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继孝先生新书《书信的收藏与鉴赏》首发会，于某旧书网举办，我迟到了，一进门，正好王君在，给我化解了尴尬。也不白化解，他命我写一写这书，此事不难，但是继孝已是很熟的老朋友，越熟越不便“畅所欲言”，总不能像私底下聊闲篇那样逮着什么说什么吧，形成文字，怎么看也有些“装模作样”。其实，我与继孝在很多问题上是各持己见的，争论在所难免的。远的不说，就他新书的封面设计，我俩的看法即严重对立。俞平伯说过：“序跋之类既异峻刻之批评，又非浮滥之赞誉，必语无溢美，方推合作。”我有什么说什么，“浮滥之赞誉”本来就是我所最最反感的。
我的收藏与继孝的“书信”收藏，不属一个门类，说好听些是“青菜罗卜，各有所爱”，但是如果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我的收藏真是“失败的选项”。也难怪不断有书友嘲笑我所喜欢的老杂志，进不了上档次的拍卖会，既使勉强进了，也是搁在整场拍卖的最后，而那时人也差不多走光了。被人看不起，是因为当下的价值判断早迈过了“万元户”“百万富翁”这些初级阶段了，惊回首，已然“亿元时代”。我的失败，不是选项的错误，——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虽然以前也没少读继孝的书，可是读了这本新书，忽然间明白了我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原谅了自己。
有一套说滥了也听滥了的论调，收藏要有眼力呀，要有机遇呀，要有财力呀等等。这些条件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这些条件对于我们相对对等时，还有一条才是“胜负手”。过去常说“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或日“交朋友”，收藏原来也须遵照这个道理。过去雷梦水这些厂肆的卖书的，被朱自清这些大教授亲切地称为“书友”，今天更不宜一口一个“书贩子”呼唤人家啦。个性决定我不善与人交道，为此于收藏吃亏不少，“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只能原谅自己。
继孝并不是老于世故的人，但是他侠义爽直，反而能够广交书贾。我刚才说失败，有一点说的不具体，我们买东西老是一件一件地淘，一天一天遛地摊盼拣漏，总以为“勤能补拙”，这个方法在过去的年代也许行得通，今则行不通。没有书商朋友的通风报信，没有他们的送货上门，你藏品的数量永远是算术级增加，聪明的后来者却是几何级增长，一下子就超越了过去。继孝写道“广交朋友，信息通畅，我一度成为京城名家书信的大买家。各路卖家，送货上门，成就了我的书信收藏事业。个性使然，和朋友交往，以诚相待；买东西时，只要对我路子，‘仨瓜儿俩枣儿’的小钱，从不计较。而且买东西，从不赊账、欠张，即使买的东西不对，只要当时付了钱的，一般来讲，不退货。由此，我赢得了众多书商摊贩的好感，一旦他们手里有了书信资料一类的东西，总是先给我来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宗的货物，我一定是第一个知道，并最先看货”。 继孝在书中多处讲到与他交往的书商，有些故事己成为潘家园的传奇。关于“陈梦家书札手稿”的传奇，我听了不止一回，有一回某杂志采访继孝，我又在近旁听了一遍，仍为之蹉叹不已，叹梦家之运命，叹继孝之佳运，叹自己之无运。这个传奇的关键人物许川，大家唾沫横飞地评议，我竟然对不上号此人，尽管我后来也买到过许川的旧藏。一个藏家过世，藏品随之“五马分尸”，我等所藏虽不足挂齿，亦不免心事重重。继孝对许川有深情感，连将“许川”说成“徐川”，他也特别不乐意。
P138－P141
收在这里的文字只有十几篇，却包括了我常写的几种题裁；老画报、老漫画、老电影。书评和随笔也有几篇，朱省斋这篇较长，不妨算作考据。当听说本丛书策划杨小洲准备用古书的版式来做装帧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稚嫩的内容配得上古老的形式吗。小洲却信心满满，我说你就等着“千夫所指”吧。我们所处的世间，守成比创新要安全得多。张爱玲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大都市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话，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我想着小洲做的不就是“多买半斤腊肉”么。形式既定，只得如此，“各花入各眼”，以前常规的装帧不也是非议充耳么。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我说起这个书名，好几位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说，这不是周作人用过的书名么。书名好像没有专利权的限制，你用过了别人也可以用。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柳雨生主编的一本文学期刊起的名字也是《风雨谈》。其实这个名字很平泛的，老周的许多书名，像《自己的园地》，《过去的工作》，《秉烛谈》都是专属性很差的，谁用也是字面上的这点儿意思。鲁迅有的书名专属性很明确，《且介亭杂文》任谁也不好再用，而《野草》就有不少同名的书刊。
我起这个书名，也是被逼无奈，实在想不出个合适的。前些日子朋友推荐电影《血与蜜之地》，我看了之后还想知道点儿电影背后的内幕。据说本片导演安吉丽娜·朱莉差点儿被起名给逼疯了，最后终于想出“血与蜜”这么个含义深刻的好名字。朱莉有不寻常的爱好：喜欢收集刀和第一次出版的书籍，——这不就是初本书痴爱者么。
柳雨生即柳存仁，前年他去世的时候，董桥专门写文章纪念他。可是董桥也许没有看过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那本刊物才是柳雨生对中国文化最有长远价值的工作。连唐驶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上海与《古今》有同样影响的，至少还得提一个柳雨生（存仁）编的《风雨谈》。”唐弢还后悔“过去洁癖太不好，没有庋藏这些材料，只能从记忆里挖出这些，以供参考，不找书怕不行。”所谓“洁癖”即不收集不研究沦陷区文学及刊物。另一位与唐弢齐名的藏书家的藏书理念就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收集此类书刊甚富。
说到意识形态，这里可以讲一个笑话，来说明那个年代的文化人草木皆兵到了何种程度。方继孝先生在《陈翔鹤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提供了一张陈翔鹤亲笔写的公函，——《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事情是这样的，陈翔鹤主编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出版之后，——“我们因失察而至内部送书始被发现”“发现其中吴世昌的《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见《文学研究集刊》二三二页），又名‘柳雨生’，是大汉奸周佛海的部下，是个汉奸文人，日伪时期出席过东京和南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负责过汉奸刊物《疯雨昙》的主编，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文中提及‘柳存仁’，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我们要求将《文学研究集刊》暂停发行。”
正巧我收藏有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杂志，如果不是方先生提供陈翔鹤手迹，我们会以为“疯雨昙”是手民之误，现在有陈翔鹤的亲笔在，一个笑料就成立了。
是不是现代版的“杯弓蛇影”？当年陈翔鹤们的害怕并不能全怪罪他们，但是他们亦非全无责任。
今年一月正是《风雨谈》创刊七十周年，这份出版了二十一期的文学刊物，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都是残缺不全的。前些日子上海一家不大知名的小拍卖公司，冷不丁地拿出一套全份《风雨谈》，不知道哪位识货的藏家买走的，才花了那么少的钱。而我手边的这份是用了二十年的功夫才配齐的。
柳雨生《创刊之辞》第一句开场白：“办一个好的杂志是难的，办一个好的文学杂志尤其难。”其实《风雨谈》在那么个年头能够将当时一线作家悉数招来作文章已是很不容易的了。柳雨生将已逃亡内地的左翼作家首领茅盾的稿子，赫然登在封面上实乃莫大之勇气。
《风雨谈》的作者，除了周作人苏青等少数几位，多数已被遗忘或边缘化，他们的文章只有凭借这本杂志才可能被一百年几百年以后的人读到。周劭（周黎庵）于创刊号上发表《铭心的纪念——我的外祖母和我的童年》，并附有他和外祖母的合照。周劭是三四十年代几个重要文学刊物（包括《古今》）的执行编辑，文坛内幕知道的很多，与梅兰芳，黄裳，张爱玲，朱省斋打过交道。虽然八九十年代周劭出过几本含回忆性质的书，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应该有针对性地多多对他进行“口述实录”式采访，许多历史谜团打了死扣。柳雨生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说周劭还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柳雨生早早就远离了大陆，顾虑什么？许多问题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地提问，当事人不会主动说出来。
为了解释自己的书名，却说起了柳雨生和他的《风雨谈》，实在是因为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被曲解了许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于恩济庄老虎尾巴
作者谢其章为著名杂志藏书家，长于搜集古书旧刊，并能从中发现故事，已出版十余部作品。《风雨谈（精）》稿就是作者所写的关于各种旧书刊的掌故和书话集。由于作者收藏的期刊杂志都是一些市面较为稀有的，因而作者收藏收集也就有了故事，有了研究，这些文章也是作者由收藏而转入研究的见证和成果。
《风雨谈》创刊于1943年4月，是一份珍藏了多位作家无缘面世的文章，许多作家的文章最初刊在杂志之后，便没有机会结集成书留存世间，杂志消亡了，他的文章也随之消亡，这也是保存老期刊的另一意义。
谢其章所著的《风雨谈（精）》是作者在经过二十余年收集之后整理风雨谈杂志老刊，精选其中不为人知的名家大作而成，很很高的可读性以及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