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541-604),隋朝开国皇帝。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文帝在位期间,军事上攻灭陈国,成功地统一了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击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内政方面,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
韩昇编著的《隋文帝传》全面而系统地叙述了隋文帝建立隋王朝、统一全国的历程,详尽分析了他的各项治国方针和成效,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他的历史作用做了深入探讨。
韩昇编著的《隋文帝传》全面而系统地叙述了隋文帝建立隋王朝、统一全国的历程,详尽分析了他的各项治国方针和成效,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他的历史作用做了深入探讨。本书内容丰富,资料可靠,文字简明,可读性强,是目前研究隋文帝及隋朝史比较重要的一部著作。
在宣帝的人事变动中,杨坚自然大得其益,从个人的军功资历来说,他都不显赫,可是就因为他是国丈,所以也就当上了大后丞,跻身于最高的四辅官之列,而且,在四辅官中,越王盛为宗室,尉迟迥和李穆都是耆老之人,只有杨坚才三十九岁,又具有家世和外戚的背景,显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过了半年,杨坚再次被提升为大前疑,高居四辅之首,而且,宣帝出巡时,经常让他留守京城,足以证明其地位之显要,倍受瞩目。宣帝的政治清洗,自毁栋梁,现在,杨坚似乎可以不必担心背后那些警惕的眼睛,从容进行政治布局。
然而,杨坚和武帝朝的大臣都看错了宣帝的为人性格。王轨曾经以为,宣帝性格太弱,不堪重负,其实大大不然。在南北朝众多荒淫暴君之中,宣帝可算是真正本性凶悍的。唐太宗和魏征曾经对北齐后主和北周宣帝作过十分有趣的讨论,比较其优劣,魏征认为:“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懦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灭亡。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已,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也就是说,齐后主其实是色厉内荏,而周宣帝才是货真价实的暴君。
宣帝爱好声色犬马,他既要独裁,又讨厌处理日常政务,所以,登基不满一年,就将皇位禅让给七岁的幼子(静帝),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当起太上皇来,把应付古板朝臣的辛苦差事交给幼主去打发,自己专心致志于“变革”仪典和渔色玩耍。
他自大成狂,自比上帝,最恨别人有称“高”“大”者,凡姓高的,尽改为“姜”,高祖改称“长祖”,官名犯此忌者,也一并改名,还下令天下车辆,以浑成木为轮,禁止妇女涂脂抹粉等等。经过这番儿戏般的“改革”,妄图实现普天之下惟我独尊的梦想。
“改革”大功告成,宣帝好不得意,便把鱼龙百戏,陈设于殿前,日夜嬉戏。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因为按捺不住青春冲动,与籍没入宫且大他十余岁的婢女朱氏胡来,生下静帝,现在母以子贵,宣帝封她为天元帝后,但内心实在嫌弃她,于是四下搜括美女,先后又立了两位皇后。大象二年(580)春,宗室命妇按惯例入宫朝拜,宴会上,宣帝发现侄媳妇尉迟氏好生漂亮,不禁心动,连忙频频劝酒,当晚就将她留在宫中,苟合乱伦,逼得尉迟氏夫家起兵造反,尽被抄斩,只有尉迟氏被迎入宫中,立为皇后。一时五位皇后并立,把后宫制度给搅得一塌糊涂。然后,他又让人制造五辆专车,载着五位皇后,自己率左右徒步随行,左顾右盼,花团锦簇,春光旖旎。
杨皇后温柔敦厚,自知管束不了夫君,也就听之任之,不管丈夫弄回几位皇后,她都一体友爱,有时见夫君日夜宣淫,精力不济,变得疯疯癫癫,喜怒无常,不免心疼,关心几句。不料,宣帝乘机发作,咆哮如雷,杨皇后面不改容,辞色不挠。宣帝虐待成性,最喜劝人家向他磕头求饶,见到杨皇后竟然如此镇定,毫无惧色,不由得气急败坏,当即赐死,令其自裁。
宣帝的那群皇后,只有杨皇后身份最为高贵,既无须献媚取宠,也不惧怕宣帝,宣帝对此早就十分恼火。在他看来,杨皇后胆大不屈,无非是仗着父亲杨坚为后盾。前些时候,杨坚已经表现出不同的政治主张,例如,宣帝要实行《刑经圣制》,杨坚却认为新法过于苛刻,极力劝谏,犯了大忌。
自有了宇文护的教训,北周皇帝都十分警惕再次出现权臣,宣帝做得最彻底,他一方面把武帝朝掌握实权的大臣尽加清除,同时命令宗室亲王各就封国赴任,以免留下隐患;另一方面则重用资历浅薄者,把权力全都集中到自己手里。即便如此,他还不放心,经常派人秘密察访,将朝臣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奏报,略不顺眼,辄加其罪,甚至对大臣鞭笞捶挞,每行体罚,起码就是_百二十下,号称“天杖”,几乎无人能够幸免,直打得“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所以,当宣帝清除完先朝旧臣之后,自然就盯上了颇具实力的岳父大人。现在,他找到了借口,要通过教训杨皇后来收拾杨坚。
要处死皇后的消息,由宫中飞报到杨家,这种事杨坚不好出面,便由夫人独孤氏飞也似赶入宫中,见着女婿,磕头如捣蒜泥,血流满面,死命求饶,这才稍解宣帝的一腔怒气,免去皇后一死。
可是,这次没逮着杨坚,让他轻巧溜了过去,宣帝终不甘心,从直觉上,他感到杨坚与自己格格不入,深不可测,因此,打定主意要除去这个心头之患。有一天,宣帝又和杨皇后生气,发怒道:“必族灭尔家!”随即派人去召杨坚入宫,并吩咐左右,只要杨坚神色有异,立刻就将他砍了。杨坚来到宫中,举止合礼,神情‘自若,宣帝无由下手,只好再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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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点不自量力,所以,当出版社询问我对撰写《隋文帝传》的意见时,我倒是勇于承担。任务接下来后,很快,我就发现我把自己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在我想来,隋文帝无疑是中国自五胡十六国南北大分裂走向统一富强的唐朝盛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他的一番大刀阔斧的创规建制,奠定了隋唐帝国的制度与规模,规定了那个时代政治运作的模式,不少方面还对后世造成持久深远的影响。可是,如此重要的人物,千百年来,却没什么人愿意为他立传。单是这一点,就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思索一通,可我竟然一诺无辞,现在回想起来,后背还会沁出冷汗。
一九九五年,在珞珈山下,我和马良怀先生倘佯于东湖之滨,闲聊起隋文帝来。恰巧他正在撰写曹操,我们很自然地把这两个人比较一番。哪怕我偏袒隋文帝,认为他的贡献殊伟,却不能不同意他缺乏魅力与风采的高见。隋文帝深沉、果断,严肃得令人生畏,既没有在月光闪烁的江船上横槊赋诗的动人一幕,也没有率百万雄师欲取江东二乔的风流韵致。在生活上,隋文帝简直就是一个模范生,他与独孤皇后厮守终生,却不能让人有霸王别姬般刻骨铭心的感动,更不像其子隋炀帝博采众芳那样让后人津津乐道。总之,他虽然做了一大堆让人感佩不已的事业,却缺乏人的乐趣与才情。这些当然不是他的过错,但却让作者大为苦恼,恨铁不成钢哪!不知是恨隋文帝风流不足,还是恨自己无力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
随着写作的进展,我觉得人们不愿意为隋文帝写传,恐怕还因为那段历史实在太复杂了。从建隋到平陈,短短九年,文帝就基本完成了全新的国家制度建设,他真的是废寝忘食焚膏继晷地工作,把一个杂乱无章的乱世治理得井井有条、秩序森严。而他做的每一件事,稍加深入探讨,就牵出一大堆难以理顺的头绪,犹如乱麻,把看似明确无疑的通论动摇成有待求证的课题,从其出生到病逝,没有一件不需要从头整理考索。譬如,隋的国名,宋人以为是隋文帝将“随”字去掉“辶”偏旁而来的,清代金石学家王昶曾加以批驳,我亦倾向于王说,但岑仲勉先生仍以宋人之论为是。现实的情况是当时两字并存,考古发现也是如此。因此,在目前可知的史料下,只能是两说并存,难以定论。我虽然写下不少考证文字,最后鉴于史料的现状,统统割舍不录。再如,隋文帝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学者们颇加赞扬。然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却认为隋州最繁。为了王老前辈的一句话,我查阅了隋朝数百个州、郡,千余个县均资料,历时数月,积稿盈尺,才算有点头绪,在书中留下数页论证。生命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流逝于笔尖,隋文帝啊隋文帝,难怪人家不喜欢给你写传。
而我也确实付出了无法弥补的代价。本书动笔以来,我天天坐在窗前望着春夏秋冬转来转去。在此期间,慈母刘慈萍永远地离开了我。从懂事以后,母亲就不断以她的学识和人生经验教育我,她以其热情、开朗、正直和求真的品格来塑造我。每周与她欢聚时,我总要把写成的部分讲给她听,听取她的意见,母子高谈阔论,忘却午休。虽然她很希望和我交谈,却每每叫我安心写书,不用回家。哪怕到了病重住院时,还一再叫我回去写书。我永远不会忘却她告别时无限留恋与深情的眼光。
这本书虽然耗去我很多心力,但我也从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馨。日本堀敏一教授知道我在写《隋文帝传》,不顾高龄,亲自复印寄来一包包的研究文献,他总是以默默的行为为人路。池田温教授不时致函鼓励指教。谷川道雄、气贺泽保规、金修一、妹尾达彦和福田启郎等教授从各地寄来论著;九十高寿的学界老前辈李树桐先生也寄来他数十年的研究著作,令人感动已。台湾大学的高明士先生经常与我通过书信商榷,受益良多。伯勤先生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平时的请教已难细数了,我曾拉住坐在澳门市政广场上,也不知谈了多少小时,探讨了多少问题,晒冬日取暖一直谈到竖起衣领挡风,踏夜而归。
如果说以上先生的帮助,使我找到了写作的思路,那么,把路变成作品,就要深深地感谢人民出版社第四编辑室的张维训审。一本著作的问世,其中不知包含着多少编辑的劳动与心血。不去细说张先生是如何以其精湛的史学知识给我以指教,当我接课题不久遇上困难时,我改变计划,决定对疑难问题先进行专性研究。然而,在_出书困难的时期,我确实担心出版社能否同意,不会撤销选题。就在惶惶不安的时候,张先生迅速回信给予鼓励那种如逢大赦般的心情,记忆犹新。以后,期限一展再展,编辑室乔还田主任、诸晓军先生都曾南下探访,他们从不催促,而是各以其专长给我启发。我确实从心底里感谢人民出版社,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支持,不会有本书问世。因此,书中论述如有可取之处应归功于他们,是他们给我时间从容思索。
最后,我还要把本书的完善提高交给读者,没有广大读者的心参与,作品就失去生命的活水;如果说读者是上帝,那么,谋事人,成事在天。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厦门大学笃行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