Hugode Burgh）说，“2007年春天，我跟随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去西藏。我惊叹地发现，李希光的教学方法是中国和欧洲古老哲学家的教学方法与富有魅力的实用技能的美好结合。”

长期以来我像一名学习新疆和西域史地的小学生，对西域永远是充满了激动和向往。在过去20多年里，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一名新闻教育者，我每往前走一步都与整个西域的人文历史地理有密切关系。

22年前我从西安古城西门启程，经过麦积山、河西走廊、星星峡、吐鲁番、沙漠北线，经过库尔勒、库车，旅行了40多天，到达了今天的塔里木大学所在地阿克苏。那是我第一次来新疆。

我的第一本画册《梦幻尼雅》（与小岛康誉等朋友合著）是关于塔里木的。1993年深秋，我与日本和尚小岛康誉、塔里木电视台记者林永健等乘坐沙漠车，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民丰县城出发，沿着尼雅河，翻越无数沙丘，到达了著名的沙埋佛教王国尼雅。

我的第一本书《找回中国昨日辉煌》也与新疆有关。1990年夏天，我离开西安开始走西域。从第一天就开始记日记。整个中亚跑了一圈，我记录了七八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和日记。后来回到北京，经过几个月的笔记和日记整理，出版了《找回中国昨日辉煌》。我当时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在巴基斯坦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哈桑·丹尼教授手把手的指导下，遍访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交河故城、高昌古城、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古城和喀什大巴扎。记者重要的职责就是记录。“记者”这两字很好地描述了记者作为一个客观真实的记录者的职业特点。记者通过记录将自己看到的、摸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脚步走过的草原、沙漠，蹬过的河流展现出来。我在西域旅行时，有一个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我的第一个影展也与新疆有关。1990年夏天，新华社摄影部一个资深编辑听说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学者，将遍访整个丝绸之路古道，马上找到我，给我配了两部尼康相机，一部拍摄正片，一部拍摄负片。同时交给我300卷正片和200卷负片。我从威尼斯启程，一直拍摄到新疆的尼雅古城。由于胶片摄影成本高，我用胶片拍的每一张照片都会很认真，尽量不浪费一张胶片，讲究曝光、讲究聚焦、讲究景深、讲究镜头的虚实、讲究人物的构图、讲究光线。每天一大早起床就开始等待太阳升起，傍晚等着太阳落山，晚上等待月亮升起，等待拍摄胡杨林、雪山和佛塔最美的光线。1995年，我和塔里木的林永健、日本和尚小岛康誉等人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联合搞了一个“沙埋佛教王国摄影展”。

1990年夏天，我采访到了敦煌，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古“回纥文”的印刷品。考古学家说，这是西域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个活字印刷的时间与中原汉字的活字印刷时间相近，表明回纥文的活字印刷与汉文的活字印刷是同一个时代发明的。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我一定要写一篇东西，让全国人民知道西域的少数民族对活字印刷术也有重大贡献。当时新闻稿要发到总社或者传真发稿，或者英文电传发稿。电传方便英文发稿，但是无法传递中文稿。为了发这篇重要稿件，我跑到邮局发电报，邮局报房把每个汉字译成电报码，每个字7元。稿件当天就通过邮局的电报发到了北京新华社总社，第二天，给我们开车的维族小伙子高兴地举着《新疆日报》对我说：“你的稿子在头版刊登了。”从那以后，这个平时不大愿意跟我说话的维族司机，经常主动地跟我说话。

1991年春天，我从北京飞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再飞到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再从阿什哈巴德坐越野车，沿着张骞、甘英出使西域的道路，从西往东反方向采访，从阿什哈巴德，一直采访到新疆天山北部的霍尔果斯口岸。阿什哈巴德在汉代时，西方称其为尼萨，是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达西方最远的地方。甘英在那里看到了欧洲白人，欧洲人在尼萨看到了来自中原的甘英一行。当时苏联正处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国家处于乱局，外事管理松懈，苏联负责接待我们的人给我们安排了很多过去外国人不得进入的地方，例如苏联核武器试验基地附近的唐代城池遗址、苏联的宇宙发射基地。苏联专门给我们配了直升飞机，方便我们在中亚沙漠里和雪山上的采访。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谷城碎叶城的遗址我们看到了一幅壁画：穿唐代服装的美女乘坐龙舟外嫁西域。在唐代，中原文化与中亚文化关系密切。中国历史学家郭沫若提出，伟大的诗人李白出生在天山西麓的楚河河谷的碎叶城。唐朝的中国比今天的中国要开放，唐朝皇帝不拘一格降人才，向西域和边疆各国招聘贤才。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可以跟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和古罗马帝国征服北非媲美的远征：汉朝将领霍去病远征外蒙杭爱山；唐朝高句丽将领高仙芝征服阿富汗和中亚、北洋政府军队收复外蒙和唐努乌梁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高仙芝将军率领2万军队，翻越帕米尔高原，进人中亚与阿拉伯人打仗，征服了整个阿富汗地区、巴基斯坦北部、喀什米尔和中亚大部分地区。但是，高仙芝将军十分残暴，对征服地区的人民不加以安抚，反而屠杀，结果在今天的塔什干附近的塔勒斯一战全军覆灭，两万名唐朝兵被俘后，押送到撒马尔罕做苦工。其中不乏会造纸的工匠，阿拉伯人由此掌握了造纸技术，造纸技术后来输入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人发明纸张之前，世界文化传承的载体主要靠什么？中国最早靠甲骨文，后来是金文，再后来是帛书、竹简和木简并存。为什么中原人写字用毛笔？因为在竹板、木板上用毛笔好写字，每片铸件或木简最多能写10个汉字，《道德经》5000字，至少要写在500片竹条或者木条上，要装一麻袋。今天一本书至少10万字，写在木简和竹简上，要装满5车，正所谓学富五车。古人的书如何编辑？是造“册”。把一片片竹片、木片用线绳穿起来。但是什么样的竹简和木简可以编成册呢？必须是有价值的，如《尚书》《论语》《道德经》《易经》。这些书在古代称为“典”，经典之作嘛。“典”字怎么写呢？就是把编辑成册的经典著作摆放在案板上供起来。西方人信奉上帝，但由于没有纸张，不可能让每个教徒人手一册《圣经》。只有神父持有《圣经》，其他人想听都要去教堂神父那里听。但是“塔勒斯战役”后，中国造纸术传人欧洲，《圣经》慢慢地在大众中普及，这意味着普通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因此带来了文艺复兴。

在清朝时，中国西部有一个民族叫东干人，是回族的一个分支。他们与清朝政府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东干人逃遁到天山西部藏匿了起来。1991年春天，我就在苏联科学院专家的引领下，沿着楚河河谷进入天山西部。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穿着清代服饰的小姑娘，我下车给她拍照，她用西北口音喊我“舅舅”。接着，她把我们带到她们的村子里去，村里的人虽然都讲俄语，但夹杂着西部口音的中国单词，如村长喊我们“大人”或者“帮办”。他们过年、过节穿着清朝服装，平时穿俄罗斯人的服装。村里的村长喊我“大人，大人”。

离开了东干人的村落，我们在天山里又走了一个星期，过了霍尔果斯口岸，然后由西往东穿越天山。先是翻越5000米海拔的天山大阪，来到海拔3600米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想再在天鹅湖旁安营扎寨，但天气太冷。我们来到了一个山里的小镇上找个小旅馆住下。小旅馆只有两间平房，夜里一个女子优美的蒙古草原歌曲把我惊醒。  1992年夏天，我从乌兰巴托乘坐小飞机，途径乌里雅苏台来到了科布多，那里直到北洋政府时，还是阿尔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阿尔泰是西域文化和东北亚文化的重要源泉。蒙古人、突厥人、回纥人、吉尔吉斯人、朝鲜人、日本人等都认为自己的民族发源于此。那里发现的岩画表明，狗、驯鹿、骑马人、猎人最早都出现在阿尔泰山地区。我们从科布多乘坐北京吉普，沿着游牧人的路线，走过蒙古大戈壁、乌里雅苏台大草原，翻越杭爱山，来到哈拉和林，考察了成吉思汗的宫殿遗址，看到了额尔浑河谷当年中国人留存的寺庙、庭院、官府衙门。那里，我们看到了匈奴人留下的石像、唐明皇留下的碑文，更有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

成吉思汗西征路线，也是大篷车课堂的草原路线。从阿尔泰地区向西经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土库曼斯坦，途径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这些天方夜谭的故事发生地。这些草原王国不仅承载着游牧文化，还承载着中原文化。元代的道人丘处机从北京出发，越过戈壁，到蒙古高原给成吉思汗讲道。到了蒙古，发现成吉思汗已西征去了中亚。于是，丘处机沿着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经过阿勒泰山、新疆北部、撒马尔罕，最后在阿富汗的大雪山里见到了成吉思汗。

2012年寒假期间，我带清华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去了一趟唐玄奘西天取经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犍陀罗佛教学院遗址。冒着蒙蒙细雨，我和学生们考察了当年唐僧上课、思考、读书、讲经的地方。在玄奘的僧舍内，我在当年的佛龛里点上香火，怀着百倍的虔诚和学生们一道怀念这位东西方文化伟大的传播者和记录者。我们一边思考，一边问自己：唐僧在西天取经学习期间，他讲的是什么语言？是梵语？还是怯卢文？我们从玄奘后来翻译的佛经看，多是用汉字作为梵文的音符。如果要真正理解唐僧带回来的这些佛经，是否需要先将汉字翻译成梵文或者怯卢文，然后再从梵文或者怯卢文去学习和理解佛经？

文化多样的西域是追求人文主义写作的新闻学生极妙的学习和实习场所，为记者们报道跨，文化交流的古今故事提供了不尽的源泉。但是，我也在策划更令人神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大篷车课堂。目前，我正在筹划2013年带学生沿着晋代的法显和尚的海上求法路线，重走最为艰辛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1990年，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从马可·波罗的老家威尼斯启程，乘坐阿曼苏丹借给我们的一条船，沿着马可·波罗和郑和曾经停靠过的二十几个古港口，经过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西域的陆路丝绸之路开始衰落。尤其是中国陶瓷的外销，海上丝绸运输会更方便。海上成长之路还承载着宗教文化的传播。公元八九世纪，伊斯兰教崛起。伊斯兰文化通过两条路线传到中国来：一条是通过中亚沙漠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另一条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人中国。佛教也是通过这两条路线传人中国的，法显就走过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我是新华社对外部的记者，新华社要求我每天发一篇稿子，但我每天的生活补助只有一美元，所以只好在船上吃免费的饭菜，喝盥洗问经过污水处理过的循环的洗脸水。

很多人问我：“李教授，你每年的大篷车课堂经费来自哪里？”我是个学生中心论者，我总是在试图利用海内外各种关系，为学生上好采访写作课，采访到有意义的人物，办好大篷车课堂服务。2009年，我在外交部给发展中国家的媒体领导人讲课，认识了尼泊尔记协主席喜玛尔。我请喜玛尔帮助我安排了大篷车课堂开往喜马拉雅南坡的远征，并安排我们两次到尼泊尔“毛派”领袖普拉昌达家中采访。2009年秋天，我到纽约参加世界创意峰会，一个朋友邀请我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共进晚餐。我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推销了我的“大篷车课堂”。扎尔达里总统听后说：“你带着学生到巴基斯坦来采访。”并安排身后的助手做具体安排。几个月后，他安排我带领我的研究生们去他的老家信德省采访印度河流域的摩加达罗古人类文明遗址。2012年寒假，又邀请我带领20名本科生去巴基斯坦北部采访犍陀罗佛教王国遗址。我们到了扎尔达里家乡的村子，全村几千名村民出来迎接我们。我们的大篷车课堂还专门在清华举办了摄影展“走进人类文化的摇篮”。扎尔达里特地来清华为影展剪彩，并会见了去他老家采访的全体学生。

总而言之，大篷车课堂的基本理念是“学在路上”。这个“学在路上”包括两方面：“读书”和“路上”。走在路上，不仅是坐火车、乘汽车、骑马或骑骆驼，最重要的是引领学生在未来更为艰辛的社会人生路上，能够忍受各种磨难，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坚持人文主义的写作精神。

《写在亚洲边地》收录的作品是李希光教授从过去15年里上过大篷车课自3500多名学生的作业里精心挑选出来的。书很厚重，但回想过去15年一个老师为500多名学生在野外上课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更是沉重。

——陈吉宁，清华大学校长

由李希光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十多年来组织参与的独特课程“走在路上的创意写作”显示了回答“为什么”是多么重要，并且还用一种有想象力的方式来回答。对一代代清华学子来说，“为什么”旅行已经变得与目的地是“什么”一样重要。

——杨明皓（Miles Young），奥美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

李希光老师大篷车课堂上传递的人文精神、独特视角和文字力量，让我在10年后，每年带着清华大学国际新闻硕士生去井冈山、百色、赣州、西柏坡续写这份责任。

——周庆安，清华大学1996级学生，现任清华大学副教授

十多天的行程结束了，很留恋。我知道，我又重新回到了人世，回到了复杂的人世。我想将这两周来的日日夜夜仔细地存放到心中，滤去浮华，留下最纯净、最动人、最真实的东西，供我一生怀念。

——包丽敏，清华大学1996级学生，现任《青年参考》总编辑

背着背包行走在路上，泥土、沙尘、阳光和风雨让我们掌握了生活中最重要的技巧，也帮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更胜一筹。

——陆娅楠，清华大学1999级学生，现任《人民日报》记者

我从亚洲边地的大篷车课堂学到的是，好的新闻应该是在路上看得越来越深、听得越来越深、读得越来越深、想得越来越深、描述得越来越深刻、批评得越来越到位、怀疑得越来越准确。

——郭晓科，清华大学2000级学生，现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