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湘军、淮军前辈来，北洋军人们，对于政治之热衷，以及在介入时政方面，可说是青出于蓝。满清皇室之所以黯然退位，除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外，段祺瑞等人领衔的通电后那些密密麻麻的高级军官名字也明白无误地宣示着军人们的态度。辛亥之后的中国，诚如张鸣所言，是一个摇晃的中国。军人们从边缘走向政治舞台中央，不仅开始发声，更是以手中的武力攫取更多的利益。令人痛惜的是，民国初年的政局，走上了一条暴力压倒一切的不归路。上海火车站的那一枪，打在宋教仁身上，也打在宪政体制上，成为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一直没有愈合的伤口。此后民国的政见纷争，非暴力的解决方式十不一见，用舌头讲道理讲不通就用拳头讲道理的思路成为政治人物们日用而不知的潜意识。北洋军阀如此，北伐成功统一全国的国民党人也如此，甚至更进一步，“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生生造出一个党、军、国三位一体的怪异体制，德先生在五四之前的中国仅为一缕幽魂，在五四之后的中国依然难以容身，与军阀们迷恋暴力、一意独裁有着莫大关系。
段氏自主持威海随营武备学堂始，军中桃李满天下，其“三造共和”之功，与这种无与伦比的威望与人脉密不可分，段祺瑞试图改造中国的资本也在于此。然而，正如美国学者齐锡生所指出的，“在中国的体系中，一个角色的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他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个力量被摧毁，在他影响下的土地立即出现权力真空。”段祺瑞缺乏强大的武力后盾，空有满腔壮志，其统一梦终究沦为一枕黄粱。段祺瑞的统一梦虽然已经破灭，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使其成功统一中国，以段氏与国会的紧张关系，宪政体制能否维持，尚难预料。段氏对国会之重开，终存有戒心。面对国会议员的弹劾，惟有哑然而退，这种属于征服者的隐忍，是出于骄傲，而非发自内心的认同。一群缺乏民主素养与宪政意识的军阀秉持国政，其对政治的顶层设计只能在传统的权谋与术法中纵横捭阖，却难以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革新之路。更何况，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与内战严重挤压了刷新政治的空间，救亡压倒启蒙，举国上下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时候，众人的眼光自然难以触及到飘渺玄虚的层面。
北洋之虎左冲右突不得施展抱负，一方面是受时势所限。芮恩施评价段祺瑞的失败，“他的敌手们就怕他会利用一支巩固的军事力量，最后会重建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军事独裁体制”。另一方面，也和段祺瑞的性格弱点与能力短板有关。“我相信这位国务总理的这些见解和他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所作的努力，都是诚恳的，但他想的只是军事的权威。他没有认识到舆论组织和民政的组织需要什么。段将军个人的智慧和正直令人尊敬，但他在选择助手方面却缺少幸运。他亲近的顾问们，不论在北京和各省都给他造成不少麻烦。他任命傅良佐将军为湖南省督军，原希望他能迅速解决那里的一切困难；傅氏也应该知道怎样去处理那里的局面的。但是湖南人民并不欢迎傅氏。不久，全省都对段将军和中央政府的威信表示怀疑。但段国务总理从来不否认或抛弃他的代表，他对他们非常忠实，因此，段氏在他的部属中具有强大的个人影响。”段祺瑞极为信赖徐树铮，而徐树铮树敌无数，即使他意识到了徐树铮的种种负面影响，也从未将其视为弃子，而这种政治人物难能可贵的坚持使得段祺瑞因徐而失天下人望。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固执己见的段祺瑞，手中缺乏直接掌握的武力，又因不屑阴谋、不甘妥协而在朝秦暮楚的民国政坛步履维艰，明智二字，于段氏而言殊为不易。
段祺瑞一生不置财产，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曹汝霖说他：“素性刚毅，果断廉洁，不威而严。闻在小站练兵时，不离营舍，与士兵同甘共苦。每逢发饷，总由陆军部军需处员，点名发放，从不经手，部属皆服其公而无私。余追随二十余年，见其治事之勤，待人之诚，自奉之俭，而遇事负责，令出必行，皆足为后世法。”这种种道德优势，使得段祺瑞能够以他为核心积聚起北洋力量。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史，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逐鹿天下，有时候凭仗的不是温良恭俭让之类的美德，而是以笑里藏刀、口蜜腹剑之类的权谋争胜。须知王侯宁有种乎，惟兵强马壮者为之。拉队伍，抢地盘，心肠黑、脸皮厚成为制胜法宝。这种人格魅力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最终酿成段氏个人悲剧，而封豕长蛇磨牙吮血横行无忌，实乃国族之大不幸。P5－6
傅斯年有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意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从民国时期沃丘仲子《段祺瑞传》开始，有关段氏的文字常见于报端；段氏晚年也与王揖唐合作，将早年诗文以《正道居感世集》为名刊布。只是，段祺瑞长于练兵而拙于文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诗文并未广为人知。加之段氏身后萧条，日军侵华时，其故居被卖于日本人。由于日本人催着腾房子，段祺瑞孙子段昌世带着仆人们搬家，竟指挥着把宅内多年集存的公文档案、公私函件，乃至宗族家谱统统付之一炬。所以，段祺瑞的自述文章，传世之作东鳞西爪，搜集整理非易。饾订编缀多日，搜得文字若干，分为“治军”、“治乱”、“执政”、“臧否”、“诗文”、“耳闻”几编，以“说明”交代前因后果，对所涉及历史人物以注释稍作铺陈。
限于学力与资料，段祺瑞所作自叙文章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舛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此非但史家之高论，亦乃残酷之事实。
辛亥革命最响亮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四字言破坏，锁定革命对象；后四字言建设，标示革命前景。“驱除鞑虏”，说白了就是去驱满清专制统治者，而非世俗所云杀尽满人，然其变政治革命为民族革命，扩大了统战阵线，缩小了打击目标，立即成为“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令广大民众的积愤找到了喷射口。终是满清王朝气数已尽，西太后与光绪帝相携入土后，清廷只剩几个孤儿寡母和昏聩糊涂的大臣，守制无方，改革无量。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未经摧枯拉朽之力，它就土崩瓦解。虽说是千年之帝制一朝改弦易辙，并未大动干戈，涂炭生灵。皇室得优待而和平退位，较之此前此后以人头换王位都来得文明，故日“鞑虏易驱”。
那么民国呢？
辛亥革命与民国成立至今皆逾百年，从1912年到1928年为北洋时代，前后换了13任总统（包括临时总统，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大元帅等）。从1928年到1949年为蒋氏时代，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做的是终身总统。蒋经国接任到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党禁报禁，几经努力才创建了个“台湾模式”。百年沧桑，“民国”建成了么？史家的答案是：四不像！
民国何似？
孙中山是民国的总设计师。辛亥革命刚有点眉目，实力优于威望的黎元洪与威望高于实力的黄兴在排座次上闹了两个星期的哑剧，让孙中山从美国打工场兼程赶到上海码头。史家有云，黎、黄二帅得一即可安天下，不幸两人相持不下，孙中山即以绝对优势，当选了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年46岁。一向与孙中山不睦的章太炎说，这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言下之意，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孙中山。然而章疯子忘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中山凭此三条当选。当选之后对民国影响至大的自然是他的“建国学理”。孙初抵上海时，革命军粮草俱乏，时人风传他带回巨款，足解燃眉之急。当中外记者以此相询，孙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此革命精神即是金不换的“建国学理”。有别千年帝制的“民国”无有学理，焉能建成？
孙中山建国学理之精髓在“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在驱除鞑虏时，民族主义为首选；救民于水火之中，则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而建立民国确立国体，则以民权为立国之本，以民权主义内保民生，外争民族地位。民权归根到底是民治，是法治，是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再加考试、监察五权独立，同时又有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由人民掌握）制约的宪政。
凡此种种，皆缘孙氏以美为师：“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亦即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
近代中国既无先进的生产力，也无先进的文化，它是以落后挨打的身份起步现代化的。如果说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云云，启动的是“洋务”，是科技的“四个现代化”；那么孙中山追求的共和制，给力的是“政务”，是“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会变成一摊烂泥。可见孙中山的宪政设计与尝试是何等重要。其“建国学理”并非一次完成，也非一成不变，然其初衷大抵如上所述。秉此初衷，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有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此誓词之精义有三：其一，民国乃有别满洲专制政府，是以民、民意为旨归的民治政府；其二，临时总统制天职是为国为民服务，既非终生制，也非一党专利，完成使命即可解职；其三，令满清王朝彻底退位，令民国卓立于世界之林，非辛亥革命一蹴而就，还得借助外力。
而那外力是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的袁世凯。早在孙中山未归之前黄兴就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致信袁世凯，劝他反戈一击，“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袁世凯果然以和平手段逼清宫退位，他也剪辫告别清廷；孙中山果然解职让位于袁世凯。此两者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之盛事，仅此即足令孙、袁名垂青史。
孙中山奋斗三十年，十次起义前赴后继，结果只做了45天I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就职，2月24日辞职），到4月1日正式解职，实际担当政务也只三个月。他的解职让位在革命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自杀以表抗议。为安抚人心，孙中山慨然致电报章，公布自己的心声：
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位之征。
此电内容丰富，最精彩的是给总统定位为“国民公仆”，其在法下而非法上；在法上者无法无天，在法下者则“当守宪法”且受舆论监督。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给最高行政长官定位。
“当守宪法”，那么宪法何在？
孙中山受过西方科学训练，深知法律对国家之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他有道：“立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在诸法中，他尤其重视宪法，认为“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和专制的大机器”。宪法是“人民公意之表示”，是“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基于此，孙中山就职伊始就主持将武昌革命军中央政府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订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除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条文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模式由原定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变大总统为虚位元首。大致体现了分权制衡这一宪政精髓。此即近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民元约法》，1912年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
“当守宪法”之“当”，则见此乃中山及国人之愿望。然此后有谁破坏约法，解散国会就不得人心，有谁复辟称帝则更为国人所不容，就会有人以“约法”为旗帜与之抗争，甚至宣战。民初护国、护法之战皆因之而起。
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有言：“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孙中山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这就是“民元约法”的权威所在。
凝聚着民国志士仁人智慧与鲜血的“民元约法”，虽然没有阻挡住袁世凯称帝，也没有制止纷纭的“府院之争”，更没有平息南北干戈对峙……但其至少制约了一些人的行为，成就了一些人的功绩，更重要的是标示着中国国体现代化的方向。即使袁世凯悍然称帝，也仅八十三天就在众叛亲离中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含恨而亡，临终托孤，其念念不忘的也是“约法”，遗书则期待“看中国再造共和”，并不像有的人真的是带着花岗岩头脑进棺材。尔后的总统其功过则皆以“再造共和”为见证。
遗憾的是“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自己的建国学理由以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从以法治国转向了以党治国。其所谓的以党治国实则一党（即国民党）治国，非两党制或多党制；而且要全党附从他一人，说是“再举革命，非我不行”，“除我之外无革命之导师”，甚至连“附从总理”、“附从领袖”的提法都被否定。虽然他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也规定其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也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日程，承诺终将还政于民，而其全过程都由国民党单独完成，说是“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如此这般，孙中山自己就有违初衷，背离约法。于是“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是党权至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所幸孙中山始终是个理想家，设计家，在野的批判家，不是实行家，只当过两任短暂的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并未真正执政。如果他的革命方略付之实践也可能是如他所言“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当初民国的设计是要走向共和，实行宪政的，而任何形式的集权都不能称之为宪政。晚年走向以党治国，领袖至上的孙中山当与称帝的袁世凯有异曲同工之糟。诚如西哲所云：“不受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糟糕而危险的东西……无论它被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无论它被称为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论它被称为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我都会说，他播下了暴政的种子。”蒋介石接过这颗种子，经营了南京政府，终因“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而败走台湾。孙中山未及料到和看到这种结局。1925年3月12日劳顿不堪的孙中山与世长辞，留下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为“民国难建”作了注脚。
民国难建，原因太多，而朝野尤其是最高行政长官对国体模式的选择与实行关系尤大。就民国而言，其有多种选择，或欧美式之民治（法制）、或苏俄式之党治、或日本式之君主立宪制。凡此种种，民国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民国总统也不同程度地为振兴中华做过努力，也各自有过不可抹煞的政绩。但民国尝试的种种外来国体模式都是焊接在中国三千年帝制传统模式的躯体上，都受到其严重侵染。“百代犹行秦法政。”毛泽东氏一言以蔽之，君主专制传统势力何其强大。民国以推翻帝制为宗旨，却免不了为之污染。不说别的，仅于总统之前加一个“大”字，即使是临时的或非常的也未幸免，就是世界奇闻，就是大中华脸谱的写照，这一中国特色何尝没有帝王意识潜伏其中。民国是啥模式都有点啥模式都不彻底，故日“四不像”。不过其主色调是中国特色与苏俄特色的混合体，尤其是南京政府，尽管蒋介石对苏联政权早有异议。
民国历史证明，选择（选举）总统固然重要，而调教总统则尤不可等闲视之，可是调教总统又谈何容易。中国传统意识往往将“成王败寇”延伸为“政治地位有多高水平就有多高”之定式。贵为总统，乃先知先觉，乃大彻大悟，乃真理化身，甚至被宗教神化，谁能调教，谁敢调教！除法律、时局、战争之外，古有王者师、言臣，今亦有诤友、诤臣如胡适。二十世纪30年代胡适反复呼吁，国民党废除党治，实行法治；抛弃专制，实行宪政，断定“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法的政敌的监督”，而“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方法”。指出国家领导人“必须是一国的领袖而不是一党一派的领袖”，“他的眼光必须超出党的利益之外，必须看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不能如此，决不够资格做一国的领袖”。作为一个“守法护宪的领袖”，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最高领袖是“处高位”，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胡适1932年11月在汉口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就郑重送上倡导无为哲学的《淮南王书》，算是对“小事不能糊涂”的蒋介石的应时良药，结果却无异对牛弹琴。
总统不可调教，因而只能指望其自身的素质、教养与觉悟。民国总统之基本素质如何？总统素质令其在总统位上有何作为？且带来何种结局？其实有多种民国史与总统传记在论说着，奈何后见之明的种种著述或有为另种意识形态改写、注水以至失真之嫌。天下何处有信史！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看总统们是怎么自说白话的。于是就有了这套《民国总统自叙丛书》。丛书首选了袁世凯（1859—1916）、黎元洪（1864—1928）、徐世昌（1855一1939）、段祺瑞（1865—1936），这四位故事较多而被研究较少的总统。他们四位都曾是前清之能臣，思想较为进步且多有作为。黎元洪、段祺瑞都是在张之洞、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时崭露头角的军事人才，徐世昌虽为文人，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过要职。也就是说袁氏之外的三位总统，皆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之编为一套丛书，分则自成体系，合则有似民国编年实录。这四位前清能臣都当上了民国总统，本就有传奇色彩；而他们间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插入南北对峙情节就更可观；此四位总统都属北洋，到1927年北伐战争则沦为“革命”对象，除袁世凯没有赶上此一幕，其他三位都是特殊“看客”，他们的观点当别有另一番滋味……
与我此前策划的《民国现场报导丛书》（出版时称为“可触摸的民国．现场”版）一样，请了四位少帅操刀，他们忙乎了一个暑假。今年暑假燥热无比，每部书又都是汗水泡出来的。尤其是徐世昌、段祺瑞之日记难以获读，无文献你无法代总统去自叙，其难度远超过当初的预想。不过，只要读者爱读且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我们也就乐在其中了，而且尽可能将民国人物自叙系列丛书次第进行下去，以飨读者诸君。
于此还有句多余的话要说，凡人皆有虚荣心乃至自恋情结，总统或许更甚。因而别以为读了总统自叙就真的进入了历史现场。对总统尤须听其言，观其行，千万别让总统忽悠了。
2013年国庆于秦淮河畔
虎性佛心段祺瑞
他曾是后袁世凯时代众望所归的北洋领袖，也曾是谤满天下举国侧目的“歪鼻子”；
他有时是焰势滔天、言出法随的“段厉公”，有时是令不出门、众叛亲离的“段哀公”；
有时沉静谦虚、有时善怒有威，一个虎性佛心的复杂之人。
他是民国历史无法绕开、有着三造共和之功的段祺瑞。
自叙中，看段氏自剖柙中受困。《段祺瑞》由刘春子和殷向飞编著。
“民国总统自叙”丛书首选袁世凯（1859—1916）、黎元洪（1864—1928）、徐世昌（1855—1939）、段祺瑞（1865—1936）四位民国大总统作为“自叙”者，通过编者整理、辑录的总统密电、书信、手札及家书等第一手材料，梳理总统生涯之浮沉，意为自叙。如此形式，希求尽量还原一个直观的历史现场，各位读者在窥探当日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和史实的真切情境之外，也能够对历史人物作为独立个体的性情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清晰地印证。《段祺瑞》由刘春子和殷向飞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