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江的悬疑
柳州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遥远而蛮荒的地方。只因在历史上它收留了一个河东的同乡，因此，我便把柳宗元、柳州和柳江混为一谈，也早已在心中激起凭吊、瞻仰柳公流放之地的愿望而向往。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如愿以偿，并使我思想上的一些主观概，念释然更新。柳州就是柳州，柳宗元的受贬发配于此，只是让柳州更具文化韵味，更加有历史沧桑品相。也因此，柳子厚又被冠以柳柳州之名。确实，柳宗元的到来，也曾使柳州发生了文化意蕴的巨大变化，兴办文教、革除陋俗、更新观念、解放奴婢、推进民生、植树造林，使柳州改变了蛮荒的面貌，也使柳州具有了名誉度和影响力。而柳江水不管在唐以前还是唐以后都还是那样波澜不惊的流淌，只是它在形成和养育了柳州的同时，上帝狡黠的画笔也在柳州市硬是留下了一个历史悬问的象形，使我不能不对柳宗元流放人生深表同情之外又坠入对中国怀才不遇文化的思考。
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怀才不遇的文化。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为首领的改革集团，后被保守势力扼拘。之后改革派首领王叔文等被杀，柳宗元等八名革新人物分别被贬逐边州任司马。而柳宗元流放期间，在艰难困危的境遇中，以卓越的才华和巨大的努力创作出光辉灿烂的诗文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实怀才不遇的何止柳宗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他说，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入，数不胜数，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能万世流芳。像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僦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人大都终生不能被重用，感情有压抑郁结、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便退隐著书来抒发他们的怨愤。而司马迁本人，则是虽遭腐刑，还隐忍苟活，纯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因而广为收集天下历史传闻，认真考证事实真伪，以究天下之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成《史记》。
不遇之才的文化，最突出的是受贬、发配和逆旅中难以报效朝廷的人的发愤之作，历朝历代不胜枚举。再就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阶级意识碰撞、民族文化融合的重新组合时代，思想开放，文化多元，政治势力争权夺利，文人墨客或隐居游学，或清淡放纵，正好收获创作的空间。最集中的是中华民族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少数民族统治中国，首先是在政治上对汉民族的歧视，在重要岗位、主要职务上都排斥汉人。因此，众多有作为的汉族社会精英只能沦落民间，在文化上做文章。遍览历史，流观九州，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唐诗宋词；无论是元代戏剧，还是明清小说，包括理学宝典、精品美文，很少不是落魄文人、外放官宦之作，特别是成名代表作，大都在流寓时期。
怀才不遇者，是饱学之士要么没有遇到盛世明主、要么是被宫廷弃之而耿耿于怀的人。不管是处于哪一种状态，要证明他是怀才不遇者，必然是在浪迹天涯中有惊世骇俗的文化作品，而这些都是有“才”不“遇”时的力作。而“才”一旦被遇，可能就不再舞文做学问了。因此，不遇之才的文化，是经受了万般苦难或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期为后世的精神奉献。
怀才不遇者，是居庙堂之高而有“才”的人。要么功高盖主，要么标新立异，要么屯聚势力，要么恃才傲物。当然，处江湖之远而有“才”不遇的人，要么是桀骜不驯，要么是行为怪异，要么是曲高和寡，要么干脆就是不愿入仕。作为君主制度的国家，不管是哪一种表现，都是和朝廷规范格格不入的，不要说你还没有展现出你的才能而感到怀才不遇，即使你拥有成就而冲撞既得利益，也要让你成为不遇之才。
封建社会几千年，长期形成的金科玉律、潜行规则，是万万不能触动或冲撞的。何况君王之侧，各等货色的人才比比皆是，不差你几个敢于挑战权威、侍异朝臣、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的大胆士人。哪怕你主观上是赤胆忠心、恃才报国、革故鼎新、施展宏图。皇权呈现的是尊严、是皇族利益和血缘传袭。况如若非，便会成为不遇之才。
什么样的水土，养育什么样的人。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君主制度几千年，长期形成的社会形态、思维方式、处事方法都有别于其他文明古国和社会制度。因此，怀才不遇的文化作为一种现象，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色就是司空见惯的了。
历史上的边州大都接纳过外放官宦，这些流寓之士，在贬配任上，除了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民生解倒悬之苦外，就是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精神产品，不但柳宗元和他当时的边州临居郡守是如此，历朝历代的贬配之士亦如此，于是中国的文化就汇集成恣肆汪洋的怀才不遇的文化。
我这样的理解，不知能否释惑于千古疑问的柳江，也不知能否把柳江之水在柳州市旋转的问号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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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即将退休时，便开始匆匆忙忙选编——《满目青山》这本书，这是为了总结我在职场时期的写作，也是为了寻筑退休生活的积淀。于是，在忙乎完收场工作——主编出版了《太原经济笔谭》、《晋阳宝翰》之后，又编印了书法专集，在报纸上刊发了书法专版等。加上落日的辉煌——在退休前后的一年里，还承担着组织上给安排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农村“两委”换届督导以及学习讨论落实活动的督导等，忙忙乎乎，就快到年底了，这本书方付梓刊印。
我写过一些散文随笔，但都是花里乎稍、哗众取宠。真正有一点味道，应该是2009年以后。因为那是一个节点。那一年，我的工作有所变动。变动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组织上既不找我谈话、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上了常委会。上常委会是正常的程序，但对于忠诚于党的事业、热衷于文化工作的我，分管领导遮遮掩掩、主要领导意气用事，这就使我格外的不舒服并有伤自尊。加之，以前我的一些同事，有的小肚鸡肠，有的见风使舵，又使我感到世态的炎凉。因此，在工作变动之后，养心静气之余，便开始写作了《赤桥怀古》、 《潮州随想》、 《柳江的悬疑》和《历史的纠结》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试图从古人的遭遇中挖掘历史、从历史中挖掘人文、从人文中挖掘文化价值，以期平衡自己的心里，一味地想表现自己的不含糊。
时间到了201 2年。这一年市里换届。全国普遍喜欢实行“一刀切”，我的年龄又进入“七留八不留”，便被一纸空文免去职务。虽然没有退休，但成为裸身职员。这时，我的心里比较平静，原因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在职场里谋生，一问年龄，肯定我受尊重——因为自己年龄确实不小了。因此，时间的推移不仅消磨了自己以前耿挚的脾气，而且平添了自己现在的平和心理。于是，便写出《悟对古人》、《关于李娜》、《体味远情》、《大漠隐士》、《留给世界的背影》、《精神家园的随想》和《精神海拔的集萃》等文章。这些文章按说都是对人生、对真善美、对精神家园的回味和体量，也应该是我当时的胸怀和境界的反映。
甲午之年，是我的本命年，元辰五逢、驽马十驾，我该退休了。退休制度是国家的统一规定，人人皆知，我也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心里也很平静。只不过从去年开始我就回顾思考自己这一生，在职场上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在工作中的涡旋起伏、曲折蹉跎，在人际关系网下的变化莫测、委曲求全。因此，就有了《回望山水》、《满目青山》（本书序的内容）、《书写韶华》、《正月：我与短信的那点事》和《同行惜缘》等文章。当然，也有一些乡愁之类的文章，比如：《记得住乡愁》、《文化风景需坚守》、《市有书香可清心》、《关于旧城改造》，以及我对我们村的怀想——《光韵璀璨——历史深处走来的西杜》。另外，我一辈子从事的是宣传文化方面的工作，因此，也有一些剧评之类的文章，还有就是一些人物小传，都是文化界的人士。我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角度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仰和垂慕。
我的这些文章，都属于散文随笔之类的样式，之所以是散文随笔，那么行文就比较直白，很少有对话和描写，叙述也不突出，因此，就比较情绪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这样，一方面反映了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我为人的缺陷和为文的不成熟。好在文章的内容大多都是歌颂真、善、美的，不然就摊下大事了，特别是在当下这个道德失范、价值迷茫的时代。
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难免一味地追求物质所有，物欲横溢，就成为时代的特点。我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在传经布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化思考，这就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所以，这些文章，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时代名人，无论是文化现象、还是社会事件，无论是个人忧喜，还是乡曲乡音，都免不了要作文化的思考和挖掘，试图概括和提炼民族精神的纯粹和历史传统的优美。于是，这就成了我撰写这些文章的主题和追求。比如说：《柳江的悬疑》是对怀才不遇文化的解读；《赤桥怀古》是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一种挖掘；而《关于李娜》则是对一代歌女最终皈隐的剖析；《同行惜缘》是说明要用责任和感恩的心对待人生，珍惜人生的每一个驿站和伴旅的缘份；《回望山水》是说明人生如演戏，是对人生山水历程的眷恋；《光韵璀璨》则是对一个古老村庄的历史长度就是中华民族历史长度的叙述。
另外，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原因，也由于面临退休和思想嬗变的原因，怀古忆旧便成为这些文章的又一个特点。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其实是讲，到了这个年龄段，人们的思想就该独立了，职场演出的就该谢幕了，练功打拳的就该收功了，孤旅远游的也该告老还乡了。于是，无论是人物、事件的记叙，还是社会现象的解析；无论是借景述情，还是乡愁描述，多多少少都带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的情感，也都属于怀古忆旧的范畴。
我是一个职业的上班族。几十年兢兢业业身心投入，按说有多少干不完、干不好的工作，也有多少写不完和工作有关系的文章。但是，我又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除了工作，业余时间或者节假日，总愿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写一些东西，搞一些所谓的创作。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半路出家，也由于没有什么底功，因此写出来的东西总是磕磕绊绊。不过熟能生巧，加上年龄这个优势，所以，发表出来的文章思想性还比较强，语言也比较老辣，因此，仍有一定的读者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在退休之年，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编辑成册，付印出版，也算是对我不成功人生的一种反衬，对职场沦落的一种弥补，对退休后的生活也许能增添一些姿彩——以利于提高自信。这可能也是我一贯爱出风头、容易自我喧哗、想出人头地的一种表现。无论如何，出书立说总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阅读的基础，也是当今社会所提倡、所鼓励的事情。因此，在出书过程中，荣幸地受到吕芮红先生、李广洁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何赵云同志、太原市委宣传部的严志宏同志、焦育英同志、杨永胜同志都给予了大量的人文关怀和精神鼓励，并且做了大量的编务和协调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吴国荣
2014年12月
按天干地支计算，过完我的第五个本命年，就是甲子一轮回。今年是马年，我该退休了。退休是有道理的，人生到此年龄，社会需要新陈代谢，人体需要调节保养，这是规律。虽想表现靓丽而染黑花发、镶上假牙，但再怎样，哪比得上青年男女的青春和活力，此时只有人生的风景不同罢了。回望山水，是咀嚼酸甜苦辣的经历，是消解坎坎坷坷的纠结，是淡化世俗虚荣的诱惑，是享受风霜雪雨之后的天伦之乐。这种人生精神的转折，是回味、是提炼、是升华。
六十年，对历史长河来讲是一瞬间，但对文化的兴衰来讲，则是一个轮回。在这个轮回中，我们收藏过“文革”前文化原生态的记忆，目睹过“文革”十年文化凋零的气焰，经历过“文革”后文化反思、徘徊、发展的曲折。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体系完整，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特色、内涵放之四海皆辉煌，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自然、人体和社会相和谐。小时候，春节期间，我曾追随着父辈、兄长写对联、贴对联、架旺火、点炮竹。到宗祠里祭祖，到族亲家里拜年，在春节期间还要走亲戚，给长辈们磕头挣压岁钱。无形中这些都在幼小的心灵里树立了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概念。清明时节，祭祖上坟是主题。那一天，全族的大人小孩，成群结队，先到总族的坟地祭奠，然后到分族的坟地祭奠，然后又到自家祖先的坟地祭奠。从天刚放亮开始一直快到了中午才完成这些程序仪式，累倒是很累，但是仍然有孩子们的乐趣。比如说，踏青折柳、寻花问蝶；比如说，祭奠之后的分祭品、享受野餐。当然还有族长、大人拜念碑石上祖先的功德、生卒记载，虽然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懵懵懂懂，但从小熏陶出的记忆，都维系了家族的认知、族系的团结和村民的和谐。除此之外，还有中秋节、重阳节、元宵节等。在这些节庆活动中，都充满着传统文化的气息，履行着传统文化的程序，载荷着传统文化的知识，传承着传统文化的血脉。“文革”中，这些传统作为“四旧”都砸烂了。作为物质的该拆的拆了，该砸的砸了，该卖的卖了，该烧的烧了……作为非物质的该抛弃的抛弃了，该简化的简化了，该弃之不用的反而以所谓的洋、怪、新来代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在十年乃至几十年里处于否定破坏、不伦不类的徘徊中。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他还指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这些都说明中央高层领导在全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实践中，在有识之士的文化自觉、文化自醒的推动下的远见卓识。而我们这一代肩负着文化的守先传后的神圣职责，对于“文革”之后的信仰缺乏、道德失范、价值迷茫、诚信滑坡的精神危机，我们有责任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群策群力，矜奋自强，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六十年，对于社会发展来说不算很长，但是对于社会制度的对比和变革，则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成长于60年代和70年代，履职工作在8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见证了社会的嬗变，感受到不同体制的优劣，体会到创新的可贵，参与了改革的伟大实践。正因为我们成长于60年代和70年代，所以，我们经历了“一大二公”的扼制，我们深受计划经济的束缚。同时，我们大多数都有知青插队和回乡劳动的经历。特别是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以及计划经济的体制在显示了特定阶段的优越性之后，已经是弊端百出。不仅是严重影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表现出来的是物资困乏、生活资料奇缺、劳动报酬低下。有些知青和回乡青年都当过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干部，深切体会到计划经济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分崩离析的程度。给集体干活偷懒、磨洋工；集体的财产能偷的偷、能拿的拿；谁都是集体的主人，谁都不为集体负责；而计划经济的“一平二调”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不管是知青也好，还是回乡青年也好，即使怀抱满腔热忱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即使是一块不锈钢也打不成几根铁钉。企业对于人的生产、生活和劳动报酬要稍好一点，但那是因为用国有资产来作抵垫。只有到80年代，严格来说应该是90年代开始成型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建立了市场经济新体系后，才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落后体制带来的各种问题。只有真正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人类智慧结晶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才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先进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我们这一代人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呼吁者、推动者、实践者。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过人生的困惑、有过理想的狂热，有过挫折的冷静，有过计划经济的困顿，有过各种社会制度的体会，也有过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比对，自然而然改革开放就成为我们的期盼、我们的追求和我们的实践。何况这三十多年正是我们人生的青春年华。
六十年，对于人生来讲是一个重要的、珍贵的阶段，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总有一些特殊的难以忘怀的时期，同时也是形成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熔炉。不言而喻，我们成长于困难时期，不仅是生理的困难时期，也包括精神的痛苦时期。也就是说不仅是生活在贫穷困苦的农村，而且还生活在迷茫困惑的“文革”阶段。我成长的农村也曾生活过北京插队青年。前几年，到北京出差，晚上去看我们村的一个北京知青，他是1950年生人，到他家，他爱人也在，同是我们村附近的北插。他们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老朋友相见就聊起当年在农村的生活。我给他儿子说，你父亲当年在村里干活，早上跟上赶车把式先装粪，装好粪后，手里拿一个自己蒸的馒头，拿一根葱，坐在车后边，一边走一边吃，到了地里就卸粪。送完一车，再装再卸。口渴了，回到村里，用瓢在水缸里舀上一瓢水就喝。那水是啥水呀？那是雨季下的雨水，从各家各户流到巷里，巷里堆放着牛粪和垃圾，然后又冲到井里，然后沉淀发酵后就成了饮用的水。孩子问，能喝吗？答：能。又问：不生病吗？答：不。其实干旱的北方，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而知青跟上车把式送粪这还是照顾性的活计，还比较自在。像收麦打场、掰玉茭穗、刨玉茭杆、铲粪打墙，这些有多少劲能出多大力的活，确实在广阔的天地里从北京来的知青是难以忍受的。还有冰天雪地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的活、发洪着火抢险救灾的活、扛麻袋送公粮的活，这种接受再教育的方式，实在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历练。还有过年了，过节了，有的开始升学了、参军了、招工了。知青们这样逐次地离开，对于留守的都是心理上的刺激和撞击，都是精神上的冶炼和提纯。其实，知青和当代的回乡青年，精神上的苦难还不只是这些，辽阔的天地和渺小的个体、遥远的农村和孤独的只影、迷茫的未来和困窘的现实、人生的理想和简单劳动的矛盾都构存在一个个十七八岁年轻人的身上。这种生命中的苦难和痛苦，不仅是躯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病理感受，而且蕴涵着精神的发育、意志的磨炼、魂魄的淬火、青春的摔打、命运的颠簸，是人生意义的舒展、生命价值超越的仪式。苦难是人生的导师，饥寒是理想主义的酵母，贫穷是知识追求的驱动力。那个时代铸造的青年的理想、刚毅、坚韧、节俭、敬畏、同情等生命意志，正融入国家性格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崛起途中的精神气质和物质动力，成为复苏的或创新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应该说由这一代人为代表或由这一代人承先启后构筑和编织起“中国梦”，由这一代人为代表或由这一代人承先启后担负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按孔夫子的说法，六十而耳顺。但是现在人的寿命长了，基因在起变化，何况我们成长过程的智慧升华也不能和两千多年以前的古人相比，权且以六十而知天命以判明。知天命者，就是对浮华虚荣的认知，对世事沧桑的认知，对身后眼前的认知。我在我的同事帮助下自撰一联，工整不工整、立意高不高还有待琢磨，但基本能表达我的心境，能概括我的道白：元辰五逢渐知命，驽马十驾犹邻德，再加个横批：满目青山。
是为序。
《满目青山》以史喻今，以事灼理，以景察世，以情布德，既钤印着深远的历史钩稽，又洋溢着饱满的时代精神；既跳荡着强韧的民族魂魄，又充盈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作者吴国荣无论是溯史叙事，抑或忆往怀人，都以主体情感的投入为引掖，以时代精神的召唤为旨向，都是一种浓酽的乡土情愫和深笃的责任意识，都是一种对“真”的发掘、对“善”的凝聚和对“美”的追逐，也都浸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张扬着强烈的使命感，显示着明晰的在场性，于不经意间为每篇散文都铸入了风骨与灵魂。
这是一个走过六十多年的老者对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感悟。
岁月漫长，人生苦短，怎样在有限的人生里谱写一篇篇美丽的华章，让自己走过的道路能够留下点点滴滴呢？《满目青山》这本书将会是你好的引路者。
本书是一个散文集，收集了近40篇作者吴国荣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对各种事物、文化、思想感悟的文章，是作者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人生的回味、提炼和升华的精髓。每篇文章都有着独到的见解，独特的认知，文笔优美，读来让人感受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