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别的，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有趣的人生。”《特立独行(奥巴马母亲的传奇)》首次揭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白人母亲不为人知的故事。

人人都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一位黑人父亲，却不清楚他的母亲是一位白人女子，而且有着耐人寻味的人生传奇。本传记作者詹妮·斯科特以200多位家人、亲戚、朋友、老师、同事的回忆和资料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女性，奥巴马的母亲，真实而精彩、却始终孤独的一生。

这本书也展示了单身母亲的教育经验。小奥巴马小时候就希望将来成为美国总统，而他生命中唯一始终相伴的，只有母亲，没有父亲。这位母亲是如何做到的？怎样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位美国总统？

本书《特立独行(奥巴马母亲的传奇)》，如副书名所示，为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的传记。

邓纳姆女士于1942年出生，18岁与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男子奥巴马结婚，生下小贝拉克·奥巴马，24岁时随第二任丈夫、印尼学生索托罗移居雅加达，生下女儿玛雅，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雅加达，在独力抚养两个孩子的同时，不间断地学习、深造，成为了一名专门研究印尼手工业的人类学学者，并以她的勤奋、执着、始终炽热的天真理想和专业精神，为第三世界女性争取经济平等这个重大课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95年因癌症去世，那时，奥巴马还没有成为美国总统。

詹妮·斯科特通过200多人（安的父母、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老师、儿女）的回忆和讲述，记录了安这位非凡的女姓不为人知的故事——奥巴马的自传是以父亲而不是母亲为主写的，他后来对此表示遗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独立女性特立独行、因而也格外颠簸的一生。

序言

第一章

 来自大平原的梦

第二章

 西雅图岁月

第三章

 东方一西方

第四章

 爪哇起步

第五章

 入侵者会被吃掉

第六章

 在田野里

第七章

 社群组织

第八章

 基金会

第九章

 逆境求生

第十章

 曼哈顿寒意

第十一章

 回家

尾章

致谢

说明

照片说明

参考书目

夏威夷首府在许多方面给人印象就是南加利福尼亚州在阳光下褪色的肮脏海滨城镇。但开车驶出檀香山市不久，第五十州看上去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帕里高速离开城市后，朝东北穿过科奥劳火山遗迹，通向瓦胡岛的上风海岸。这条路向上攀升数千英尺抵达帕里山口，陡然消失在隧道里，然后又插入凯卢阿海滨城。参差不齐的火山山脊绵延列队于天空下，仿若恐龙的背脊，斜坡缀上了黑色的、涟漪起伏的裙边，从山脊轮廓往下延伸。污渍点点的灰色底部的云朵聚集在山脉的逆风坡，阳光给山坡投上斑驳陆离的亮绿色彩。在一栋房子的前院，我跟斯坦利·安的中学同学玛丽莲·麦克米金·鲍威尔见面了。这栋房子在凯卢阿一条安静的街上。鲍威尔于一九六八年搬到夏威夷，那是在去朝鲜的和平队工作的两年后，斯坦利·安到达夏威夷的八年后。她说，回顾往事，她不敢想象斯坦利·安十七岁就被空运到夏威夷大学校园，而且还是从单色的与外界隔绝的默瑟岛来的，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她说，肯定是极为震撼。

一九六○年夏的夏威夷，跟邓纳姆一家住过的埃尔多拉多、庞卡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很少有相同之处。作为一个州，它还是一个新生儿，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才被联邦所接纳。把所有岛屿包括在内，夏威夷在太平洋有两千四百英里大，人口却不足六十五万。白人占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日裔美国人的数量比白人多。几乎每五人中有一人是夏威夷人或半个夏威夷人。这里有菲律宾人、朝鲜人、中国人和一万三千的“另类”，不到百分之零点一的人被划分为黑人。这个地方以具有宽容精神而骄傲。除了房地产清单上偶尔坚持“不要外族人或白人”，或只要“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之外，居民们把夏威夷看作同化实验室和和睦共处的楷模。该州沉浸在多元化的美景中，有一段时间，很有一副前途无量的架势。

夏威夷也处在经济腾飞的边缘上。喷气式飞机减少了飞越太平洋的时间。来访者的费用支出在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间增长至五倍，首次超过糖和菠萝的产值。房屋贷款的总价值增长了四倍，银行的分行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到一九六七年，檀香山市在申请建筑执照上的位次仅次于纽约、洛杉矶、休斯敦和芝加哥。《太平洋的天堂》——一本用高光纸印刷的杂志发表文章着重描述独木舟比赛、穆穆袍，而且，奥林匹克游泳冠军杜克·卡哈那莫库，这位把冲浪运动推而广之的人，为房地产公司、银行、搬迁仓储业、装修业和铺地板业做了大量广告。对一个妻子在银行业兢兢业业工作，女儿面临上大学，而自己在家具销售业上已做不下去的推销员来说，夏威夷的前景可观。由于夏威夷大学每学期的学费只要八十五美元，一九六○年秋季招生的人数一下增加了百分之十三。头一次，新生人数达到两千人。斯坦利·安就是其中一个。一九六○年九月，她作为新生来到学校，很快就放弃了她的第一个名字。从那以后，斯坦利就只是安。

第一眼看过去，一九六○年的夏威夷大学似乎不适合一个头脑聪明、离经叛道、带有扭曲幽默感、喜欢冷爵士乐的人。这是一所政府赠与地的、安静的外省学校，坐落在郁郁葱葱的热带马诺阿谷、檀香山城的东边和科奥劳山脉的底部。这个山谷以彩虹而闻名，当吹过瓦胡岛迎风海岸的季风刮向山脉，在山谷的另一端山坡降下雨水时，彩虹就形成了。学生报纸《夏威夷之音》忙于记录每一场选美比赛、女学生联谊会承诺周和舞会皇后比赛。学校每月的校历上都有一个男女同校学校的佳丽特辑，穿着热带风情的服装，又不失为端庄娴雅。(“她爱好水上运动，喜欢游泳、冲浪和滑水。她的另一个兴趣是草裙舞。”)在家政系，课程设置包括“服饰和个人仪表审美”。每年有学生主办的卡帕拉帕拉民族选美大赛，既有泳装赛，也有正装赛，选出七名决胜者，代表七个民族。“夏威夷大学过去是很好的晚会学校。”出生在毛伊岛的华裔美国人佩克·赞恩是一九五○年代的本科生，他告诉我说，“我们参加过示威游行，但基本上很保守。人们会说‘别惹事’。这是一种东方人的态度——不要让家人蒙羞。”当然，破例也还是有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当詹姆斯·梅雷迪斯因种族原因被密西西比大学拒绝录取时，马诺阿校园的五百名师生举行集会，抗议如此对待他，政治事务俱乐部向密西西比大学发了一份决议。“联邦最新成立的州——一个致力于种族平等原则的州，我们这个州的学生，对因是否让黑人进其州立大学的问题而蔓延在密西西比州的无节制的仇视情绪表示痛苦。”决议开头这样写道。P52-54

我是一个肯尼亚黑人男子和一个堪萨斯州白种女人的儿子。

——贝拉克·奥巴马，二○○八年三月十八日

照片上有那个儿子，但我的眼睛却被母亲牢牢地吸引住了。第一眼就叫人吃惊——那个敦敦实实、肤色白皙的女人，穿着一双结实的凉拖，比左边那位柔韧轻盈的黑皮肤男人靠前了半步，端端正正地立着。他那松紧带式的身材昭示着极强的自律，甚至是清心寡欲。她的体型则肉鼓鼓的，那是多年前对口腹之欲和天生命定丢盔卸甲的结果。他在取景器里带有一种刻意的漫不经心，一个穿卡其裤的平面服装模特儿，闲适自在得很。她在镜头里抬着头，穿着深蓝色的手工织品，一只银色耳坠半掩在瀑布般的黑发里。她的下巴比大部分人抬得高。他的右手轻轻搁在她的肩膀上。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七八年八月，曼哈顿的一个屋顶上，二十年后寄到了我的邮箱里。照片既给我们启示，也带来困惑。这个男人是二十六岁的贝拉克·奥巴马，芝加哥的一名社区领导，正在走访纽约。这个女人是斯坦利·安·邓纳姆，他的母亲。要说没有被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强烈震撼，是不可能的。她早已被顺手就便地贴上了一个标签：堪萨斯的白种女人——在那个时刻不对这个老套提出疑问，也是不可能的。

总统母亲的情况被过度简单化了。在奥巴马生平的压缩版本里，她是一位堪萨斯州的白人母亲，跟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父亲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她是吃玉米长大的，是白面包，跟肯尼亚搭不上一点儿边。在《我父亲的梦想》，那段让奥巴马政治生涯一路上升的回忆录里，她是一个腼腆的小镇姑娘，迷恋上了才华横溢、魅力四射、喧宾夺主的非洲男人。在下一章里，她是一个天真的理想派、纯真的海外派。在奥巴马的总统竞选里，她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单身母亲、领食品券的人，是偏离正轨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在她生命流逝之际，曾哀求过保险公司替她买单。在超市小报和因特网的异想天开的报道里，她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花儿嬉皮士、一个母亲——“抛弃”自己的儿子，或是骗得夏威夷州给她在肯尼亚生的儿子出具出生证，以防万一——哪天他要是想当总统了呢。

所有这些都不符合照片里的朴实形象。

收到照片几个月后，我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有关邓纳姆的文章，这是大选期间《纽约时报》刊登的有关奥巴马参议员的系列传记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作为新闻报道太长，作为传记又太短，但读过的人都被她的故事所打动，有人说他们都流泪了。结果，我受邀写一部关于邓纳姆的书，花了两年半对她进行追踪调查。我开车翻越堪萨斯州燧石山，来到大萧条期间她父母长大的、昔日的石油新兴城镇。我在夏威夷呆了数星期，她曾在那里十七岁怀孕，十八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再婚。我两度去印度尼西亚，她曾把六岁的儿子带到那里去过。孩子十岁时，她把他独自一人送回到夏威夷她父母身边。我拜访了爪哇岛尘土飞扬的村庄，她当时作为年轻的人类学学者，曾为有关农民铁匠业的博士论文在那里做过田野调查。我与雅加达玻璃大厦里的银行家打过交道。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因对小额贷款的研究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早在此二十年前，邓纳姆就已经在从事世界上最大的自力更生的商业小额信贷工作。我彻底搜寻了残破的实地笔记，几箱私人和工作文件、写给朋友的信件、相册、曼哈顿中城区福特基金会的档案及邓纳姆花了十五年写成的上千页论文。我采访了几乎二百个她的同事、朋友、教授、雇主、熟人和亲戚，包括她的两个孩子。没有他们的慷慨相助，我是写不成这本书的。

把邓纳姆描绘成堪萨斯州的白种女人，就跟把她儿子描绘成爱打高尔夫的政客一样不靠谱。这个标签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段异乎寻常的故事——一个取了男性名字的女孩，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越南战争和避孕药之前的年代里长大，在二十多个州从法律上反对异族通婚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非洲人。二十四岁时，她带着儿子移居雅加达，当时的雅加达正处在血腥屠杀的时期，相信有成千上万的印尼人遭到杀戮。她成年后的一半时间都住在这个几乎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地方，一个古老、复杂的文化里，一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她在村庄里工作多年，那里，一个未婚的西方女人是稀罕物。她沉浸在对一种神圣手艺的研究中，而这种手艺长期以来只有男人才配拥有。她作为职业妇女，更主要的是，作为单身母亲，带大了两个混血孩子。她喜爱自己的孩子，尤其相信她的儿子非池中之物。照奥巴马开玩笑的说法，她把他培养成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莫罕达斯·甘地和哈里·贝拉方特的混合体，却在五十二岁离世，对他将会成为什么人，将会做什么，已无从得知。

邓纳姆活着的话，到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她六十六岁。这一天是贝拉克·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四十四任总统的日子。

邓纳姆是一个特立独行、叫人琢磨不透的人。二○一○年七月与奥巴马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段对话里，总统向我描绘，她既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又谙晓人情世故，聪明能干。他说她对待工作特别认真，却因有一颗亲切而慷慨的心，偶尔变得一贫如洗。她似乎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不同寻常地率真坦诚。“她的底气来自于她容易被打动。”她的女儿，玛雅·索托罗·吴曾告诉我。但她又坚强而幽默。她可以为陌生人的苦难流泪，但激励子女时却又是一副铁石心肠；她在电影院里啜泣，转眼就蹦出一句俏皮话，那一针见血的讽刺让听到的人都难以忘怀。她多年都在帮助印度尼西亚各地村庄的穷人，其中许多是女人。她获得了信用，但不会花钱，老是跟银行家母亲借钱，债台高筑。无论是大处还是小处，她都活得勇敢坚强，可她害怕医生，这可能害了她。她害怕坐纽约地铁，从未学过驾驶。她的同事回忆，在事业的高峰期，她差不多如女王般出场——用蜡染布和银饰装扮自己，在一群年轻的印度尼西亚银行家随员的簇拥下，款款走入爪哇岛的村庄。那时的她对印度尼西亚的织品物、考古学、神秘象征物爪哇波状刃短剑如数家珍，身背一个黑包，里面装有实地考察笔记和一个热水瓶，瓶里盛着黑咖啡；她是美食小吃的狂热爱好者，如印尼豆豉、咖喱椰浆菜、茄子炖汤之类；她用幽默故事逗同事开心，有一天开玩笑说自己会转世投胎成一个印度尼西亚的铁匠，但一直又狡黠地声辩说自己“只是一个堪萨斯女孩”。

从她遗留的文件和朋友、同事的叙述中，看不见多少迹象表明她要着手改变世界。她心肠好得令人钦佩、令人感动，有时候也令人恼火。她的生活不简单，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她的生活会被误解、曲解或湮没。这里面有的是读者所熟识的压力和选择，尤其是女人所熟识的；这是一段即席奏鸣曲，跌宕起伏。“不管怎么说我不是吹毛求疵的人，也把自己的生活彻底搞砸过几次。”她曾跟朋友写信卖乖，这时候的她三十岁，已跟第一任丈夫离婚，跟第二任丈夫分居，即将成为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很能随遇而安。正如朋友所说的，邓纳姆不断地“脱离中心”。她有着极强的价值观，并把这一点遗传给了孩子们。她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她不是空想家，也非圣人；她相信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重要的是要敢于尝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她朝这个目标所作的努力比我们中大部分人要多。可是，突然之间，她英年早逝。“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玛雅告诉我，“她只想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时间犯错误，更多的时间做好事……”

任何写邓纳姆生平的人都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称呼她。她出生时和孩童时被称为斯坦利·安·邓纳姆，但中学毕业后她就不用斯坦利这个名字了。她成了安·邓纳姆，接着是安·奥巴马，到她第二次离婚时是安·索托罗。然后，她继续保持第二任丈夫的姓，只是使之更现代化了——苏托罗。一九八○年代早期，她是安·苏托罗、安·邓纳姆·苏托罗、S.安·邓纳姆·苏托罗。谈话中，与她在一九八○年代后期和一九九○年代早期共事的印尼人称她为安·邓纳姆，重音放在姓的第二个音节上。去世之前，她在博士论文上的签名是S.安·邓纳姆，正式的通信姓名是(斯坦利·)安·邓纳姆。从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始，我选择按照她的方式，她在哪个时间段用哪个姓名，我就用哪个姓名。

大选期间，了解邓纳姆的人都给她那被歪曲的形象搞懵了。邓纳姆的朋友卡蒂·沃纳在超市排队等待付款时，瞧见小报上一则在她看来是不公正的标题“奥巴马遭生母抛弃！”潸然泪下，朋友们确信他们能够在奥巴马的智力水平、气质和幽默中找到她的影子——更不用说他的长下巴、露齿笑容和耳朵的角度了。可是，他却专为从未在他生命中出现过的生父写了一本书，而且谈及外祖父母比谈母亲要多。有人认为他们能猜到其中一些原因。“他是竞选美国总统，不是印度尼西亚总统，”邓纳姆过去的同事布鲁斯·哈克在大选前两星期告诉我，“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几个百分点是用于外援的？你真以为他靠说‘我妈与其说是美国人，不如说是印尼人’就能当选？他只能是什么对他有利就说什么：‘我是领食品券的单身母亲带大的，我是祖母带大的——正如许多黑人同胞一样。”’

“说他妈妈是一个到印尼做外援的空想社会改良家、反战分子和人类学学者？”他补充道，停顿片刻，确保我领会了他的讥讽，“印度尼西亚在哪儿？靠近印度吗？没门儿。”

这不是关于总统奥巴马的书，是关于他母亲的书。但她造就了他，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我父亲的梦想》这本书二○○四年版的前言里，奥巴马颓然地公开承认：假如他知道母亲会一病而去，他可能会写出一部不同的书——“会少一点对父亲这个缺席的角色的追想，而多一些赞美，给我生命中唯一始终相伴的母亲。”二○○四年版是在第一版的九年后，亦即邓纳姆去世九年后发行的。两年后，在《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这本书里，他又重拾这个话题。他写道，只有在反思中，他才领会到她的精神“无形之中”深深地“指导着我最终走的路”。如果说他的雄心是他对父亲的感情所激起的，是包括埋怨和想赢得父爱的欲望在内的情感所激起的，那么，同样这些雄心也是母亲与人为善、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信仰引导成型的。他研究政治哲学，是为了寻求对她的价值观的确认；他当上社区领导，是为了尝试运用那些价值观。他把他的第二本“献给把我养大的女人们”——他的外祖母图图，“她是我生命中屹立不倒的磐石”，还有他的母亲，“她的爱的精神至今仍支撑着我。”

她应该得到安慰了。她收到儿子从美国寄到雅加达的一封信，都会高兴一整天。她一定很想知道自己在他生命中的位置。偶尔，她会向好友伤感地、可怜巴巴地吐露心事，但总是适可而止。就像她告诉他的那样——明显是堪萨斯式冷幽默，“没有别的，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有趣的人生。”

我从二○○八年春末开始构思这本书，当时贝拉克·奥巴马还未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那个看起来并不非常适合的时候写这本书，很多人给予我信任，并未以恶意揣度。我在正文和尾注中提到了约二百个曾经花时间帮助我调研这个项目的人，其中，我要特别感谢一些人对我无私慷慨的支持。还有另外一些以其他方式帮助过我的人，我都要在这里表示感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安·邓纳姆的家庭。如果没有查尔斯·佩恩、阿琳·佩恩、乔恩·佩恩和拉尔夫·邓纳姆的帮助，我不可能对于安的童年和她父母的生活有所了解。玛雅·索托罗·吴的回忆和洞察力，以及与之相媲美的坦诚、忠实和慎重，是我所能获得最好的礼物。我也要感谢她的哥哥从白宫事务的百忙之中抽空与我会面，他的诚实和情感让我心存感激。

在夏威夷，为数代人类学家提供灵感的爱丽丝·杜威与我分享了她对于爪哇的热忱、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数不清的邮件与论文。梭利姆夫妇为我提供了由他们细心整理好的安在田野调查中的笔记和其他论文。他们为我提供膳食和工作空间，向我解释了那些他们觉得我显然不可能完全理解的爪哇之神秘。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玛格丽特·罗宾逊为我上了非常精彩的关于印尼微金融发展一课，并且引荐我认识了她在印尼人民银行过去的同事，这对于我弥足珍贵。

在雅加达，我要特别感谢我在印尼人民银行的向导阿古斯·拉赫马迪，以及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卡玛蒂·阿里夫。玛迪·斯雅那从东加里曼丹飞到日惹，陪伴我在日惹、卡扎尔和其他安曾经工作过的农村参观了好几天。茱莉娅·瑟雅库苏玛分享了她与安那些充满启迪的通信。美国作家和印尼文学翻译家约翰·麦考利带我作了一次难忘之旅：考察印尼最后一个能代表安一九六七年发现的那个雅加达状态的村庄。我坐在塔卢奇·撒斯米塔里摩托车的后座上，去了村庄和市场，以及日惹的每一处。

克里斯·哈塔蒂在最后一刻接替了另外一位因为H1N1疫情而被隔离在新加坡的翻译，在日惹为我做了两天同声传译。提塔·苏哈托诺和严·玛提斯帮助我一起做研究，并且给了我很多实用建议。在美国，《印尼语一英语大辞典》的作者之一阿伦·史蒂芬无私地替我翻译了文件，校阅了我的手稿，并且教会了我很多印尼字母和敬语。

纽约福特基金会的托尼·马龙尼和玛希·戈德斯坦允许我阅读了基金会档案中的各种文件。堪萨斯的金·贝克整理了公众档案，以帮助我获得安·邓纳姆祖上的资料。《独立年代：异族婚姻、同性婚姻和变化中的美国家庭》(哈佛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一书作者迈克尔·罗斯福德为我提供了异族婚姻的统计数据。纽约的史蒂芬·拉塔茨提供了电脑技术支持，确保我的手稿无误。吉尔·波克和珊迪·史密斯为我打造了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  从二○○七年春天贝拉克·奥巴马刚成为总统候选人不久后开始，《纽约时报》的比尔·凯勒、吉尔·阿伯拉姆逊和迪克·史蒂芬给了我写他的机会，这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当我提出要考虑写一写这位总统候选人的母亲时，负责编辑这些文章的瑞贝卡·考伯特并没有退缩。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河源出版社的莎拉·麦克格雷斯提议写一本关于安的书，之后出版社给了我时间和各种深入研究她生活的途径。莎拉是每个作家所期望遇到的那种充满决断和支持的编辑。威利代理机构的斯考特·摩耶给了我无穷的自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阿瑟·吉尔伯从这个项目伊始便给予了我不断鼓励。

米亚和欧文·利特教会了我怎么做一个母亲，他们容忍我远离他们两个，充满热情地阅读我的书籍，予我欢乐，为我解压。还有乔·列维威德，我欠他的太多太多。在这儿，我只能简单地说，他给了我所有睿智的见解、最美味的烤沙丁鱼、无穷的快乐，而最好的，是他自己。

想要了解是什么成就了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要去看他那个从未陪伴过他的父亲。造就了奥巴马的，是他不走寻常路的单身母亲。

——美国《新闻周刊》

詹妮·斯科特刻画了邓纳姆作为女性主义者、文化人类学者、国际发展机构官员的富有独立精神的形象，她对儿子的国际主义和后越战时代的国际视野的形成功不可没。

——《纽约客》

斯科特仔细甄选关于邓纳姆的采访报道、档案材料，并大量采访了包括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妹妹在内的邓纳姆的家人、同事、朋友，展现出一个自律又散漫、直率又深情的女性形象。

——《华盛顿邮报》

直言不讳的深刻报道体现出一个坦率敢言、思想独立的女性的复杂形象，她的一生充满了非传统的选择。

——《今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