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牵动着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命运。近年来，中国的领导层不断强调，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之后，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上，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中国今后20年的城镇化发展又将如何？

《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背后的故事)》一书中，作者汤姆·米勒以一位长期旅居中国的西方记者身份，从各个层面对中国若干年来城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产生的一系列严峻而突出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观察与思考。

本书条理清晰， 内容详实、论据充分，所关注的问题，尽与民生相关：土地制度、户籍改革、城市房价、国内消费…… 这一切，都是当今中国人无可回避的话题。

该书原版一经问世，便引来众多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包括《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周刊在内的多家媒体竞相报道。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中国十亿城民》中，汤姆·米勒笔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面貌吧！

中国，这个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国度，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热潮。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伴随着城市挖掘机的轰鸣声，一座座新兴城镇拔地而起。在这30年中，中国的大小城市已容纳了五亿新增居民。到2030年时，这个数字将达到十亿，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

中国，早已启动了全面城镇化进程的“和谐号”快车，其承载的是亿万中国人的希望之梦，以及说不尽、道不完的个中故事。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它打破了城乡二元化的平静，在勾起了人们欲望的同时，也强迫着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远离土地，到城市去寻觅自己的生机。这些城市移民者们的生存之路，与中国不断深入的城镇化发展一样，走得并不平坦。

汤姆·米勒所著的《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背后的故事)》结合国内外媒体报道和新近研究成果，以一个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在城镇化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未能从中获取充分的经济及社会回报，进行了冷静、理性地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务必要寻找到更健康、更具有包容性，也更持久的城市发展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并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致谢

引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第一章 挥汗如雨——中国的城市建设者

第二章 绿卡炼狱——改革户口制度

第三章 田厂对决——土地之争

第四章 建设狂潮——农田里的浇筑

第五章 沙漠鬼城——中国式造城

第六章 十亿钱袋——中国新兴城民之买与不买

结语：城市文明

参考文献

隆冬或初春时节的一个或两个星期——这取决于农历新年的具体日子，中国的城市停摆了。建筑工程停了下来，商店和餐馆关门歇业，工厂的大门紧锁。大多数城里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平日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几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直至人家因为回家过年而消失了踪影。然而，如果没有了这些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员，现代中国的城镇则几乎无法存在。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几乎未进过学堂，但正是这些男男女女，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在北京的大街上卖水果的陈芳艳，就是一个典型的进城务工人员。陈芳艳的父母于20世纪90年代初把她这个小女儿留在河南农村的老家，双双来到北京城打工。与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一样，陈芳艳只能在春节期间才能看见自己的父母。“每次父母返城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开心，但也没有特别不开心。”她老老实实地说道，“毕竟，我们无能为力——他们也是为了谋生。”2004年，她一完成学业，就跟着父母来到了首都。目前，她在北京生活了八年，足以被外人当成是城市女孩了。不过，陈芳艳那一头略显蓬乱、被染成褐色的头发依旧显示出她是一个外来者——在时髦的本地人身上，很难看到如此不修边幅的打扮。

陈芳艳和她的丈夫在北京东北角一栋低矮的砖砌房子里租了一个单间。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被本地人称作城中村——随着城市的扩张，在首都，估计有600个曾经的农村社区消失了。仅仅10年前，这个村子还有农民在种植蔬菜。后来，市政府征购了这一片土地进行开发，给村民的补偿是一大笔钱和城市户口，这让村民们有了在城市里合法永久居住的权利。村民们用这笔钱购买了现代化的公寓楼房，然后把自己原来的旧房子出租给进城的外来务工人员。现在，拥挤的街道上随处可以听见河南和安徽两地的方言，因为向北京输送务工人员最多的就是这两个省份。这个村子显得肮脏、拥挤、破旧，上空飘散着一阵阵散发着恶臭的水汽。不过，树上依然有鸟儿在歌唱，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嬉戏，气氛显得很友善。据估计，在北京的700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300万人生活在这样的城中村里。

村里的砖房被隔成狭窄的小间，以每个月500多元的价格出租给外来务工的家庭。在陈芳艳15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台电视机、一个电饭煲和一台洗衣机——这些物品与你在相对富足的农村家庭里看到的几无两样。这个“城市家庭”还多了一台廉价的电脑，陈芳艳就是用它在互联网上搜到了一台二手电冰箱。其他的奢侈品则很难看到：陈旧的铁架床上铺着肮脏的床单，横穿房间的一根铁丝上挂着洗好的衣服，墙壁上的电线裸露在外。煤炉上连接着一根热水管，但是到了冬天，整个房间依旧冰冷刺骨。几大箱的水果被堆放在靠墙的地方。

每天凌晨两点钟，陈芳艳的丈夫都会开着他那辆小货车，赶往位于北京城另一端的一个大型食品批发市场。然后，他会开着车回到家里，睡上一两个小时的觉，之后再次出门干活。每天，陈芳艳都会来到大街上，在她那辆堆满了水果的三轮车旁边站上十余个小时。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所从事的都是比较艰苦的活计，而陈芳艳还经常遭受城管人员的恶言恶语。2010年水果生意很好做，赚的钱有五万多元。不过，陈芳艳和她丈夫在2011年却不得不和上涨的物价拼命，因为那一年的食品通胀率超过了10％。“批发价真的很高，但人们又不喜欢购买价格很高的水果。”陈芳艳感叹着说，“我们尽量把赚到的钱都存起来，但每天都感到压力很大，担心入不敷出。你从我丈夫的脸上就能看得出来——他总是一副疲惫不堪、压力巨大的样子。”

与很多来自农村的人一样，陈芳艳和她的丈夫对独生子女政策置若罔闻。他们生了两个男孩。在城市里养孩子很艰难，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要努力争取，才能在公立学校获得一席之地。陈芳艳的小儿子在北京郊区一所专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开办的寄宿制学校上学，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们每天要忙着干活赚钱，哪有时间管孩子。”陈芳艳说道。她的大儿子已经回河南读中学，因为他在那里才能够免费读书，小儿子不久也将和他哥哥一样。他们将在老家跟祖父一起生活。祖父也曾在北京住过，但在检查出肺结核后，就只好回老家了。作为一个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的外来务工人员，他根本无法负担在城市里的各种治疗费用。

对陈芳艳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城市里的生活艰辛而且不公，冷漠而且不舒心。他们大多没有社会保险，还要随时担心城管人员会断掉自己的生路。陈芳艳和北京本地人基本没有来往，除了在他们找她买一袋苹果或是买一盒草莓的时候。这很典型：外来务工人员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无论社交还是居住，都在自己的圈子里。然而，跟城里大多数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陈芳艳和她的丈夫抱定决心不再回河南的农村老家。陈芳艳说，他们将在城市里一直住下去，并等待着两个儿子的加入。“因为我们穷，当地人看不起我们。”她说道，“但我们决不再回去种地——毕竟有两个孩子要供养!”

中国出现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镇的现象，只有30年的历史。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一直受到严格控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基在农村地区，而它的目标则是在城镇实现工业化。城市一向被当作重工业的中心区域，保障城市的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需要严格限制农民的流入。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员流动。但这一行为在1958年随着户籍登记制度的颁布而停了下来。事实证明，户口制度在社会管理方面行之有效，但其初衷也正是为了阻止人们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就应该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城里的工人生产粮食，而不是去城里跟工人抢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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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而城的旅程，正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向全球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十亿，占全球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中国十亿城民的生活状态将决定着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中国城镇化最为显著的奇迹莫过于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它一度昏昏欲睡，显得与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机勃勃格格不入。如今，这座差强人意的沿江港口城市正经历着举世瞩目的转型。在过去的十年间，几百座高层住宅楼从这座城市的红壤深处拔地而起，一座座崭新的桥梁凌空飞跨于浑浊的江水之上。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堪比香港的城市天际线。然而，其盖楼的狂热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走进重庆，就好像走进了大型建筑工地。在这座城市的北郊，一台台推土机将草木繁盛的小山包和水草丰美的深沟幽谷改造为平地，以满足地产商对于土地永无止境的渴求。机场边上，一队队建筑工人正在单轨铁道上铺设路轨，使之最终接通九条线路。在市中心的老城区，旧房拆除者正手执铁镐对着肮脏破旧的贫民窟猛敲狠砸。

重庆一直被错误地当作世界最大之城。实际上，它是一座偏远的省级城市，面积比苏格兰略大一点，常住人口为2 800万。其1／4的人口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快速扩张，为正在急剧涌入的新兴城市人口的衣食住行提供条件。到2020年，规划者估计该市的主城区人口总量将高达1 200万。在重庆市的城市规划中心里，一座中心城区的模型展示着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以及点缀着绿地的豪华住宅楼。其中附带的文字性说明雄心勃勃地宣称，将有6座大型城市、25座小型城市和495座城镇环绕着位于中心部位的超大城市，其势头有如“众星拱月”。当地政府如此目光开阔地看待自己的城市发展，“一个崭新的重庆将横空出世”。

面对如此炫目的发展，人们很容易忽略眼前的贫困。城市化过程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来自于偏远农村的，工作在建筑工地、服务于大小餐馆以及在按摩房从事皮肉生意的数百万流动人口依旧贫穷潦倒。来自大都市周边偏僻郊县的城市新兴人口勉力维生。就在城市中心区的不远处，人行道上满是黏糊糊的餐厨垃圾，瘦骨嶙峋的男子正在兜售盗版光盘；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排列成行的妇女操作着缝纫机，一个个挥汗如雨；露天的用工市场上，成群结队的外来务工人员正在等待雇主。在长江边的青苔石阶上，上身赤裸的老汉用竹棒挑着装满货物的沉甸甸的竹筐，他们小腿的肌肉像棒球一样凸起。与坐在富丽堂皇的酒吧中呷着鸡尾酒的富商一样，赫赫有名的“棒棒军”同为重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组成部分。

重庆的领导者希望有更多的农村人口移居到这座大城市及其辖区内的各大城镇。他们相信，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大幅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他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重庆市城镇的人口数量将从2010年时的1 000万增加到2020年的2 000万。如此直接的促进城市化的做法颇为新鲜：过去50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一直有意识地控制人口流动的步伐，部分原因是担心城市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移民涌入。重庆的计划跟国家政策的变化不谋而合：2011年至2015年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进一步城镇化，并支持建设特大型城市。李克强总理一直表示，他将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加快城镇化步伐。不过，决策者们玩的是一场高风险游戏：强制推行城镇化可以大幅提高几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极大地加剧城市的贫困状态。

即便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支持态度，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也正在变得难以预料。2011年，国家迈过了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城镇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城镇的中国人的数量增至6．91亿，城镇化比例超过了51％。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分别在1851年和1920年成为城市化国家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富裕经济体。不过，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却令人费解。1980年，全国只有不到2亿的人口居住在城镇。3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5个亿——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

……

第三，中国必须让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生活。这可能是最艰巨的挑战。发展城镇消费型经济需要将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的城镇居民——无论其是否出生在城镇，并创造数以亿计的工作机会。中国城镇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主要源于低收入的外来人员进入城市，而其增长的城镇人口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形成能称为“消费者”的新兴中产阶级。

如果中国领导人让城镇化过程步入正轨，那么他们也许能成功地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依赖投资和制造业转变为依赖更大规模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城里人更富裕，消费能力远比他们农村的亲戚强。如果外来人员能够成为货真价实的消费者，那么，他们将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恒久的基石。如果中国的城镇化过程走错了路，那么，这个国家未来20年都将伴随中等收入者的潦倒而萎靡不振，其城镇当中也将遍布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当前，近1／3的城镇居民未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如果不进行改革，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2。

总之，中央政府必须以更多地承担财政改革担子的方式，为各级地方政府分担财政压力。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究竟是继续发展、停滞不前，还是毁于领导者手中，将取决于政府如何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持。如果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步入正轨，它将超越美国，并奠定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否则，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也很容易沦为世界最大的城镇底层人口聚居区。那样的话，将是一场灾难。

由农而城的历程如同文明一样古老。表示“文明”的英文单词civilization来源于表示“市民”的拉丁文，而这个拉丁文单词原本的意思就是“城市”和“市民”。至少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往往被定义为文明历程，即便这样的历程艰难而漫长。在英语国家中，最有名的迁徙故事当数迪克·惠廷顿的传奇经历，讲的是一个贫穷的乡下孩子来到伦敦实现发财梦的故事。刚到伦敦时，他大失所望，因为他一直以为伦敦遍地黄金。又冷又饿之下，他找了一份厨房洗碗工的活儿，居住在老鼠横行的地下室。不过，迪克找到了一条路子，即用他唯一的财产——猫咪进行融资，并很快变成了富人(而且三次担任大名鼎鼎的伦敦市长)。故事结尾时，迪克赫然发现，这座城市其实很文明：满街都是耀眼的光芒。

在当今的中国，数百万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民会发现，自己和迪克·惠廷顿旅途之初的经历感受相似。从农村迁移进城可能会淘到巨额财富，远甚于在田间地头刨土块所获得的收成，可一旦离开土地的保障，也就意味着要在城市里面临一生的艰辛。城市有2亿多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居住在破旧的房子里，从事着艰苦的体力活儿。与故事里的男孩一样，外来务工人员也有一样极具价值的资产：土地。但中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法意味着，农民只能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实际价值的很小部分。这也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进城务工人员绝大多数只能以贫困的方式开始自己的城市生活，加上歧视性的户口制度雪上加霜，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生活犹如二等公民。

在城市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很不舒坦，既不平等也无保障。然而，进城所获得的经济回报仍旧远高于在家务农。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并持续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这是公认的大前提，那么，哪怕没有户籍制度改革，仍旧会有大批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将生活着10亿人口。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但发现遍地黄金的人数绝对不可能有很多。

中国的城市在2030年时具有怎样的面貌，将取决于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愿意放弃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并作出必要的改变，以追求更健康的城市化进程。目前，生活在城市里的1／3的人口并没有得到平等对待。如果中国不着手将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资格同他们的户口身份剥离，那么，一无所有的城市居民所占的比例将会继续增加。到2030年，中国有近5亿城市居民将成为事实上的且数量庞大的社会底层，既没有像样的住房，也无法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恰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发现的那样，如此阴暗的社会场景将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意味着某些变革已经无法避免。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是否具有处理根本问题的政治意愿。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担纲的新一届政府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

迄今为止，这样的改革大多在地方层面运行。几个省市所进行的试验性土地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尽管它们对于改革会带来的某些危险明确表示了担忧。不过，重庆和成都意在通过弱化户口限制和强化农村土地权的方式来打破城乡分野的种种努力，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虽然也有证据表明存在着强制转户和非法掠地等行为。这样的实验是改革路上必不可少的阶段，哪怕其结果有些不尽如人意。问题的关键是要认真观察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

成都和重庆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益的进展。允许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来自城镇的买家，这是在整合城乡土地市场方面迈出的微小但重要的一步。农民可以用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担保进行抵押，这有助于释放蛰伏在土地之中的部分价值。然而，农民个人仍旧不能将他耕作的土地用于出售，因为他没有出售的权力。城里人可以完全享有财产权，而农民却只能捆绑于村集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很明显，村集体已经无法保护农民，使他们免遭不良地方官和村干部的侵害。唯一合乎逻辑的改革轨迹将是赋予农民个人更多的土地权利。

经过两年时间的沉默，中央政府再次开始讨论户口改革这一话题。国务院于2012年2月就户口政策所发布的公告是一份极度保守的文件，告诫各城市动作不要太快。不过，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再将户口身份同就业、培训和入学等权利进行挂钩的规定，暗示了未来改革的方向。到2030年，决策者应该实现目标，向所有城市居民赋予完全的社会保障，并像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那样，将户口制度改变为简单的家庭登记制度。各地的户口制度改革已经放慢进度，且属于零敲碎打式。不过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已经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其父母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社会福利体系。

最鼓舞人心的社会新政当属近年来的一项全国性计划。该计划将修建数百万套价格优惠的公共住房，或称社会保障性住房。这一计划有可能改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但之前已有证据表明，大多数新建住房将落入城市原住民之手，不具有本地城镇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很难得到这样的住房。随着各级城市的政府将数千个困扰城市的城中村夷为平地，他们必须代之以外来务工人员能够负担得起的出租房。迄今为止，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催生出那些制约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大面积溃疡性贫民窟，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拉家带口进入城市，这样的人群开始在城市生根发芽，中国的城市将不得不努力避免这样的梦魇。尽管投资者担心中国住房过剩，但当前的问题却是住房短缺。目前，超过2亿的进城务工人员还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随着城市越来越繁荣，这些人应该搬出城中村，住进社会保障性住房。

然而，优惠性住房也不是灵丹妙药。像重庆这样的城市虽然制定了大胆的城镇化政策，但在把数百万毫无或少有城市生存技能的农民一股脑儿迁进城的时候，还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长期性进城务工人员懂得城市的生存之道，但很多农民则不得不奋力为生。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住进了大房子，却找不到活儿干，只能靠福利为生。这样的黯淡前景同样令西方社会大伤脑筋：美国有毒品泛滥社区“计划”、英国有下层市政房产、法国有衰败的郊区。但中国的决策者还没有给予社会坏疽足够的关注，这样的社会坏疽可以感染到公共住房内的弱势社会群体，而那些存在社会歧视和就业不足的地方则更是如此。中国强调的是以现代公寓楼取代破旧住房。可如果管理不善的话，这种本就仓促修建，偏又住进心灰意冷的前农民的高楼，也许很快就会轰然倒塌。

还有更急迫的问题，那就是，资金捉襟见肘的城市去哪里找这么多钱来新建住房？更别说将数百万农民融进城市生活所需的巨额资金了。如果像重庆这样雄心勃勃的户口改革政策推广开至全国，财政压力将更为紧迫。当前，地方政府依赖卖地行为来填补财政短缺，但这绝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的耕地面积终究有限，谁也不能保证地价会飞速上涨至填满地方财政的地步。中国务必审视城市扩张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尤其这些城市还要无一例外地容纳数百万辆私家车。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足够的土地让每家每户都拥有轿车。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继续增长，中国务必要学会高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高度集中的城市里为人们提供生活空间。

如果地方政府不再依靠出卖土地来支撑快要散架的地方财政，那么它们哪有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呢？答案是中央财政必须合理承担所需的资金份额。地方政府目前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包括80％的基础性医疗和教育开支。因为由地方收上来的税收大部分进入了中央财政，所以地方政府大都要经过努力才能完成各自的财政职责。相比之下，中央政府财源滚滚。逐渐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资金的短缺，而是怎样把它分配给合适的地方与合适的人群。那意味着有必要改革功能失调的财政制度，让中央政府负责更多的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开支。

以上诸项改革全都重大、艰难且充满痛苦。任何改革均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10年内执政的新一届政府具有更多的勇气。否则，中国将变成巨人般的拉美国家：口袋里财力雄厚，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但城市里充斥着众多的贫民窟，根深蒂崮的社会分界线使之溃烂、腐朽。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所需要的各项改革，以确保国家的经济增长引擎一直轰鸣向前。现在到了该作出更多改革的时刻。事实是，中国的城市在此之前增加了5亿人口而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巨大的成功。但现有的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如果中国的城市真要接纳10亿人口——全世界人口的1／8啊，那么，它的领导人务必要探寻更健康，更具有包容性，最终更具有持续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

中国近年惊人的城市化进程是复杂的，其所取得的成就也颇为人所误解，米勒在此拨开迷雾，讲述了一个不同于大众媒体所报道的发人深省的中国故事。研究广泛、洞察深刻、紧跟时代，无疑使这本书脱颖而出。光是书名，就让想了解中国的人无法拒绝。

——陈金永 华盛顿人学

《中围十亿城民》论证充分、描述生动，其在此时诞生正如一场及时雨降临。中国领导人将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上做出重大决定。

——麦杰斯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中国人几千年来，被绑在土地上，或者就被绑在各种户籍上，只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才有了真正自由流动的可能。每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市，都需要更多自由空间来维持长久的可持续发展。解除户口羁绊，并且给新增城市人口平等和人性的城市待遇，这样的话题，对政府、对全社会而言，都是任重道远，却势在必行的。《中国十亿城民》一书中，老外可以看到，中国人更应该切实做到。

——颜强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