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文章觉天下》是梁由之主编的“主见文丛”之一。

将历史还给历史，让真相归于真相！

披露历史的尘封内幕，建构民国的政治图景！

知名青年学者羽戈撕开近代人物的政治脸谱，展露遮蔽在历史人物的背后种种，重返民国的历史现场，让远去的真相重新活现。

《岂有文章觉天下》是梁由之主编的“主见文丛”之一。

史实的真相已经在岁月的热风中淡出了原有的眉目，历经时光的摧折与后世的演义，或被神圣化，或被妖魔化。羽戈却坚守平恕之道和平常心，埋首史料堆中，小心推理、步步求证，重返战火中的历史现场，让远去的真相重新活现。

从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为什么是黎元洪？

谈蒋氏父子

陈布雷：岂有文章觉天下

陈独秀的龙性

重温胡适

喻血轮：伤心最是中原事

吴经熊的乡愁

劝君莫笑沈启无

读史识小录

后记

我要重述一个论断：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细究其内容，却更接近于一场革命——这正构成了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日革命，论其实质，却充满了改革的味道。这十来年的中国，就像荡秋千，一直在改革与革命的两极之间摇晃不定，改革与革命相互格义、侵蚀，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精神摇摆人，或者称之为变色龙。

为什么说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革命式的改革呢？

先说这场变法的领导人，按通说，即康(有为)梁(启超)。实则戊戌年的梁启超，只是康有为的跟屁虫和应声筒。“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的论断，直到梁氏晚年才有所改观。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与串联，谈不上领导改革。康有为之外，另一位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物是谭嗣同。许多重大计划，皆出自康、谭联袂。

康与谭，前者被尊为圣人，圣人的另一面则是妄人。康有为之妄，可观他给自己和弟子起的号，他自号长素，取“长于素王(孔子)”之义(另有一说，康有为的“长素”，出自南朝颜延之《陶徵士诔》：“弱不好弄，长实素心”，意为“成人后保持赤子之心”)。其门下五哲，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车相出也，引申为超车)，超越子贡；曹泰号越伋，超越孔假(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之师；一说此“伋”为燕伋，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麦孟华号驾孟，韩文举号乘参，驾、乘之意，都盛气凌人，用唐德刚的话讲：“把曾参当马骑也。”

谭嗣同是近代以来我最尊崇的人之一。倘平心而论，我只能说，他是一个英雄，一个侠客，一个大丈夫，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甚至称不上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性情，过于躁进，趋于偏激，好似今天的愤青；其才气纵横而不可一世，爱憎分明而不能容纳异己。章太炎称康有为“狂悖滋甚”，用于谭嗣同身上亦无不可。  这两大领袖，一个妄人，一个愤青，论性格，论思想，论阅历，论政治经验(他们始终踟蹰于政坛的外围，并无多少行政经验)，皆非合格的改革者，而更适合干革命。读谭嗣同的书信，可知他早萌革命排满之志，并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在致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道：“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指出，谭嗣同与康有为主张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谭嗣同在参与改革的同时，还暗地联络哥老会等武装力量。他对这场变法的前景，也许从受召入京之时便不曾乐观。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虽为小说，对谭嗣同的心理揣摩却令人无比信服。戊戌政变爆发之后，谭嗣同对劝他一同逃亡的梁启超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的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讲，谭嗣同之死，不是献给变法，而是献给革命，不是献给过去，而是献给未来。P8-10

C君：

谢谢你的问候。我不是历史学者，恐怕连历史学的票友都算不上。如你所知，我的专业是法律，根基是文学，转向历史，起因在宪政，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可谓“曲线救国”，《百年孤影》则是中国宪政史的副产品。我一直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走上宪政之路。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寻找答案的途中，所写如“杨度的帝王术与宪政梦”等，大抵可归于宪政史之列，如“张佩纶：清流之踵”等，则近乎闲笔，因为没有宪政主题的约束，写起来反而更加放纵、肆意，自觉更有意思一些。胡适曾谈起他的思想史写作：“……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这一节外生枝的经验与心态，我深有同感。如写辛亥革命，对比“从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与“为什么是黎元洪”二文，后者显然平和、自由多了。

说到胡适，想起我与绰号“胡适传人”的林建刚兄聊天，我说你写胡适，是为了还原胡适，呈现胡适被冷酷的政治与历史所遮蔽的一面；相形之下，我写胡适，现实感太重了，几乎都是从现实的基点出发，譬如我对胡适的定位，首先不是学者、思想家、开一代风气的大师，而是公民，胡适的言说，被我称作“公民说”，这样的写作，利弊参半。也许正基于此，我不敢自称研究历史，生怕玷污了历史学的神圣和庄严。我深知自己的软肋，却始终无法摆脱现实感的刺激，故只能试图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寻找平衡点。就此而言，我信奉胡适所云的“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以及钱穆的提醒：“治史贵能平心持论。深文周纳，于古人无所伤，而于当世学术人心，则流弊实大。”

这些都是一己之感，贵在真诚，仅供参考。至于你让我开书单，题目太大，恕难从命。建议先读两本史纲，如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等（读这些书，最好能找港台版）。读罢，根据自己的兴趣，再决定深入哪一块。切记，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所以读史当如治史，平常心至关重要，不要有过高的奢盼，否则将得不偿失。我相信，等你读通了近代史，最大的收益，未必是找到了什么真理，而是从此不会受骗了。

2014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