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湖北也是档案大省,有县级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116个,馆藏档案资料1500余万卷(册)。这些档案资料,真实记录了湖北地区数百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其中大量珍贵档案在全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广泛社会影响,是承载和见证荆楚文化的历史长廊,是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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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干部回城剃头
省委报告中记载,红安县机关1956年冬季以前,流传着“四多”“三愿三不愿”的说法。“四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三愿三不愿”就是“愿坐在屋里开会办公,不愿下乡领导生产;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租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县委委员18人,经常下乡的只有3人,至多不过7人。
例如税务局局长张某下乡才3天,就向乡干部说:“我要回到城里去剃头。”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剃头师傅。”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洗澡。”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洗澡盆。”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换衣服。”……就这样,他骑着自行车溜回去了。
由于上面领导的不深入,下面干部也照样学。从上到下,都习惯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会议多”的现象出现了,永何乡支部书记陈某一个月开了28天的会,导致那个乡的劳动出勤率只达到60%。
种植试验田的机制
为了打掉官气联系群众,并实现对生产的具体领导,1957年3月,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和农村工作部长库崇德,摸索到了一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
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三者结合。比如程鹏选择了一块花生地作为试验田,当地的习惯,下种只下一粒种或者两粒种。技术干部主张下三粒种,程鹏和大家商量后,决定下三粒种试一试。结果,花生苗长势良好。
抗旱时,有人说,“自古受了干的花生苗,不能浇水,一浇水就要死。”程鹏和助手们研究后发现,受干的花生苗一样可以浇水,办法是早晚浇,由此最终战胜了大旱。从试验田花生的播种到收获,程鹏全程参加,以点带面,实现了对全县花生生产的具体领导。
县委办公室搬到了乡镇
1957年4月开始,红安县掀起了干部种植试验田的热潮。县委18个委员中,14人经常下乡,县委办公室也搬到重点乡去了。县、区、乡、社四级干部1470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达到1151名,大家都通过种试验田来实现对生产的具体指导。
金牛区的工作人员张某,以前工作消极,好吃、好玩、好睡,在搞试验田后,社员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社员们说:“张同志在我们社里干一辈子,我们也欢喜。”八里乡指导组长阮观胜在县里开完抗旱紧急会议后,赶了70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连门也不进,径直到田里去看庄稼。没有月光、没有手电,他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有没有水,生怕稻苗干死了。
1956年前,红安县粮棉产量都比较低,1957年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800斤。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县从上到下改变了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干部种试验田上。
毛主席称赞“这个办法好极了”
档案记录,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提到红安干部种植试验田。
1957年9月到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农村工作时,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专题介绍了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引起毛泽东极大兴趣。他在10月9日的总结讲话中指出:“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这是毛泽东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首次明确表明要普遍推广红安经验。
P111-P112
省委机关报与档案系统“联姻”,合办《档案解密》专刊,在全国可能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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