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俞樟华编著的《辛亥日志》以日志体的形式，逐日记录是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是目前海内外第一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反映辛亥革命及其前后历史的著作。该著通过逐日记录辛亥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活动和事件，既可以在新旧交替、中外交流的时空坐标中全方位展现和还原辛亥之年的历史场景，也可以通过剖析辛亥之年“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还可以通过重塑的“历史群像”来抒发我们的缅怀之情，同时也是对辛亥革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一次系统总结与深刻反思。

梅新林、俞樟华编著的《辛亥日志》是海内外第一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系统记录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的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著作。

本书截取历史上发生辛亥革命的辛亥之年为特定研究时段，始于公元1911年元旦，终于辛亥年除夕——相对于阳历而言，往后延伸至公元1912年2月17日；相对于阴历而言，往前延伸至庚戌年十二月初一日。

本书以日志体的著述体例，逐日记录辛亥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活动和事件，根据历史事实与研究需要，适当兼采外国的相关历史事件，分正文条目和按语两部分。按语主要记录历史文献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补充背景材料、介绍人物事迹、评价历史事件的得失和价值等。

前言

1911年1月（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至宣统三年正月初二日）

1911年2月（宣统三年正月初三日至正月三十日）

1911年3月（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至三月初二日）

1911年4月（宣统三年三月初三日至四月初二日）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初三日至五月初四日）

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初五日至六月初五日）

1911年7月（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至闰六月初六日）

1911年8月（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七日至七月初八日）

1911年9月（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至八月初九日）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初十日至九月初十日）

1911年11月（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十日）

1911年12月（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二日）

1912年1月（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1912年2月（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参考文献

1911年1月

1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江苏苏州马车夫抗捐，一律罢工。

上海劝捐在马路上添装地龙头，以便一旦发生火灾可以及时救火。

上海《申报》发表《东三省各界人民代表董之威等上监国摄政王请愿即开国会书》、《资政院议员邵羲提议修改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法案》。

按：1908年8月，清廷在立宪派的要求下，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拟在九年以后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宣统元年九月，各省咨议局同时开幕，立宪派决定以咨议局为阵地，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同年底，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召集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是年十二月初六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第一次请愿运动失败后，接着又先后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请愿运动。在各方面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将九年改为五年，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

黄兴在新加坡芙蓉筹款会议上发表演说，到会者30余人。

2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因在沈阳发现鼠疫病人，由省城警务局、卫生院共同禀请成立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到1月12日初步组成，所址设于小西边门外，为省城独立的防疫机关。下设稽核部、医务部、埋葬部、检诊部、隔离部、消毒部、药料部、捕鼠部、微生物试验部等部门。

按：曹廷杰《防疫刍言及例言序》曰：“宣统二年岁次庚戌九月下旬，黑龙江省西北满洲里地方发现疫症，病毙人口。旋由铁道线延及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处，侵入直隶、山东各界，旁及江省之呼兰、海伦、绥化，吉省之新城、农安、双城、宾州、阿城、长春、五常、榆树、磐石、吉林各府厅州县。报章所登东三省疫毙人数，自去岁九月至今年二月(指宣统三年二月)底止，约计报知及隐匿者已达五六万口之谱。……其直接间接遭受损失者，第就目下(宣统二年二月底——编者)约之，已不下五万金。”(《清史编年》第12卷)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说：“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吉林双城鼠疫大流行，有商人官老祉在哈尔滨染病回家，当夜死亡，不到3天全家4口人皆染病死去。由此从城区蔓延四乡，双城全境皆成疫区。

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学生散发传单，停学罢课，要求速开国会。清廷命学部、各省督抚严行禁止，谕各省晓谕学堂，禁学生干豫政治，聚众要求，违者重治。

邮传部奏准，各省官电于宣统三年正月初一日一律由部接受。

给事中陈庆桂奏，阳春改隶阳江，窒碍孔多，以地势言之，则接壤之地仅十之一，以民情言之，则两处之民，素积不平。请饬督臣派员查核，仍隶肇府，以期相安。下会议政务处议(《宣统政纪实录》卷四五)。

黄兴偕邓泽如等抵达新加坡吉隆坡筹款。

3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英国派兵侵占云南西北边境要地片马。

按：片马镇是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下属的一个镇，位于高黎贡山西坡，西、南、北三面与缅甸克钦邦接壤，东与鲁掌镇相连。“片马”一词来自景颇语，意为“木材堆积的地方”。清朝末年，英国同清政府驻英公使薛福成于1894年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1897年又再次签订《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续议附款》，规定中国和缅甸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并据此认为片马应当归属英属缅甸，但是由于两个条约关于片马地区的内容相互矛盾，于是产生了边界纠纷。1900年2月3日，英军千余人试图占领片马，但是遭到当地土司守备左孝臣的抵抗，左孝臣战死，是为“片马事件”的开始。事件发生后，腾越总兵张松林派部往援，英军撤回缅甸。1905年3月7日，英国驻腾越领事列敦与中方代表腾越关道石鸿韶会勘两地边界，列敦表示承认片马地区中国主权，但提出以1500银元“永租”之，遭到石的拒绝。1910年底，英国派出一支2000人的部队进攻片马。次年1月4日，英军占领片马，但是遭到登埂土司派驻当地的头人勒墨夺扒等人的反抗。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英军方遭到中华民国正规军的抵抗。此后，英国在片马设立官吏进行实际管理，但中国政府一直未予承认。1941年，英国于中国对日抗战陷入困难时期，以关闭滇缅公路为威胁，与中国政府签订了边界换文，将对片马的占领合法化。但是具体界限尚未勘定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缅甸，并入侵云南西部，片马也被占领。1944年5月17日，中国军队收复片马，但在英方压力下，不久又退出。1948年缅甸独立后接管片马。1960年1月28日中、缅在北京签订《中缅边界协定》，中国方面放弃对猛卯三角地的主权，换取缅甸政府同意将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划归中国。6月4日缅方正式将片古岗地区归还中国。  上海《申报》发表《湖北教育代表杨霆垣等陈请资政院修正教育会章程书》。

《大江白话报》改名《大江报》继续出版。胡雨村任总经理，聘詹大悲、何海鸣为正副主笔。

孙中山抵达法国巴黎筹款。

黄兴抵达怡保，与侨领郑螺生相晤于决醒园。应李源水、李孝章等宴请，并发表演说。

P1-4

1911年，以辛亥革命爆发与中华民国建立为标志，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具有划时代意义。在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我们谨以编撰和出版《辛亥日志》一书的方式，激情回望百年之前的灿烂星空，以此作为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特殊纪念。

《辛亥日志》为海内外第一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系统记录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的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著作。本书截取历史上发生辛亥革命的辛亥之年为特定研究时段，始于公元1911年元旦，终于辛亥年除夕——相对于阳历而言，往后延伸至公元1912年2月17日；相对于阴历而言，往前延伸至庚戌年十二月初一日，如此则无论以阳历还是阴历计算，都可构成年份的完整性。然后以日志体的著述体例，逐日记录辛亥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活动和事件，根据历史事实与研究需要，同时适当兼采外国的相关历史事件，分正文条目和按语两部分。按语主要记录历史文献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补充背景材料、介绍人物事迹、评价历史事件的得失和价值等。

百年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论著可谓多矣。《辛亥日志》基于自己独特的学术定位而力图体现以下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一、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

“历史场景”是一个经过历史艺术化和艺术历史化了的合成性概念。“场景”本是指电影、戏剧中的各种场面，由人物活动和背景等构成，同时也泛指生活中特定的情景。一部精彩的电影或戏剧必须有赖于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换言之，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则是决定一部电影或戏剧的精彩与否的关键要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为诸多历史人物尽情挥洒的大舞台，无论如何精彩的“历史剧”，也同样都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历史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因而扎实的历史研究，应该首先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进行历史还原。

近代史研究著名学者刘志琴教授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代序《青史有待垦天荒》中曾提出“借助编年，走进历史场景”的学术理念。同样，日志体在类型归属上也是编年体的一种，但由于日志体的时间节点已从“年”延伸至“月”而重心落在“日”上，所以在史学功能上较之一般的编年体，更能充分展现历史本身的立体性、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更能通过走进“历史场景”实现还原历史的学术宗旨。《辛亥日志》旨在充分注重发挥日志体的固有特长，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逐日重点记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辛亥革命从酝酿、爆发，到成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以及清王朝逐渐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广泛涉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不同层面，以及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的崭新变化，在新旧交替、中外交流的时空坐标中全方位展现和还原辛亥之年的历史场景。

诚然，以日志体还原历史场景，首先应关注时间维度。《辛亥日志》将所收集的诸多为一般史学著作所忽略的史料，按年、月、日三级时间序列著录，若同日中有诸多重要事件发生，则一并予以著录，所以常常在同一日中，相关重要历史事件相继发生，交互影响。另一方面，历史场景也是一种空间呈现，包括特定事件在特定空间、同一事件在不同空间、不同事件在同一空间的不同呈现方式。因此，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并非单纯的时间延续与空间拓展，而是时空维度两相交融的立体呈现与演绎。以1912年元旦(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案例，此日的重大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是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以及各省代表上印绶，大总统盖印，各省代表致词，海陆军代表致颂词。与此相关的重要事件是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15人发布联名通电，欲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通告阳夏清军违约进攻致南京临时政府并各省都督电；袁世凯内阁南北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电袁世凯，请允将国会改在上海开会，因未得袁应允，即发电辞职。地方政府方面的重要活动有浙江省临时省议会成立，当即制定和颁布《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苏都督程德全因病不能视事举庄蕴宽代理都督；湘西军政府成立，推周瑞龙为军政长。至于报刊出版及公益事业则有：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雷鸣远在天津意租界小马路(今民权路)创办《益世》(周刊)；黄世仲等人在上海《申报》刊登倡议，提议为史坚如烈士造铜像、建纪念堂，并封墓树碑；《民国报》发表《北美合众国宣告檄文》；山东全省红十字会改称中国红十字会山东分会。此外，还有叶圣陶是日日记日：“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叶圣陶集》第19卷)，如此等等。在此，我们自然首先聚焦于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由南京延伸到北京、武汉、上海以及其他各地地方政府，由政治延伸到军事、文化、新闻、报刊等各个方面，让读者回归于1912年元旦之日的具体历史场景，在深切体验历史的立体性、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与曲折性中逐步接近于对历史本身的还原。

……

毋庸置疑，在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之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对辛亥革命及其精神与意义达成完全的共识，彼此都有各自不同的“辛亥革命”，但毕竟都共享着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都拥有对辛亥革命的共同记忆和历史共鸣，这是彼此的最大公约数。诚如2010年12月16日台湾地区《旺报》在召开“2010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之际刊登的一篇社论中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与奋斗目标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所同分享、共追求的。60年来，即使民进党执政，也不敢对中山先生加以践踏、排斥。当前两岸已经有了不少共识，我们要继续共同奋斗，以最大的善意、诚意与耐心来化异求同，让两岸‘命运共同体’更紧密、更进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当我们共同面对如何分享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而续写历史的理性思考，最关键的即在于如何让海峡两岸携手全球华人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山精神”，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以及华人共荣的神圣使命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上述由编撰《辛亥日志》所引发的几点思考和感想，同时蕴含着我们对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价值期待。我们之所以选择目志体而编撰《辛亥目志》，一是缘于我们拥有主编《中国学术编年》的经历；二是缘于既有辛亥革命研究中尚无同类著作问世；三是缘于日志体具有不同于其他著述体例的优势与特点。推而广之，假如以此辛亥年为始点而依次向前延伸，借助日志体的独特优势而展开历史还原与重构，那么就可为当今相关的历史研究注入新的学术资源，拓展新的学术空间，呈现新的学术景观。当然，以辩证的眼光来看，日志体须按年、月、目的时间轴线展开著述构架，以正文条目与编者按语的相互配合展开历史叙述，毕竟有诸多局限，至少不能如独立著作那样自由挥洒，此即得失相生、长短互见之谓也。由于研究对象史料繁富，著述时间比较仓促，门外窥堂，偏失固多，祈请方家不啬指教。

梅新林 俞樟华

2011年5月于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