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第一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重磅上市!
2.《晚清七十年》当年引得无数赞誉!尘封十年,重装再现,无数史学爱好者的福音!
3.唐德刚“历史三峡论”集大成之作,中国近代史必读之书!
“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晚清七十年,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之困境,我们为何如此之曲折?中国能否如唐德刚所言,在本世纪中期完成社会文化大转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曲折动荡的长江三峡,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鸦片战争,揭开了十九世纪开始的中国二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序幕。在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1840年的一场战役不仅掀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变革,也使历史潮流中的长河,尤需历时百年的诡谲动荡,方能进入壮阔的太平洋。唐德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于《从晚清到民国》,成就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书。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清朝268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尼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做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130余年(1662—1795)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的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1839—1842)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 (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他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清朝,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前文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干部。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美国前总统雷根 和他的夫人南茜 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 ,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作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7)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 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慧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势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清朝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他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自序
唐德刚
这部拙著的底稿,原是作者用英文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而这本至今未全部杀青的《中国近代史》,又曾与一家美国出版商订有出版合约。而这部英文原稿的底稿,则又是作者在海外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英文讲义的累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是千变万化的,而近现代新史料之出现,更是日新月异的,因此作者用在课室中的“讲义”,每学年,甚至每学期都有增删。这种不断的增删和改正,自然也就影响了那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的原稿,使它永远无法发展成一部足让作者自己感觉到满意的定稿,从而同意让其出版。岁月催人,一转眼数十年过去了,加以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都在“改革开放”,新史料和新史书之出现,简直有如白浪滔天,使人目不暇接,治丝益棼,因而作者这部老史稿,也就益发无“改革开放”之时了。
近年来因为退休多暇,在史学出版界的朋友们,尤其是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长期不断的鼓励和追索之下,笔者始则勉强应命,从《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写起。由于一般读者在正反两面的反应,皆甚为热烈,笔者也就亦步亦趋地附骥于绍唐兄的《传记文学》,写起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文章来了。始则勉强翻译点英文旧稿,以应主编组稿之雅嘱;后来由于很多读者的不断鼓励,笔者亦自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个人治史数十年,亦不能说一无所得而自暴自弃。对不断鼓励我的读者和编者,尤有道义责任,不应过分藏拙,更不应轻率下笔。记得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又说文人之笔和武人之枪,是一样厉害,不可轻用。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辙,然无征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至于褒贬古人,月旦时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古史先哲太史公有自勖之言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家何敢?然历经忧患,久谪异域,隔洋观变,对祖国兴衰,能无管窥之见?知我罪我,固由贤明读者明察之也。
本编中泰半拙作,都曾由《传记文学》首刊之,承刘社长盛情特许,再经台北“远流出版社”主编游奇惠、责任编辑陈穗铮两女士,经年累月,集结成书。复由该社王荣文社长之特许,经台北陈宏正先生与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之鼎力推动,始由长沙岳麓书社发行此大陆版。两岸胜友如云,隆情高谊,铭感五衷也。
“导论篇”中,尚有“湘淮两军志”附录及“史料与史学(附图表)”各一本,尚在编纂中。由于海峡两岸出版法略有出入,台湾版与大陆版亦稍有异同,贤明读者谅之为感。 【1999年8月25日于纽约市郊区北林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