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晚年文章自选集，如与老友青灯对晤，不温不火，微言大义。以古今之人事浇灌胸中，以“学把文章写短”的文体革命普及史学。不深刻认识昨天，就无法清醒面对今天。《大托铺的笑话》展现从“走向世界丛书”到《念楼学短》，从出版名家到文史大家的钟叔河先生。

《大托铺的笑话》收入史学家钟叔河先生晚年短文四十九篇，以及附录《我编书，我写书》。从庙堂到江湖，从四库全书到角先生，书中探古察今，无论谈事、说人、论书，皆蕴含丰富史料、有趣掌故、名人逸事，轻松带你了解古代的官场政治、市井风情、百姓生活，甚至涵盖市场行情，间插文字训诂，还有对地方风土、民俗风情的考据，俨然一部社会文化评论集，让人欲罢不能。正如钟叔河在《大托铺的笑话》中说：“生而为人，生而为读书人，总不能不关怀人文，总不能不关怀社会。自己写书也好，编书也好，总得要体现出这种思想，并且要为此承担责任。”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老一辈治学者之热切关怀，与独特的治学之道。

豫陕川行感慨深

郭嵩焘和严复

卖书人和读书人

暮色中的起飞

忆妓与忆民

李鸿章的诗

大托铺的笑话

一片二片三四片

溃堤以后

湖南的官

旧时花价

上供和还愿

陈后主和晋惠帝

改字诗

文人之苛

学与商

民意和士气

太行山故事

古人写书房

九里松题字

人之将死

写铭旌

此亦人子

囊萤映雪

卧碑

佟国舅讲文艺

挽口和挽手

五人之墓

不在不通之列

角先生及其他

盛世修史

官多不做事

晚清警监

清朝的官俸

书吏与长官

童心童趣

刘麻子的笔记

文章的长短

洗马

平上去入

一树梨花压海棠

神童读经

助哭

说倒提

也谈四库全书

奉正朔

二百一十六年后平反

恬笔伦纸

鸳鸯牒

附：我编书，我写书

上海的城隍庙仍然有名，城隍老爷的名声则想必不如从前，因为他下台实在很久了。但我知道，古时的城隍神，乃是阴间掌正印的地方官，和阳世上的州县大老爷一样为民父母，权威是大得很的。老百姓们事神亦犹事官，少不得要供奉，尤其是在需要求福或者避祸的时候。

所供奉的第一当然是钱，烧冥锭纸钞还比较好办，不像对活的老爷们得送硬通货，还得藏着掖着，不仅费力，更得费心。

居第二位的便是吃，这也是表现诚意决不可少的。泥塑金身无法上酒店进包厢，只好将猪头三牲供献到香案上去。城隍老爷手下，还有办事的判官，执行的鬼役，都必须打点。小时曾在本县城隍庙附近呆过，每天尤其是初一、十五，总见庙里供桌上堆着各色供品，有整鹅、整鸡、猪头、方肉，还有馒头、包子，以及各色糕点和水果，似乎按神的职位大小各有等差，都得照规矩办。

供品在神们享用以后如何处理，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近看褚人获《坚瓠秘集》，卷四记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明朝末年苏州有个俞胖子食量惊人，把父母遗产吃完了，便用最后四两银子在城隍庙里租下一尊“皂隶”(城隍神左右的鬼役，服色同戏台上老爷问案时站在两旁吆喝的“红黑帽子”差不多)，每天去取那里的一份供品，代为咀嚼消化。但俞胖子的肚皮太大，一尊皂隶的供品还吃不够，亲族们只得再集资四两，为他又“包”下一尊，这才能“充然果腹”。这样一直吃到明灭清兴，顺治初年俞胖子死后，亲族们将两尊皂隶转租给别人，为他置办了衣衾棺木安葬。

这下我才明白，原来过去庙里的供品，是可以由人出钱“承包”了拿去吃，而且这承包权还可以转让的。皂隶的地位，不过等于如今一名法警，一尊即可收包银四两，以此类推，全庙此项收入必然可观，庙祝们笑纳之馀，恐怕还得上缴一部分也说不定。

中国本土没有产生过正经的宗教，老百姓敬神的行为却非常普及。城隍神之上还有东岳、南岳、玉皇大帝，之下则有土地和灶君。土地亦犹今之社区主任，灶君则深入各家各户，简直无处不在，等于家家都有一个治安员照看着。老百姓按时按刻“敬”这些神，并不是因为对他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接受了他们的统治，不得不常常“表示表示”，买一个平安。如果不是想要灶君“上天言好事”，那香甜的扯麻糖又怎么会在腊月二十三供到灶头上去呢。

到庙里去敬神则更郑重一些。城隍庙属于常规，此外则想发财敬财神，怕起火敬火神，求子孙就敬送子娘娘。至于求雨敬龙王，驱疫敬药王，则知府知县也得斋戒沐浴为民祈福。反正所有敬神的都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有所求才来敬，敬时必“许愿”，即承诺比猪头三牲更多的好处，或挂幛上匾，或演戏三天，直至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如宋公明对九天玄女娘娘所保证的。当然“还愿”的条件是神得应人之所求，“有求必应”的神便是最灵的神，那神庙的香火必更旺，供品亦必更多。

这种以许愿还愿、有求必应为特征的敬神，也就是人神之间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人们这样做，或是为了祈求，或是为了报答，总之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决非信仰。行之既久，像逢年过节提了礼品往领导家里去一样，就习惯成为自然了。

既然是一种应酬和交易的关系，自然不会有发自内心的敬，更不会有真挚的爱。这便是中国人缺少真正宗教感情的原因，虽然在磕头磕到发昏时也可能产生一时的幻觉和狂热。城隍庙里香火再旺，鸡豚再多，玄奘所述曲女城会场和梁启超笔下西敏寺院中的空气无论如何不会出现。

正因为如此，所以鉴真东渡、达摩面壁一类坚苦卓绝的行为，只能在外来宗教的信徒中才能见到。而白莲教众喝了符水打冲锋，头几个一倒随即作鸟兽散，或做顺民，或当土匪，约翰·巴尔、胡斯和贞德式的殉教者，在神州大地上亦难出现。

听说现在许多地方的庙宇又修起来了，只要有庙，就会有人烧香，上供还愿的一定不会少，但不知供品都折成人民币没有？如仍为食物，则冰箱易满，保存为难，还能够再招几个俞胖子来承包么？

P46-P49

应向继东兄之约，从历年作文中选得四十八篇，成此小集，仍循例以一篇名作为集名，就叫《大托铺的笑话》。

大托铺是长沙南郊的老地名，笑话笑的也是路旁酒肆中向壁题诗的陈年旧事，想不到却触犯了一位公馀喜吟七言四句的“副省级”。他怒气冲冲地批判我道：“自己划过右派，对待传统的古典诗词，却轻视，鄙夷，左得不能更左……”

“副省级”是读书时的老熟人，不过云泥暌隔，早就生分了。八十年代我在岳麓书社上班，有次他忽然不耻下问，来问他们几个搞的一本旧体诗能否由岳麓印行。我一时忘了“级别”，仍以从前开玩笑的口气答云：“可惜岳麓只能印古人的诗、死人的诗。”话一出口，他即默然不再做声，我自知唐突，但驷不及舌，亦属无法。

《大托铺的笑话》是在十年之后写的，此时建国前“参加”的人包括我和他均已离休，我早就不记得这回事了，他好像也已转移兴趣，开始去研究“西方来的马克思”。谁知他在《文汇报》上读到这则笑话，仍怒从心起，要来批判。批判文章《文汇报》不登，又寄《同舟共进》；《同舟共进》又不登，便面交湖南某报最高主管某主席。某主席也是从前的老熟人，但是官做得更大，乃正省级，将其批给了编副刊的向继东，并有“钟叔河的文章确令人气愤”等语，意思是必须予以批判。下面我就引用向兄九八年发表的《先行者并不孤独》中一段话，作为第三方的叙述：

“认识钟叔河先生是从一篇批评他的文字开始的。不久前，我谋职的那家报纸副刊收到一篇指摘钟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我觉得那种批评至少是缺乏理性的，但此文经一位要人转至编辑案头，且有总编的签字，不发是不行的。于是辗转找来钟先生的电话，我问他要不要看看此文。钟先生说： ‘没有看的必要，你们觉得可发就发吧。’后来他读到此文，我说你可以反批评。他却说：‘我还有别的事正忙着呢。’”

其实我当时还讲了这样几句：“我不仅不反对你们发，而且很赞成你们发。马克吐温不是说过，若是觉得谁的文章荒谬不通，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发表出来，广为传播么？”

事隔多年，人也走了，但这个比“大托铺的笑语”还好笑的笑话不写出来让大家都笑一笑，实在可惜。好在向兄两度“作为编辑”，当可证明这笑话乃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就是我原来不“反批评”现在却来旧事重提的缘故了。

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和科学，中国之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是我四十年来一贯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又认为，为了快步走向明天，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

——钟叔河

当年，钱钟书先生在序钟叔河《走向世界》中曾说：“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并说“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其实，钟先生短文更是独树一帜，少有匹敌者。

——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