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洲，我们是朋友，替我做做夏玉荷的工作行吗?夏玉荷一直很欣赏你，说你不但长相英俊又有才气又有学问，还拉得一手好二胡。”
他当场就给我戴上了几顶高帽子。
但我犯难，这种工作怎么做?
那时农场连队的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马灯。我在办公桌上搁着盏马灯。灯在四周散开一圈黄幽幽的光，由亮到暗。
“冯洲。”他说，那眼睛哀求地看着我，“我是为了我的儿子。女人离了就离了，但吃苦的是孩子!”
我自然很同情他，我与他虽说不上是多好多知心的朋友，但起码是属于还谈得来的朋友，尤其是他儿子余晓勇，聪明伶俐，我也很喜欢。他每次一见我就一笑，一声“冯叔”叫得特别亲切。
“那我试试吧。”我说，但又觉得没把握。而且他犯的是这种政治错误，关系到阶级立场问题，不大好说呀。
“那就谢谢了，那就谢谢了。”他满面堆笑点着头说。怕我会改变主意，边说边往外走。
我马上提醒他说：“这么大一件事，你可以回去落实一下嘛。”
“回去?”他说，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是不可能回去了。”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夏玉荷啊。”
他说，他的老家在甘肃。他家四周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有的坡上硬是一棵草都不长，哪怕是长上几棵草也好呀。但就是不长，裸露在外面的黄土就像癞痢头的秃皮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去他们家乡，每家都有用坑蓄水的习惯，穷富就体现在坑里的蓄水上，有三坑水的家就算很富有了。他们家蓄有两坑水，大概富裕中农就是这么来的。若是只有一坑半水，那只能算个中农了。一坑水没有的当然是无产阶级，是贫农。有的人懒，一辈子都不肯挖个坑蓄上一些水，那就好了，就这么懒出个贫农来了。人懒有时也是福。
他那时在他们村的完小当小学教师，只教十几个学生，但怎么也是村里的文化人了。本来可以在老家靠家里的两坑水和完小教师的一点儿微薄的津贴这么好好过下去的，可偏偏看上了村里和他家有世仇的夏家的夏玉荷。夏玉荷的爷爷好赌，赌掉了自家的三坑水，使夏玉荷的父亲成了贫农。夏玉荷不但是村里甚至可以说是全乡的一枝花。她到乡里去赶集时，后屁股总是跟着一群男人。去她家说亲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他爱上她后，怎么也拔不出来了。父亲一听说他恋上了夏玉荷，就说：“你要娶她，我就死给你看!”他们爷爷的爷爷就结上仇了，所以是世仇，因为相互间的仇杀，光余家就死了一个残了一个。他的伯伯，也就是他父亲的哥哥，因为夏家在他们余家的地里挖了三颗洋芋蛋，和夏家动了刀子，当场死在了地头。这个仇至今没报，因为解放了，土改了，夏家是贫农了，他们是中农的余家也就不敢报仇了。因为村里的贫农比他们中农多得多。但余振林爱上了夏家的姑娘，这是怎么也不行的!他的父亲大发雷霆，他的母亲当场就昏死了过去，他骨瘦如柴的母亲一直患有偏头痛。事情闹到他父亲天天上完小的大门口守着他、盯着他、跟着他，怕他去找夏家的那姑娘。
没几天，传来了好消息，夏玉荷吃不住家乡的苦，信奉“人挪活，树挪死”这条真理，出走了，跑了。有人说这个姑娘生性儿高，出去想图个跟村里人不一样的好生活。去哪儿了呢?一些消息比较灵的人说是去了新疆，因为她有个大姨跟着当兵的姨父在新疆。
第三天，余振林与父亲不辞而别，完小的教师他也不当了，追随爱情而去了，也奔向了那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新疆。
夏玉荷确实是奔新疆而去的。但生活不是你想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她只带着一丁点儿钱和几斤粮票，以为走上两天路的行程就可以找到她的大姨与姨父。她不知道中国的大地有多大，以为只是从县里的这个乡到那个乡那么容易。走出村外、乡外、县外，才知道天地有多大。在铁路边上扒到一列货运车，“咯噔噔”停一站，“咯噔噔”又停一个站，装货、卸货，走了几天路程，好不容易到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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