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张作耀编著的《曹操传》为其作传，对曹操的事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诸多重要思想及其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的诸多评议都是作了评述。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建立者。他倥偬军旅数十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打下了北方一片天下。张作耀编著的《曹操传》取材丰富，对曹操的事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诸多重要思想及其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的诸多评议都作了论述，为人谲诈的一面也如实作比了反映和评论。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贡献、既智且诈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绪言

第一章 动荡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 家世源流及其青少年时代

　一、“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二、任侠放荡的少年时代

　三、初入仕途，勇向权贵和陋习挑战

　四、不愿违道取容，称疾归里

第三章 陈留起兵到中原始逐鹿

　一、拒绝参加“谋废灵帝”的行动

　二、陈留起兵

　三、“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壮大自己

　五、中原始逐鹿

第四章 迎帝都许

　一、迎帝都许

　二、百官总己以听

　三、重用贤能

第五章 推行屯田

　一、取“先代之良式”以为“定国之术”

　二、许下屯田

　三、不断完善屯田制度

　四、曹操建置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第六章 初试“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南征张绣

　二、东讨袁术

　三、长驱伐吕布

第七章 平定袁绍父子和北征乌桓

　一、官渡胜袁绍

　二、讨平袁氏兄弟

　三、北征乌桓

第八章 兵败赤壁

　一、间行轻进取荆州

　二、初战失利

　三、兵败赤壁

第九章 外备边防，内固权力

　一、军谯备战

　二、让县明志

　三、加强集权

第十章 西征马超与韩遂

　一、渡蒲阪，据河西，结营渭南

　二、巧施离间

　三、“兵之变化非一道”

第十一章 军败叹赞孙仲谋

　一、阮璃捉刀胁孙权

　二、军败叹赞孙仲谋

　三、密教张辽破敌军

　四、屡屡用兵无大功

第十二章 得陇不复望蜀

　一、遥制兵，夏侯渊建功西北

　二、亲督将，张鲁畏服封侯

　三、失掉“望蜀”的机会

　四、汉中不复再有

第十三章 封公建国，晋爵为王

　一、封公建国

　二、晋爵为王，设天子旌旗

第十四章 联吴击关羽

　一、“水淹七军”

　二、联吴击关羽

　三、军事决策上的新观念

第十五章 尚礼崇法，不信天命

　一、尚仁重德，倡礼嘉义

　二、峻刑苛法

　三、“神龟虽寿，犹有竞时”

第十六章 用人重谋，举贤勿拘品行

　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

　二、用人重谋，“诫在面从”

　三、惟才是举

　四、不拘一格用人

　五、不用则杀之

第十七章 抑制兼并，改革租税制度

　一、重豪强兼并之法

　二、减轻赋役，恤民疾苦

　三、改税制，开租调制之先

　四、重视水利事业，倡行盐铁官营

第十八章 整顿风俗，倡办教育

　一、整顿社会风俗

　二、以先王之道为教

　三、戒奢尚俭

　四、本着移风易俗的精神安排丧事

第十九章 文学贡献

　一、继承并推动了乐府诗的发展

　二、歌以咏志——曹操的文学思想

　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乐府诗的特点

　四、“改造文章 的祖师”——曹操散文的特点

　五、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二十章 多才多艺及其谲诈性格

　一、喜好艺术

　二、好养性之法，善结方术之士

　三、两重性性格

第二十一章 妻妾及子女

　一、卞后与丁夫人

　二、曹昂、曹冲、曹衮和曹彪

　三、曹丕、曹彰、曹植及其争立太子的斗争

　四、女儿曹节等

第二十二章 今古论曹评议

　一、时人褒贬

　二、魏晋期间治史者的评论

　三、南北朝及唐宋时期，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

　四、元、明、清时期，曹操的“奸雄”艺术形象定型化

　五、近人论曹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经过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中央的权力和威望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增大了，一些州郡牧守，竞相扩充自己的势力，手握重兵，成了实际上的各据一方之主。汉末军阀，包括曹操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谁有地盘，谁有兵，而且指挥得当，谁就能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最后取得一定成功。曹操是最为成功中的一个。正如刘昭所说：灵帝“大建尊州之规，竞无一日之治。故刘焉牧益(州)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曹操)据兖(州)，遂构皇业”。①更如范晔所说：“自曹腾说梁冀，竞立昏弱。魏武(操)因之，遂迁龟鼎。”②

党锢是影响东汉末年社会的又一重大事件。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竞相贪暴，不管那方上台，带给人民的都是灾难。特别是宦官势力的发展，“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③，阻断了官僚士大夫的进迁之路，引起了士族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起而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党锢虽然禁锢了党人，但在客观上却活跃了党人的思想，推动了士族知识分子公开议论朝政的风气的形成。史载，“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④士人势力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外戚集团想依靠他们、利用他们。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以自己能同“党人”沾点边为荣。宦官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党人”，站到“党人”一边，他们的子弟也着力自觉地脱离同宦官的干系，而想方设法使自己士人化。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宦官的后代。

士人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形成风气。这种风气，影响着已经做官的士族知识分子，同时也激励着诸多隐士关心社会。东汉末年及三国期间有那么多在朝的或乡居的知天下大势的智谋人物出现，都可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继而军阀混战，是曹操得以成其大业的再一重要历史背景。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增重了农民的负担。宦官们“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①。又加天灾频仍，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震灾等等接连发生。天灾人祸，民不堪命，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劳动人民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造反、暴动。诸多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鼓舞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志，同时也给汉朝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巾起义是张角兄弟发动的。张角，河北钜鹿人，创太平道，以宗教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史称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张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发动群众，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起义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吓坏了汉朝统治者，急发“天下精兵”，遣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侑等讨黄巾军。

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它使汉王朝的统治势力削弱了，根基动摇了；它点燃了反抗汉朝统治者的烈火；另一方面，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用兵者和州郡守、地方豪强，甚至一些野心家趁机招兵买马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些各霸一方的军事集团，客观上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深的灾难。数十年间，群雄割据，“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①，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就是各个地方事实上的大小皇帝。军阀混战，受苦受难最多最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渴望安定和统一。有本事的割据称霸者，相对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战争中发展了自己，成为一方之主；平庸之辈和逆潮流者、对广大民众施暴不恤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由强变弱，由大变小，最终或被吞并，或被消灭。

曹操是最善于在这历史的大风大浪中游泳的健将。他有效而成功地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从相对微弱的力量基点起步，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过程中，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他虽然带着未能最终统一中国的历史遗憾而死去，但也无时不自我流露出成功的自豪。不可否认，曹操是最大的成功者。他适应并改造着这一历史环境，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智诈并用，为自己的子孙打下一方天下。在这一过程中，他重视发展自己的势力，同时也重视不断总结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丰富自己的思想。所以，到头来人们可以骂他的为人，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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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论定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试图重塑曹操形象。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发了关于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戏剧中的曹操，以及曹操的诸多事功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品德等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尽管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对进一步研究曹操大有裨益。70年代有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曹操被推崇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芒四射。但好景不永，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特意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

到底如何看待曹操?本书试图通过系统地评述曹操的事功。并分析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的得失和思想，剖析他的为人，以回答大家颇感兴趣的问题。

曹操生于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里。正是这个环境，为曹操和一大批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镇压过农民起义军，并在农民起义中壮大、发展了自己。他是汉末军阀混战的参与者。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他，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以及董卓专权的结果。所以本书认为，没有必要追究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责任。更认为，与其说他是军阀混战的参与者，毋宁说他是试图结束军阀混战的有功人。他不辞鞍马，驰骋疆埸，摧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使北方社会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定．民人得以安居，经济得到一定恢复，民族关系也有了很大缓和。从这一角度看，曹操不愧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

曹操出身于一个世受皇恩、地位显赫但不显贵的家庭。祖父曹腾曾是宦官的总头领大长秋，封费亭侯；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这样的家庭，对曹操待人、为政、人生观的形成自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自幼养成了“任侠放荡”、机警而善权数的性格；踏人仕途，有胆量做别人之所不敢做的事。但这样的家庭出身，自然又不为士人所重，甚至还有点被人瞧不起。因而使曹操处事容易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同时又易于产生某种自卑的心理。他选人惟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婚娶不受门第的束缚，为文“通脱”而不受拘束，但又多疑，常以谲诈之心度人；他时有“小人得志”的某些表现，容易产生骄傲和浮躁情绪，以致处事不慎，造成重大失误。

曹操是一个世所共认的军事家。这是时代的要求所使然，也是他自我研习兵法理论和长期战争实践的结果。他自幼“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鞍马劳顿，倥偬一生，御军三十余年。诸家兵法理论帮助他认识战争规律，得知了战略战术之要，从而游刃于战乱之机；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他的著作，富有独到的军事见解；他的实践，既有成功之举，也有失败之例，但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均同他的军事著作一样，无不体现着他的军事思想。

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抱负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他说，“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及至身为宰相，自谓“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这种发自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话，反映了他封公建国前的真实思想。他重视集权，“不慕虚名”，自始至终都是他为政的指导思想。他设天子旌旗而不为天子，是典型的不慕虚名而重实权思想的体现。曹操的经济建树，也有不少产生了很大的历史影响。抑制兼并，“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是他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他在河北推行的按亩计租、按户收绢绵的政策，实开中国租调制之先；他在广泛的地区内“行屯田以资军食”的主张和措施，长期为后世所效法。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很有成绩的文学家。他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他所以取得如此成绩，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此当是一个共性的原因；曹丕说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曹植说操“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诔》)，此当是曹操特有的因素。生活丰富，雅好诗文，勤于写作，喜欢音乐，自然都会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曹操是建安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古直悲凉”(钟嵘语)的文学风格影响着他的儿子和建安七子。因此，所谓“建安风骨”，首先是曹操的风骨。

曹操掌握了很大权力，汉天子已是一个可怜的傀儡，但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篡汉自立?本书在考察他的家源以及所作、所为、所言的过程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指出，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又在洛阳构筑建始殿，实际是他准备篡汉的明确表态和行动。如果他能多活几年的话，他会自己完成这件事。他死了，曹丕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所以加快了步伐，仅用几个月的工夫就把汉献帝赶下了台。

曹操的治国方略是霸王道杂之。他的诸多言论和行动，都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崇尚仁义礼让，主张以先王之道办教育，并以儒家的学说勾画自己的理想蓝图。他光辉的不拘一格用人思想中，同样包含着将德才兼备的“贤人君子”作为人才的最高标准的意愿，所以他发出了“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的慨叹(《举贤勿拘品行令》)。至于说“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三国志·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更是这个意思。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重法尚法的一面。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陈寿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武帝纪》)；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晋书·傅玄传》)；刘勰也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篇》)。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诸论都是在不谈主体思想的前提下，特意突出其有别于众的思想和主张，所以用了“揽”、“该”(通赅，包容)、“好”、“兼”等字。这个主体的东西就是曹操自己所说的“先王之道”，就是儒家思想。

曹操做事善谋，为人谲诈。多疑、嗜杀的性格，常为历史所非。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做人信条，应该给予否定。他的两重性的矛盾性格，表现突出，既嗜杀，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又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不念旧恶”(陈寿语)，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人如张绣也可以用，但又睚眦必报，不管功劳多大，才能多高，既不我用，即予除之。他甚至把人杀了，还嘘唏流涕，表现出心有不忍。他把人家的儿子杀了，还写信并送去礼物表示慰问。他能够借别人的人头以缓解军士对自己克扣军粮的不满。他竞设下圈套，杀死亲近的身边人，以证明“人欲危己，己辄心动”的诡言。诸此种种，常人殊难理解，但这正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性、术之所在，只不过是他表现得更加典型而已。这其中。如果究其原因，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当然是主要的，但同时与他的家庭出身以及少年养成的习性很有关系。所以对他的谲诈之行，也要区别情况，作历史的分析：有的出于大局的考虑，有的则为性之所使，有的则兼而有之。

概言之：肯定曹操的事功和诸多有影响的思想，有区别的对待其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这就是本书贯彻始终的对待曹操的基本态度。

20世纪90年代初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稿撰写《曹操评传》(附曹丕、曹植)。书成，字数竞达40余万。然后，大加砍削，并去掉了不少章节，才算符合了曹操本传不超过25万字、全稿控制在30万字左右的约稿要求。俗谓“敝帚自珍”，去掉这么多的内容，自然有点舍不得。幸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约写《曹操传》，删掉的内容才有了新的用场。这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操评传》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操传》便有着共同的渊源和内在的必然联系。两书在事实取材和评论上繁简不一，各有侧重，但也有一些内容是相通的。前者更重视传主事功的得失分析，突出其思想的归纳、研究和评论；后者则尽量简化评论性文字，剔除一些专论思想的章节，而侧重于传主人生经历和事实本身的系统叙述，并作适量评论。因此，笔者谨请读者注意，为了不致浪费精力，不妨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阅读前者还是后者。

人民出版社乔还田、杨美艳、诸晓军诸位同志为出版本书付出了许多辛苦，谨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