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一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对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扮等做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都说愤怒出诗人,对于刘半农则是发奋读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官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贺茂丸”赴英留学。
当时伦敦生活费昂贵,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个人的官费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后,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一个仅靠官费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实属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个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时,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穷且益坚,刘半农出国时本来准备研究文学和语言学的,到了国外才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忙把文学舍去,专攻语言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决定专攻实验语音学。出国前,刘半农有一个宏大理想,希望从理论上弄清从齐梁以来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原理。此前国人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决心揭开这个千古之谜。巴黎的名胜古迹,他无暇顾及,塞纳河风光他无意欣赏,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巴黎图书馆里。业余时间,他还得给国内杂志翻译写稿,挣钱养家。他的《扬鞭集》、《瓦釜集》中许多作品都写于这一时期。
实验语音学需要一些记音仪器,记音仪器不仅价贵且不好购买,于是他就自己动手,从废旧市场买来各种材料自己组装。凭着顽强的毅力,他硬是发明了研究语音学必需的仪器音高推算尺和音鼓。法国的博士学位一向要求极严,没有过硬的高水平论文想都别想,所以他一点也不敢马虎。所有的语音实验都一丝不苟,为了用科学的方法测验中国语音的有关数据,光是一篇两百多字的文章,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汉语字音实验录》,首次对四声原理做出了科学的论述:指出决定汉语四声的主要因素是高低。1924年冬天,刘半农终于通过了巴黎大学的各项预试科目,获得了参加国家博士考试的资格。
1925年3月17日是刘半农参加博士学位答辩的日子。这一天,全家人早早地起来了,朱惠给全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又给三个孩子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赵元任一家和蔡元培夫妇也前来助阵。考场设在阶梯教室,台上坐了一排身穿着深黑色长袍、肩披彩色绶带的巴黎语音学专家。考试分两场,上午口试,接受教授专家的提问;下午做实验示范演示。答辩一共进行了七个小时,最后专家组宣布:“刘先生做了一番惊人的科学工作,经过认真的讨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授予他国家博士学位!”一位青年教师给刘半农戴上了圆形的博士帽。仪式结束,刘半农从台上走下来时,已经精疲力竭,几乎被人扶着走了出去。
刘半农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获得康士坦丁·伏而内语言学专奖,因成绩突出,刘半农还被吸收为巴黎语言学会的会员。这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种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刘半农对此十分自得,经常得意地称自己是“国家博士”。寒窗苦读,总算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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