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道河，数不清流不尽；人生是一场戏，真是假，假是真；爱情是一朵花，甜如蜜，苦似药；婚姻是一座房屋，建筑难，拆之易。
家是婚姻的具象，人是具象的形影。时光在流逝，形体在传承，存活的方式方法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只是，本书内的华人居住于异国他乡。大自然的山水花鸟、时序冷暖和故国家园大同小异，生命同样在日出日落里一面消融一面再现，唯其希望、迷茫，成功、失败，执着、无奈，无论形式和内容，均有别样的风情。
郝忻每天早出晚归，像旋转的车轮般千篇一律地工作，好在社会稳定，假期多，福利好，与同事相处和睦，加之夫妻恩爱，又能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己的爱好，夫复何求。
妻吴一念能干、顾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妇唱夫随敬畏有加。可旁人却不这么想，觉得怕老婆的男人没出息，同类人则说：“怕是爱，爱才会听话，听话是维持稳定的最好办法，也是高素质男人的体现……”
只有熟人，偶尔当着郝忻面开开玩笑，“脚板平的男人，怕痒！”民间传说腋窝和脚底怕人抓的男性怕老婆。
或云：“能干的女人旺夫，有福气！”
郝忻听了笑而不答，心想世上没有绝对的标准，每个人的生存社会、历史、文化不同，自有不同的活法。他经历过社会动荡、逃离、漂泊、异乡拼搏的日子，此去只望不穷也不富，平安、宁静、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就心满意足了。若遇上“吹鼓手赶集”——没话找话说，便点点头，默然离去，心底里还为妻辩护呢，觉得别人不了解她——为了这个家，妻活得又忙又累，还常常刻薄自己，何况自己是镂刻着历史“印章”出生的，因而，旁人的调侃不但起不了作用，反而容易激发他的记忆，于往事的回忆感受冷冷的痛、淡淡的酸，以及承受岁月流洒后留下的沉重。
这或许叫命运——
母亲说她结婚后的第三天，时任国民党陆军营长的父亲接到上级通知：立即归队。
临别前，父亲对女人说：“此去生死未卜，希望有个孩子陪伴你。”
从此，杳无音信。
1948年一个严冬的风雨夜，母亲因胎位不正难产，幸亏接生婆经验丰富，几经推转，我才带着委屈的“烙印”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降生给母亲带来希望，却留给自己挥不尽的霉气和艰难。因出身不好，自幼年起看到的眼神、听到的啐语、觉察到的奇异表情均与周围的孩子不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向母亲求解，她就默默地将我抱在怀里，抚摸我的头，说：“妈在这，别怕！别怕！”待我上学后，又觉得自己害怕人多声闹，更怕雷电，好像是冲着我发怒似的……母亲说或许与她怀孕时期听到太多的炮响和轰炸声有关……那时啊，每声枪响、每阵轰鸣均让她想起丈夫，“也许完了，也许会回来……”多少思念多少牵挂，在肚里在肠里，无人知晓和过问。
有了记忆后，我如同生活在栏栅外的小羊，受人欺负鄙视，诚惶诚恐过日子……岁月留给我最佳的生存方法不是离群就是沉默，在离群中自乐，在沉默里咀草，在成长路途中不知所措……好在叔叔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教诲我“划清界限”“重在表现”才是唯一的出路，并于复员后将我带到城里上学。
16岁，中学没毕业与同学一起参加“大串联”，数月后回城不久，“烙印”就被亮出来，随之没完没了地“谈思想”，终究因对父亲问题一问三不知遭打挨骂，当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展时，为表“红心”主动报名回老家务农。经叔叔指点资助，一面务农一面自学。两年后，一念也随队下乡了，她与其他四人分配到我的家乡。我因台属关系受人歧视摆布，没有人愿意接近我，一念比我小几岁，常常私下向我问长问短，我不是躲避就是低着头东张西望不敢多说。渐渐地，我开始暗中帮她修整农具，为表谢意，她经常将家里寄来的食品或文具分送我，久而久之，就对我流露想家和没有未来的苦恼，没有旁人的时候我就用叔叔劝导我的话安慰她，只在私底下发几句牢骚。
一念渴望能继续上学。无奈希望如泡影，娇滴滴的脸，变成汗淋淋的农家姑娘。
数年后，一念获得乡村幼儿园教工职位，同年秋季我被调到镇图书馆，我爱书如命自然推荐给她看。当我们已习惯无奈、谈不上理想梦想的时候，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一刻不知该笑还是哭，只有木然和沉思。
次年，我和一念分别考入大学中文系。从抱冰握火的贫困乡村到城里求学，无论谈情说爱或毕业后成家立业，心越贴越近，思想田园越开垦越宽阔。不久，竟然发觉知识越丰富越对现实不满足，终于，趁新鲜而无处不钻营的“西风”渐渐东来时，借一念侨眷关系我们先后到达了香港。
没想到十里洋场的香港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物质生活和自由度宽松了，梦想和纯情却随之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求生的艰难和激烈的竞争。尽管夫妻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学习品尝芦苇的品性、蜜蜂的勤奋和山溪的勇气，但命运依然多舛。
幸好世界在变化，80年代末，随着香港的移民潮我俩移居到欧陆。不料世上根本没有理想的栖身地，新环境新语言开创了新烦恼新茫然，经“想象”和“现实”的碰撞后，“前者”终于让位了“后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到糖果厂工作。
无奈的决定竟然像旱地逢上春雨，滴滴入土。
糖果厂收入稳定、工作顺心外，尚有几位贴心的同事，他们均为学历非浅的移民，有毕业于东南亚神学院的师母，有来自世界各地专制国度或战乱国的各式各样难民：工程师、记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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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从天外的视角和哲思看到人类生命的深度和被现实扭曲心灵的实象，以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创作手法，含泪地关注现代文明中的社会、民族、婚姻家庭在欲望、财色、无常与恐惧生存中的劳苦愁烦和无奈处境，呼唤建造与现代化协同进展的人性、智识、道德和思想，是华文文学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
——叶廷芳（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
一部融汇中西人文探索的力作。《天外》通过华裔新移民在欧洲的生活和社会交往，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但作品的核心是探讨人类的共同人文追求，在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身上更容易看出这种共性。
——杨恒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萨特说：“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并可自由塑造自我。”然而，这个自我是什么形象呢?当命运不由己地将地理格局、社会文化形态和思想模式全然改变，处在一个被时间空间所遗忘的地域、没有任何委任托付的情况下，我们仍能独慎独醒独持，是否这样才对得起自由的赋予?
我作这种多余的解说，是为了回答我最初的设想——自由最能展现真实的自己。是呀，“道在伦常”，就在这样的真实里，我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因为自由，无需按照别人的意思与任何有关的目的去写作；因为自我，宁愿“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淡然宁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一切，是来自信仰和爱好给予的信念和力量。失去它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也会随之变化或改变。也就是说，当现实世界被解构被堆彻成反常甚至崩溃似的图景，不再是我想象中的存在意义时，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先说信仰，它与人生定义有关。
今天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仰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甚至日渐消失，然而，历史沉淀的精神与文化底蕴依然是欧陆的灵魂砥柱。这传统这精神使得人们一面受到潮流的“笑弄”，另一面又不敢蔑视信仰、看轻生命的意义。客观地想，信仰除了提供认知是非的底线外，还可以令人清心明智，减少一些陷阱的诱惑。关于这方面，我个人较认同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所以，信仰即关乎灵魂的事。可惜它是属于没有答案的问题，无法辩论也无需求证，只能从现实意义着想。既然科技无法终止人们追求财富、权力、享乐过程中带来的痛苦茫然和绝望，而信仰却能让人在实际生活中化解人生的苦难，减少疑惑烦恼，增添生存的乐趣和力量，令“第二重悲凉”得以超越和升华。那么，信仰就是有益无害的。
正是在这种现实下，促使我在完成十年创作的《天望》后，再次用十年时间创作了《天外》。
在漫长的十年时间内，每当我驰骋于书海，阅读古今中外的人与事或不亦乐乎地书写我的世界我的笔下人物时，就会忘记世界、忘记时间、忘记自己——然而，从另一角度上看，可能经济效益不会太理想。这也不奇怪，假如读者不喜欢用脑又无法静心，习惯一目三行的阅读法，读这部小说就会感到吃力甚至不知所云。毕竟，这个世界，活在思考中的人是不多的。再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比起小说来，不知还要生动精彩丰富多少倍。我只是视文学为一项慈悲的事业，写作是我祈祷似的生存方式而已。
文学艺术之所以能给人遐想和希望，是因为它是生活的倒影、社会的镜子，也是人类高于动物的佐证。世界因艺术而美丽，时间因艺术而永恒。对于居住在丰子恺的第三层楼里的人来说，不愿做物质的奴隶，又不满足近乎枯萎的精神生活，那么，文化艺术就是他们的追求和安慰。因而，我竭力透视人性的藩篱，跨越文化、地域和时空的障碍，以特殊的视角，通过感触、认知和再思，去书写叛逆的艺术。我之所以如是，一是出于自然而然，二是从来不认为世上有绝对的、权威的、公义无私的文艺批评家，否则，刘勰不会引用《鬼谷子·内捷》里的话：“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我只相信时间，人类之所以制造时间，为的就是让公平、正直有机会出现。
凭着这点信念，我愿与生活一起燃烧，和文学同甘共苦，将不同社会阶层的移民在新语境里的生存际遇展现，并探讨他们的“困惑之理想”与“精神之象征”。同时在文明与性爱、金钱与权欲、灵与物、真与幻、有限与无限的双向博弈里，对人性、情感内核和婚姻家庭物象进行探询，让无法复原的焦虑与哀伤、生存本相的恐惧和无奈，在慈爱的悲悯里得以修补和安慰。
因而，假如说信仰是探究人生的究竟和根本，爱好就是我的满足和快乐。在此小小的天地里，不仅可以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人与知识、人与文明之间的现代处境，还可以在创作的悲感过程悟出的大快乐中，很快又悟出另一种悲凉。并深信这种忧患不仅仅是溢上我的心头，也弥漫着一切良知尚存、渴望寻思求索的人们。
2014年7月4日于欧洲
常常想，“天外”是什么，大气、云朵、星球?还是浩淼神秘无限的虚空?然“虚”有多深、“空”有多广，没有人知道。于是，人类才会对天寄托无穷的幻想、梦想和理想，将希望寄托在遥不可及的空虚里。渐渐地，天外被赋予了这样的含义：科学家视其为无数星球运转的空间，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其他；宗教信仰者视其为最高审判者的殿堂，是“天道”的“脸孔”、“天理”的“眼睛”；普通人视其为梦的彼岸，幻想的对象；文人则擅长以有限的思维或想象或猜测，将其书写成优美隽永的诗文。
我活在被悬于空虚里无数星球中的一个地球上，除了对虚空的神秘感到好奇费解外，因天性对生命、精神、物象喜寻思爱叩问，自然对这宇宙奇特奥秘的杰作——“人”，深感兴趣与探究。
据《创世记·拉巴》篇14章说：“人跟动物一样，要吃、喝、生育，直至死亡。他们也和天使相似，能直立行走，会说话、思考、理解和见识。”“上帝依照他的形象和特点创造人类，从形体上看人类与天使没有什么区别，又与动物一样能吃喝和生育。”先不讨论此说法是否确切，实际上，人确实除有动物生命需求的食物、安全和生理满足外，还有智性、情感、信仰和自我实现的属性。或许就是这些属性，“人”比动物更为奇特奥妙和错综复杂。生，不知何时何地、何名何姓外，还有贫贱富贵的差异；死，未知何日何处以及怎么个死法。
具有“生命”与“精神”需求的人虽能创造文字制造武器，却不像动物那样拥有大自由大自在和大快乐。人无论活在战争时期或和平年代，还是处于怎样的社会制度中，虽然各人感知的程度大小、深浅、远近、宽窄有别，生存内容和形式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管人在社会上扮演怎样的角色，高贵或卑微，男女老少均离不开烦恼和困扰。
这是人间永恒的一个难题。难怪以色列先知摩西说：“我们一生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20世纪初的英国作家劳伦斯认为人无需悲痛欲绝，因为“我们本来就处于一个悲剧时代”。中国老子更是看穿人存活的艰难才宣扬顺应天道的“无为”和“蒙昧主义”处世哲学。普通老百姓则一言以蔽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有人将“劳苦愁烦”“悲剧”“蒙昧”和“不如意”怪责于世上的无“道”和无“理”。可“道”与“理”也是人为的，人为的既然靠不住，就得寄望天助了，如俗语“人在做，天在看”。其实，芸芸众生就像《红楼梦》贾雨村对冷子兴说的，“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可见，烦恼和困扰是出于人性中的贪、嗔、执，即一切宗教竭力摒弃心外的障碍。
因为贪便有了欲望，过多欲望就容易被诱惑，被诱惑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自我的就没有主心力，没有主心力的人就没有快乐，谈不上快乐的人就容易生气，爱生气的人就会引发鸡犬不宁，曰无安宁者就将一切不顺心的事归于求不得，因求不得就更加执着，过于执着便陷入迷失。
问题在于，若个人迷失还有望于整体精神环保的医治，最遗憾的是集体的迷失。当迷失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时，就出现有人麻木，有人随俗，有人感到失望和不安。不安容易引发失心症，人一旦失了心，心理病、精神病随之而至。可见，处于社会转型的这个时代，科技和财富只是提供人类活动和私欲的方便，无法真正带给人类内心的平安和快乐，更谈不上生命的素质。
感谢生活，让我在生存时空里不仅经历了传统生活中耳闻目睹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与事，还有机会体验因信息时代到来和移民潮的涌动而引发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循环、大交流和大碰撞景象，从中感受整体中有局部、局部中有整体的生存际遇，并在两者接触碰撞中看到欲望和现实、强与弱、梦与幻的纠缠，以及对命运、文化、物质文明的质疑与无奈。于是，在关注自身生存处境的变化时，同时思考发生在身旁的许多人和事。
它们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物质”和“精神”虽能相互渗透和影响，但更多还是彼此的冲突和藐视。众多的无奈、复杂和多姿多彩的镜像让我感到以往的地域性传统书写已不再成为挖掘人性的唯一标准，也无法满足具前瞻性读者的猎奇。
也就是说，我笔下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既不同于传统观念的东方式，也不同于西方作家笔下的情感和生存方式，然而，他们却是人的“共性”和“个性”的彰显者。在理性与感性、存在与虚无、完整和欠缺的跨时空实践中，除了离不开人类悠久的、切身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还受到时代发展和变化中的各式各样思潮影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尤其男女姻缘，虽说像一道菜，自我采购、烹调、加料，最终品尝起来是什么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可以说，传统的具稳定性、富责任感的婚姻爱情已日渐减少，接受对方长处和不足的大学问已不再被崇尚，至于彼此心灵的契合作为婚姻的初衷，渐渐因名利权势等欲望的冲击而变异。即使看似情感稳定无大碍的婚姻家庭，拥有真正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少了。实际反映出来的情爱往往如一项功利的事业：男人想在女人身上获得快乐，女人想在男人那里得到安全感。
尽管如此，男女关系还是难分难解。阿里斯托芬在《吕西斯忒拉忒》中说：“我们无法与女人一起生活，但没有她们也无法生活。”中国全真教弟子邱处机的阴阳论更是明确指出，“夫男阳也，属火；女阴也，属水。唯阴能消阳，水能克火。”间。有趣的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人为求生的劳作之所或意味存在的栖身处，“无常”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既然人类无法预知未来，“无常”如影随形，为何还有无穷无尽的欲望?难怪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人在历史摆布下无能为力，也无法把握自己的走向——人白以为有选择的自由，实际上是逃不过命运的。”①
这个命运之说有意思。从奥林匹斯山众神到东方之神，神与人为了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在“金钱”和“性爱”中不惜代价奇谋巧计地寻觅、说谎、争夺和占有，却忘记了“人会死”这三字……也许，当人类一代又一代不亦乐乎地重蹈和神往，忙于迷钱、迷色、迷科技、迷其他的时候，不甘被人忘却的“死亡”为证实所罗门王说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便随时出现在世人的视、听、闻的感官里，提醒人不要忘记宇宙也有法规并存在同一的本质问题：存在时空的万事万物是相成相灭的，有福就有祸，有喜就有悲，有上就有下，有来就有去……简单地说，贯穿生命的一切活动既然是相对的，死亡就是对“生”的一种担当。
在短暂有限的生涯里，人虽无法预知未来和避免无常，却有着无穷无尽的梦幻、遐想和欲望，稍不如意又会导致身份改变，失去主心力，每天活在或彷徨或迷失或随从或沦落的景况下，怎不感到烦恼和困惑。
可想而知，我笔下的人物虽有身份的差异和个人的苦衷，然而，他们在理想和现实、偶然和必然、希望和无常、永恒与有限、存在与无助、无奈与躲避的变动时空里，无论经过怎样的策划、动机和努力，还是难以减少情感的沉重，也无法摆脱在体验、玩味和琢磨过程中引发的忧郁、困扰和愁烦。相反，不但心想事不成，还失去了心灵的栖落处，结果悲情多过宁静、失望超于希望，活得越来越可怜。
那么，拿什么来慰藉他们的内心?
烧香、忧愁和焦虑，均无济于事。
在无法参透人的奇特与奥秘时，每当我从飞机上观望地球，想到宇宙的浩淼和人生的渺小，而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唇齿相关、相依为命，便随着视角转变和思想探索，排除了上机前灵魂夹带着的尘世燥安，内心充满不尽的感恩和知足。于是，当双脚踩踏在地面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化解于世的不解和愁烦，重新吟起《诗篇》里的训诲：“上帝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接着，运用在天外的视角效应，将人的奇特奥秘和记忆，创作成《天外》这部文学作品。
2014年7月26日于欧洲
林湄编著的《天外》是一部响应习总书记讲话——“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重要作品，这是一部可以涤荡心灵的著作！全书描写海外华人生活。作者是被中西方文坛誉为最有希望步入大作家殿堂的华裔女作家！她十年一作，是最虔诚的写作者。她的作品，曾经被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60家媒体专文报道；她被评论家评为可以作为国内作家写作参照的文学重镇。
林湄编著的《天外》是一部描写海外华人生活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郝忻是个具有浮士德精神的旅居华人，小说以他的海外日常生活为主线，穿插其情绪感受，把华人海外生活的心酸苦恼、人生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充满哲思，让人欲罢不能！作者不仅是作家，还是思想者，叶廷芳、杨恒达、陈美兰、陈辽、韦邀宇激赏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