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好不容易娶了陆小曼，又自觉在老家委屈了娇妻，所以对她百依百顺，就算被指使得团团转，也感觉乐在其中。
假如这时徐老爷子没有断掉每月给儿子的补给，这样的生活应该是可以维持的。假如她还是王赓的太太，也还是可以的。但现在她嫁的是诗人徐志摩，他除了写诗和教书，并没有一座挥之不尽取之不竭的金山银山。
为了博取美人的欢颜，徐志摩不得不东奔西走，拼命挣钱。他一口气在五所学校任兼职，课余赶写诗文赚取稿费，甚至做起了贩卖古典字画、房地产中介的营生，每月辛苦挣来六百至一千元，还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于是生活的真实镜像很快凸显出来，迅速还原了它苍凉的原貌，把陆小曼的这个浮华浪漫的幻境拆解得支离破碎。
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陆小曼二十七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徐志摩自己北上的同时，极力劝陆小曼随他北上，幻想着两人到北京的新生活。可陆小曼执意不肯，徐志摩无奈，便上海、北京两地奔波。为节约时间和路费，他常选择乘坐别人的免费飞机。陆小曼担心飞机不安全，徐志摩说：“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这下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陆小曼听得哑口无言，只得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徐志摩虽人在北京，但家里一副摊子还要他来收拾。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八次。
徐志摩为钱疲于奔命，哪里还有心思去写诗。徐志摩在给朋友张慰慈夫妇的信中说：“……我在这个世界住腻了，我这一年不知哪来的晦气，母亲死这还不算，老头子和老家闹得僵绝……又犯了驿马命，南北奔波至八次之多，钱花的九孔十穿，掩补都来不及。更难受的是小曼还来和我打架，我上海实在不能住，我请她北来她不肯，近几日来信大发脾气，害得我也怨天怨地，坐立不是。”这期间诗人的生活是暗淡的，“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首《生活》可以看作是他沉闷心境的写照。
如果说经济原因只是导致二人不睦的一个方面的话，还有另外三个重要原因，在不断激化着二人的矛盾。
第一，这时他们好像突然发现，他们本不是相配的一对儿，除了都缺乏理性之外，他们兴趣也是大不相同的。
陆小曼一头扎进热闹纷繁、逢场作戏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捧角、票戏、打牌，后来又染上了鸦片，而徐志摩却对逢场作戏的生活深感痛苦。为了投“妻”所好，当陆小曼登台时，徐志摩也凑个角儿为她配戏。如此妇唱夫随，尽管博得满堂喝彩，但徐志摩内心深处却日趋厌倦。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第二，徐家父母待陆小曼的刻薄，多多少少影响了二人之间的感情。且不说徐父断然拒绝支付徐陆二人的生活费用，就连1931年4月，徐母病重，徐父都不让陆小曼去徐家探视。徐志摩虽然生气，但碍于母病又不便发作。几天后，徐父打来电话说徐母病重，让徐志摩赶快回去。徐志摩问：“陆小曼怎么办？”徐父说：“且缓，你先安慰她几句吧！”意思很明显，不想让陆小曼踏进徐家大门。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急急地赶到海宁硖石，但徐父依然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待在硖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返回上海。而张幼仪则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
徐志摩当即给陆小曼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虽如此，这件事情对陆小曼的打击相当大，她自知在徐家没有一点地位，反不及已离婚的张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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