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耶鲁后来才知道，他邂逅的这个人就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很快就以“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称号扬名四海。耶鲁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劳伦斯假装对美国人的圣地旅行感兴趣，只是为了耍弄他们，他早就知道，他们的故事只是幌子。
事实上，威廉·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代理人，他们来到巴勒斯坦的秘密任务是寻找石油。遵照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的命令，他们在此前的3个月扮作有闲阶级的少爷——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花花公子——加入了圣地旅游团。他们打着这个幌子，悄悄从旅游团溜走，沿着死海发掘，并在朱迪亚山麓地带进行地质勘探。
但如果花花公子的招牌故事在他们早期的漫游中还说得通，因为至少朱迪亚有古代遗址，死海在《圣经》里是个重要地点——他们转向孤独凄凉的贝尔谢巴之后，就显得很可疑了。耶鲁和麦戈文的最终目标是贝尔谢巴东南方约20英里处沙漠中的一座荒凉的岩石山丘——克恩纳布。考虑到这个目的地，花花公子的幌子就显得很可笑了。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的招牌故事可信度越来越低，美国人才没有在前一夜进入贝尔谢巴。石油勘探家们接近村庄的时候得知，村内有三个英国人。他们一心要逃避与英国人的会面和有可能遭遇的尴尬问题，于是决定在沙漠中扎营，次日拂晓时溜进贝尔谢巴，快速地收集继续旅行所需的给养，然后在被发现之前就溜之大吉。缓缓移动的坎辛风显然让他们的计划泡汤了，耶鲁在早上等待沙暴平息的时候就很担心．在贝尔谢巴的英国人得知他们的沙漠营地并前来拜访只是时间问题。果然，三个英国人骑着骆驼出现的时候，他的担忧成了事实。
但耶鲁当时有所不知的是，他的伪装隐蔽全都是徒劳，而英国人貌似即兴而来的拜访其实是早有准备。两天前，劳伦斯和他在考古探险队的同事们就收到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电报，得知有美国石油勘探家在这一地区活动。劳伦斯等人被派到贝尔谢巴，就是为了拦截耶鲁和麦戈文，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
如果说让一个考古勘探队来承担这样的任务有些奇怪的话，是因为这背后另有缘由。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帐篷内另一个穿便服的人，是一位很有地位的考古学家——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确是在寻找圣经时代遗址，但这个项目只是英国军方主持的一个更为敏感和复杂的秘密行动的幌子而已。奥斯曼政府官员肯定知道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在寻漠的勘察活动，毕竟是他们批准了这些活动，但他们不知道，此刻有五个英国军事勘察组打着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旗号，正散布在沙漠里，悄无声息地绘制奥斯曼帝国西南边疆的地图。负责指挥此次秘密行动的就是拜访美国人营地的那个穿军服的人，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斯图尔特·弗朗西斯·纽科姆上尉。
所以，在贝尔谢巴村外发生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虚张声势的游戏，英国人在努力搜寻对方伪装背后的真相，同时维持着自己的伪装。
在这个1月中旬，怀揣秘密在圣地漫游的年轻外国人还不止劳伦斯和耶鲁两个。在贝尔谢巴以北60英里处的耶路撒冷城，一个名叫库尔特·普吕弗的33岁的德国学者也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普吕弗相貌平平，看上去颇为乏味无趣。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德国人只有五英尺九英寸高，肩膀很窄、坡度很大，有点发褐色的金发很稀薄，瘦削的脸庞十分普通，没有任何显著特征，是那种很容易消失在人群中的大众脸。普吕弗不仅貌不惊人，声音也很低调。他说话时永远是用轻轻细柔的低语，就好像他一辈子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但其实是因为他幼年的一次喉部手术失败，损伤了他的声带。这个年轻的德国学者身材不高，声音又很轻柔，很多人会以为他是个娘娘腔。如果他们知道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关于埃及的皮影戏的渊博研究，说不定更要嘲笑他。1914年1月中旬，普吕弗在耶路撒冷等待一位朋友——一位有一定声望的巴伐利亚风景画家的到来，计划和他一道乘坐豪华三角帆船，去尼罗河上游观光。
但就像聚集在贝尔谢巴村外帐篷内的人一样，库尔特·普吕弗博士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前几年里，他一直担任德国驻开罗大使馆的东方文化秘书。这个职位与他的相貌和仪态都很相配。东方文化秘书远离高级外交官的决策筹划，负责不引人注目地密切关注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暗流，保持低调，并向国内报告。在这个岗位上，普吕弗在开罗的生活就是无止境的社交活动，接连不断地与埃及最知名的记者、商人和政治家们会见、饮茶、欢宴。
他的社交圈也包括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德国在和英国竞争，力图争夺在该地区的影响，所以普吕弗也暗中结交了形形色色的希望将英国人赶出家园的埃及异见分子：民族主义者、保王党人、宗教狂热分子。这位精通阿拉伯语和其他六七种语言的德国东方文化秘书在1911年乔装打扮为贝都因人，奔走于埃及和叙利亚各地，在各部落间煽动反英情绪。次年，他尝试招募埃及圣战者去支援在利比亚的阿拉伯兄弟，以抵抗侵略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
在这些努力中，库尔特·普吕弗最终违反了自己的位置所要求的首要铁律：保持低调。在埃及的英国秘密警察注意到了他的颠覆煽动活动，悄悄地编纂了篇幅很长的关于这位东方文化秘书的档案，并等待时机来使用这份档案。他们最终采取措施之后，普吕弗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强忍了一番屈辱之后，他于1913年末辞去了德国外交部门的工作。随后，他于次年1月来到了耶路撒冷。 P12-14
如果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是战争面貌的描绘者，那斯科特·安德森就是劳伦斯面貌的再塑者。安德森将劳伦斯与漫游在阿拉伯战区的其他冒险家和间谍并置，精彩地再现了现代中东的形成过程。这本书的研究角度新颖独特，文字也同样异彩纷呈，令我完全置身其中，仿佛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主题的书籍一般，这当真是一种深刻的、扣人心弦的阅读体验。
——塞巴斯蒂安·容格，《纽约时报》畅销书《战争》与《完美风暴》的作者
这本书在完美展现劳伦斯这一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同时，对不知名的德国和美国特工（他们几乎和劳伦斯一样古怪）的描绘同样令人满意，这些丰富立体而又颇具启发性的形象描摹，着实让人惊艳不已。这些人对我们所知世界的塑造施加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能够阅读到他们的故事，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安德森既是一位文笔优美的作家，也是一位顽强执着的研究者，更曾目睹过与自己在档案中发掘出的行径类似的匪夷所思而又毫无顾忌的恐怖事件。正因为此，即使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残暴行为，他也能呈现得相当有说服力。相信这本壮阔的史诗，能让热爱20世纪大历史的人享受到涅槃般的极乐。
——汤姆·赖斯，普利策奖得主，《黑伯爵》和《东方学家》的作者
《阿拉伯的劳伦斯》实在是一本令人惊叹的杰作，它敏锐而又准确地捕捉了20世纪初处于分娩镇痛之中的中东宏伟壮阔的历史，将那时的蛮勇及超现实感描绘得淋漓尽致。安德森运用最高水平的戏剧叙述手法，为劳伦斯这一在战争和政治中均永垂青史的伟大人物创作出不可磨灭的肖像。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仿佛出自格雷厄姆·格林小说的人物，共同演绎出这部极其生动并意义深远的历史，真正不可多得。
——道格·斯坦顿，《纽约时报》畅销书《身处险境》和《骑兵》的作者
不得不承认，《阿拉伯的劳伦斯》确实是通过严谨研究和考证的成果，通篇不仅充满强有力的洞见，更遍布熠熠生辉的细节，波澜壮阔的故事背景下贯穿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人性以及勇气，我在阅读的时候真切体会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一气呵成、引人入胜是对这本书最好的概括，从第一个词开始就让人不忍释手，我将会长久地珍爱这本书。
——康迪斯·米勒德，《纽约时报》畅销书《共和国的命运》和《疑虑之河》的作者
历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够在冒险、密谋，甚至神秘莫测方面与T。E。劳伦斯相提并论。斯科特·安德森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记者，他借助自己对阿拉伯世界的熟悉，通过孜孜不倦的求证，为我们精心重建了劳伦斯的影子国度。安德森用激情洋溢的笔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带领读者共同领略伟大人物劳伦斯如何在一群恶棍和特工的陪衬下，巧妙布局，运筹帷幄，为现代中东这个烂摊子打下基础。这是一部详尽而深刻的历史，铺陈在浩瀚异常的画布之上，拂去故事卷轴的尘埃，扑面而来的便是立于中心的那位神奇诡谲、充满魅力、有深刻缺陷却又令人回味无穷的伟大人物。
——汉普顿·塞兹，《纽约时报》畅销书《地狱恶犬的追踪》的作者
在战争中，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便是如此。例如，协约国既使用“奥斯曼帝国”，也使用“土耳其”这个词。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协约国越来越偏好“土耳其”这个说法，这无疑是在力图让世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协约国的文件中常常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称为奥斯曼叙利亚地区下辖的省份，但英国和法国开始谋划在战后攫取这些地区的时候，就渐渐不用这种说法了。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是，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主要战争盟友——德国，都一直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君士坦丁堡”是这座城市属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名字，拜占庭于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消灭)，尽管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
很多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西方人偏爱的标签——“土耳其”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表明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最恶劣形式被用来为欧洲的(帝国主义的)历史观造势。
这给专门研究西方在该战区的角色的历史学家们(包括我本人)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当然都是基于西方的文献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在清楚明晰和政治敏感二者之间择一；我感到，如果我一直使用“伊斯坦布尔”这种说法，而几乎所有参考文献都说“君士坦丁堡”的话，就会给很多读者造成困惑，因此我选择了“君士坦丁堡”。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在当时并不像一些当代中东历史学家认定的那样泾渭分明。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时的领导层也常常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说法，对“奥斯曼”和“土耳其”这两种说法也会混用(见第一章，杰马勒帕夏的碑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久，只会造成更复杂的问题。正如奥斯曼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路》中承认的那样，“在1914年，要说什么‘奥斯曼政府’或‘奥斯曼内阁’，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因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明确地批驳了‘奥斯曼主义’，打定主意要建设一个为土耳其人所有、为土耳其人服务的政府……”
总而言之，我和本书的主要人物一样，倾向于多多少少地将“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混用，主要是考虑在具体的语境中哪个词更合适；而为了清楚明晰起见，我只用“君士坦丁堡”。
另一个和语言有关的问题是，阿拉伯语名字的音译方法五花八门。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我采纳的是参考文献中最常见的拼写方式，并在所有引文中对其进行标准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采纳的音译是根据埃及阿拉伯方言的发音。例如，穆罕默德·法鲁基的姓氏“法鲁基”在当时的不同文件中有诸如Faruqi、Farogi、Farookee、Faroukhi等不同拼法，我则始终使用Faroki。最显著的例子是，T．E．劳伦斯的主要阿拉伯盟友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被劳伦斯称为Feisal，但其他绝大多数人，包括历史学家，都把他的名字拼写为Faisal。为了避免混乱，我全部使用Faisal这个拼法。
另外，英语的标点使用方法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劳伦斯在写作时使用的标点尤其独树一帜，有人也许会说是违背常理。有的引文中的标点可能会让现代读者感到困惑，于是我全部改用现代标点。我只改了标点，引文中除了使用方括号或省略号的地方之外，对原文没有任何增删。
最后，在劳伦斯在世时，一共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智慧的七柱》。第一版是1922年的手印版，只有八册，被称为“牛津版”：第二版是个修订版，1926年出版，约两百册。今天最容易读到的就是第二版。劳伦斯本人明确指出，牛津版只是个草稿，所以我的引文几乎全部出自1926年版。在少数引用牛津版的引文中，尾注里特别标示了“牛津版”。
20世纪最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史诗之一，阿拉伯起义和争夺中东的秘密较量。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披露此前不为人知的真相。用T。E。劳伦斯的话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是“插曲的插曲”。当时，欧洲的战壕内厮杀正酣，血流成河，西方的参战者很少注意到中东战区。所以，中东的战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小群冒险家和下级军官来塑造的，他们离权力的核心很遥远。库尔特？普吕弗是个文弱的知识分子，在德国驻开罗大使馆工作，他的秘密任务是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伊斯兰圣战。亚伦？亚伦森是一位著名农学家和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赢得了叙利亚的奥斯曼总督的信任。威廉？耶鲁是家道中落的美国豪门后嗣，受雇于标准石油公司。他前往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人弄虚作假，以便获得珍贵的石油开采权。故事的中心是劳伦斯。1914年初，他还是一位考古学家，在叙利亚沙漠中发掘遗址；到1917年，他已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浪漫的角色，与敌人和自己的政府做斗争，为了实现他为阿拉伯人民构想的未来而奋斗。这四个人相互交织的命运——他们实施的计划、参与的战斗、遭遇的背叛，以及他们自己做出的背信弃义行为——折射了沙漠战争的恢宏气度、奸险阴谋和莫大悲剧。普吕弗成了德国在中东的特务头子。亚伦森在巴勒斯坦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犹太人间谍网，但是反犹和庸碌的英国官僚先是对他视而不见，后来又滥用他的组织，给他个人带来了悲剧。耶鲁成了美国在中东的唯一一名情报人员，同时仍然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秘密雇员。神秘莫测的劳伦斯则率领一支阿拉伯大军，缔造传奇，同时还在进行一场秘密战争，反对自己祖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由斯科特·安德森所著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精)》基于多年的原始资料研究，决定性地推翻了史学界关于现代中东形成的诸多旧观念。本书节奏明快生动，人物描绘入木三分，毫不留情地对欧洲殖民主义阴谋造成的破坏进行严厉谴责，精彩地记录了过去的愚蠢如何造成现今的痛苦。
由斯科特·安德森所著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精)》中描写了劳伦斯以气魄发动的长途奔袭亚喀巴、大马士革土耳其守军的英勇事迹，以及他与阿拉伯枭雄费萨尔王子的友谊等诸多历史细节，突出剖析劳伦斯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内心对于英帝国中东政策的反抗与挣扎。为了突出劳伦斯的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壮举，作者还以并行线索叙述两位杰出的美国与德国情报人员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对劳伦斯的衬托。总之，这是一部出色的传记，传主充满魅力，传记本身也文笔优美流畅，情节曲折，而不失真，它是了解一战东线史、英帝国外交政策、中东现代史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