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昀燕编著的这本《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深度专访十六位曾与杨德昌共事的电影人——小野、吴念真、柯一正、余为彦、舒国治、杜笃之、廖庆松、陈博文、张惠恭、鸿鸿、陈以文、王维明、陈骏霖、金燕玲、张震、柯宇纶。他们涵盖了制片、导演、编剧、录音师、剪辑师、摄影师、演员等多重身份。他们或是以友人的立场发声,或是从师徒的关系出发,抑或循着个人的专业提出见解,情理交织,全面回顾了杨德昌的创作生涯,多侧面、立体式地还原了这位电影哲人及其作品。藉由这些所网罗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藉由这些走过台湾新电影的资深电影人对那段相濡以沫的美好时光的追忆、缅怀与思索,揭开了台湾电影史上异常动人的一页,为热爱台湾电影的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录,也为读者亲近杨德昌电影作品独辟了一条非凡的蹊径。
书中附有“杨式电影”台北场景地图、大量私人珍贵照片、杨导原创手绘手稿及杨德昌作品年表,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杨德昌电影乃至台湾电影的重要参考资料。
王昀燕编著的《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是一本对曾与台湾地区著名电影导演杨德昌共事的电影人的深度专访录。访谈对象包括台湾著名电影人小野、吴念真、柯一正、余为彦、舒国治、杜笃之、廖庆松、陈博文、张惠恭、鸿鸿、陈以文、王维明、陈骏霖、金燕玲、张震、柯宇纶。内容以杨德昌的电影为主轴,旁及十六位资深影人的从影小史,与其从各自专业出发而对电影的看法。
全书借由口述历史,深入台湾电影的创作现场,多侧面、立体式地还原了一位电影哲人的形象及其电影作品,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录。这些原始素材,一方面可作为大众亲近杨德昌作品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台湾电影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侯孝贤、杨德昌、小野同属外省客家人,当年,小野的双亲为了寻求工作机会,径自来台谋发展,较1949年的大迁徙来得更早,原以为工作个几年便要回去了,没想到一落脚就是一辈子。小野说,他们的童年是很荒凉的,一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呈现的那个世界。
将届三十岁之际,他自文学界跨足电影圈,应明骥之邀进入“中影”制片企划部,未久,在因缘巧合之下,与战友吴念真共同企划了《光阴的故事》,随即将台湾电影带人一个新的战场。往后数年间,他立志在“中影”内部当一只始祖鸟,信誓旦旦地说,空气很坏,那就再开一扇窗。
小野曾将在“中影”就职期间遭逢的人事变革逐一写下,先后集结成《一个运动的开始》、《白鸽物语》,如今,这两本书已成为当代人回溯台湾新电影的重要参考史料。在小野的札记里,不时可见他真情流露,为了革新,流下或困挫或悲愤的男儿泪。
吴念真在为《一个运动的开始》所撰述的序言中提到,进“中影”后,总是不断地想故事、写故事,然而这些故事终因上级一次又一次“缓拍”的决议而不见天日。上班的日子令人颓丧并且死心,他最常跟小野说的一句话是:“管他去死啊!”有时,发现小野不在位置上,隔了一两个小时,待他回来,问他上哪儿,他总说:“去马杀鸡。”往往得要再隔一阵子,他才会吐露实情:“刚才我下楼去和老板单独谈了……x×案准备做了”,“Xx导演的条件,老板终于接受了”。
相较于吴念真,小野硬是把火气给吞了,甘愿居中斡旋,就为了促成这些拍摄案。当年,《海滩的一天》筹拍阶段,杨德昌因坚持外聘杜可风作为摄影师,一度与“中影”僵持不下,双方谈判险些破局,为了此事,小野几乎全然瘫痪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有过如此疲乏至想呕吐的感觉,完全不能动弹。”尽管在人前,他依旧保持着微笑,绅士般的微笑。幸而后来事情总算在双方的承诺与让步之下圆满解决了。
“为达目的,代替其他人吞掉所有的火气,为达目的,压抑自我,展现过人的韧性大概是这个人最让我觉得佩服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这几年的电影乱世之中,开创一个环境,让其他创作者尽力发挥的人比创作者本身更值得鼓掌,小野是值得鼓掌的人之一。”吴念真站在一个同事的立场,提出了他的观察。
后来,小野与杨德昌共同编剧《恐怖分子》,同时身兼本片执行制片,《恐怖分子》虽为杨德昌摘下首座金马奖最佳影片奖杯,却也让小野气力用罄,决定往后不再与杨德昌彼此纠缠。
小野说,《恐怖分子》到了筹备后期,杨德昌又说他不做了,两人起了冲突,小野便写了封信骂他,说他再不拍就没机会了。杨德昌也回了他一封长信,说他想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且保证这部片很快就能拍完,事实证明,后来他一拍拍了五年。最后杨德昌仍是在被小野架着脖子的情况下,开拍了《恐怖分子》。
采访当天,一见面,小野就掏出当年杨德昌写给他的这封长信,署名给“李远同志”,洋洋洒洒数张信纸,爬满了杨德昌清丽的字迹,试图冷静理性地向对方禀明己身撩乱的心事、坚决的信仰。“我搬家搬很多次,一封信要留二三十年不太容易。”小野说,这封信很珍贵,日后他想捐献出去。随后,他又取出《白鸽物语》,说,库存所剩不多,他特地托人拿来这本打算赠我。
这个形容自己幼年荒凉,青年时期又一脚踩人“国片”泥淖,一肩扛起“延续‘国片’命脉”之重责大任的长辈,一路走来,始终拥有一颗温厚而热诚的心。前些日子,他为了支持台湾年轻一代导演拍戏,搏命演出,顶着患有高血压的花甲之躯,在烈日下,吊钢丝吊了十多次,从不喊苦,孰料回家后全身发烫发软,足足躺了一天,压根不能动弹。他说,过去便是用这番拼搏的精神处理许多事情,方能成功突围。
“为了台湾电影的未来,拼啦!”现在的他依然充满了斗志。
P16-17
“我都没办成,你办得成吗?”
文——林文淇(《放映周报》总编辑、“中央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
不久前,我都喊她小燕的王昀燕告诉我,她要出版一本关于杨德昌导演的访问集。我听到后惊讶不已。我好奇地问她,这是“国艺会”还是“文建会”的补助案吗?还是哪个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她说都不是,只是她自己起心动念,想要在杨德昌导演六十五岁冥诞之日为他出这本书。
我没有告诉小燕,当时我脑中浮出张艺谋《有话好好说》里一个疯狂的画面:砍人计划失败的姜文,在一个窄窄的通道里,对着失去理性拿菜刀要砍人的李保田说:“这事你办不成,知道吗!我都没办成,你办得成吗?”
我不是怀疑小燕的能力。过去几年她在《放映周报》做过无数次的电影人专访,她也与我共同编辑出版了《台湾电影的声音:放映周报VS。台湾影人》访问精选集,获得很大的好评。她对电影观察敏锐,文字兼具理性与感性,绝对是国内电影访问报道的最佳好手。
只是,杨德昌毕竟是杨德昌。何况,杨德昌拍第一部电影《光阴的故事》那一年,她刚出生!十二年前,我与沈晓茵、李振亚二位合作出版《戏恋人生:侯孝贤电影研究》,是当时第一本侯孝贤的论文集。当时我心想,下一年该做杨德昌导演的书。至今生肖都轮过一回了,杨德昌导演也已经不幸辞世,我这位在大学任教的台湾电影学者仍一事无成。“我都没办成,你办得成吗?”
不过,小燕她真的办成了!只凭着她自己所说的“一股天真的冲动”,在身为自由撰稿人、生活已经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她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就说服时周文化出版社,邀请到曾与杨德昌共事过的十六位重要电影人,忍受无数失眠赶稿的夜,还取得许多杨德昌珍贵的照片等资料,独立完成了这本弥足珍贵的《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在这本访问集里,透过王昀燕精心准备的问题,十六位电影人不仅回顾他们所记得的杨德昌,也回顾他们自己的电影之路,以及他们与杨德昌共事的经验与这个经验对他们带来的影响。
因此,这本访问集不仅是感念杨德昌导演开创台湾地区新电影历史,在他逝世五周年时,代表台湾对他所献上的敬意;它也是在台湾地区新电影三十周年纪念的这一年,透过杨德昌电影如何被发想、编写、设计与执行,为台湾地区新电影共同参与推动的电影人留下珍贵的口述历史,并从实际制作面为“台湾新电影美学”提供了具体而微的阐释。
台湾地区在杨德昌导演过世后五年才有这一本专书出版,实在愧对他在台湾地区电影史上所做的贡献。这个早该做的事,过去五年,台湾的“国家电影资料馆”没有做,台湾的“大学”教授没有做,反而是由一位被台湾恶质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只能领22K月薪的年轻人,自己认为该做就去做了。我们何其惭愧。
“中央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很高兴能够协力参与本书的出版。
小燕,谢谢你!谢谢你做了一件台湾地区早该为杨德昌导演做的事。这本书,将是在天上的杨德昌导演,收到来自台湾地区最好的生日礼物。
焦雄屏《台湾地区著名电影制片人,电影学者、影评家)
杨德昌是世界电影的殿堂级人物,他代表了台湾电影的巅峰,对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电影语言进行拆解的手法,通过电影对心灵透彻的剖析,已经超出电影的范畴。
贾樟柯(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者)
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
【法】让-米歇尔·付东(世界著名影评人、电影史研究专家、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前主编)
如果抛开地域因素不谈,我们几乎可以说杨德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在他的手中,拍电影的艺术实践变成一种对社会变革清醒而复杂的认识手段。
【美】马丁·斯科塞斯(世界电影基金会主席)
杨德吕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震慑人心的美,不论是光影、色彩、人物,活动,还足人周围的城市生活,都能在他的镜头中互相协调配合。
【日】佐藤忠男(当代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现任日本电影学校校长)
杨德吕的另类之处,在于他创造出了不仅台湾地区罕见、而且除日本外整个亚洲都前所未见的西方化的冷静的知识空间。
吴念真(台湾地区著名电影人)
杨德昌的电影风格,像是跳开一个距离,观察,理解整个社会状态后,做出的综合评述。他在写论文,而非描述。
舒国治(台湾地区著名作家、电影人》
杨德昌是很有革命性的,他可以把台湾电影界的陋习重重地一脚踩下去,不准它们往上滋长,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他愿意自我牺牲,拼下去,也敢于去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