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主编的《我要去延安(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以爱国青年、海外华侨、文艺工作者的回忆、口述等珍贵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再现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正确主张，使得延安成为向往光明的人们敬仰和向往的地方，从而形成的“到延安去”的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

“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广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甚或海外各地，穿越层层阻碍奔赴延安。每个人的延安之旅，都有着一段历经坎坷、惊心动魄的故事。任文主编的《我要去延安(红色延安口述历史)》通过当事人的回忆，重现了这段历史。

70年前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代前言) 刘守华

青春行进曲

 告别上海，奔向延安

 沸腾的古城，我心中的延安

 寻找中国的新希望帆波

 祖孙三代奔赴延安——访中央文献研究室

 忆当年沂水青年奔赴延安

 投奔延安

 一路风尘赴延安

 寻真理离故土奔赴延安 

 延安宝塔情

 难忘的征程

 宝塔山下的小女兵

 永生难忘的延安岁月

 女扮男装赴延安

 —个艰苦的锻炼过程

 我的一段风雨历程

 到革命圣地去

 辗转奔陕北

 招生工作追忆

 紧张的招生接待工作

回国抗战，汇聚宝塔山

 从马来亚到陕北高原

 忆由泰国奔赴延安

 海外赤子的延安之路

 不到延安誓不停

 从海外到延安

 归国奔延安 

 从泰国到延安

 扑向母亲的怀抱一1939年投身抗战历闻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堕马折臂去延安

 关于我赴延安的经过

 延安之歌

 “信天游”在迎接我们

 从成都到延安，我早期的诗歌活动

 向往与追求

 杜鹃啼血黄土情

 奔赴延安之前

史实与考辨

 通往光明的红色桥梁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区研究

 抗日时期在延安的华侨青年

告别上海，奔向延安

陈 明

陈明，原名陈芝祥，江西鄱阳人。1933年在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就读，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5月，陈明从上海奔赴延安，并成为抗大十三队的党员，不久与丁玲相识并走入婚姻殿堂。

我和余崇懿、林瑾商量，为了万无一失，决定走海路，先坐轮船到塘沽，然后再坐火车到北平。登船离开上海的那天，是1937年1月31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身着西装裤和长袍，一副学生打扮。那时上海的冬天并不怎么冷。余崇懿到码头送行，张则孙也赶来送我，我把他埋怨了一通：“我怀着壮丽憧憬，本没有什么离愁别绪，倒叫你勾引起来了!”他和余崇懿都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我和林瑾，又转眼望着远处，望着天边。我们紧紧地握手。汽笛一声．小火轮缓缓离岸，四个青年战友挥手告别。我和林瑾原来并不相识，这次旅程中，相处得非常融洽，亲密无间，两人的心情也特别好．站在甲板上，靠着船舷，望着远去的上海滩、十六铺码头，谈这谈那，心情像蓝天碧海一般澄明。

到塘沽下船，感到气温骤然下降了。为了不让人一眼看出我们是南方来的学生，我们赶紧上街买了皮帽、围脖和手套。

一到北平，我们在前门大栅栏找了一家旅社住下来，就忙着打电话找人。在上海学运活动中我认识一位同济中学的代表，名叫孙永德，后来到延安改名叫夏云，当时在北京农学院读书。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刚到北平，请他尽快转告马寅根说陈明到北平了。第二天，马寅根便来旅社找我。我告诉他，我和林瑾是拿着“民先”。的关系来的，问他有没有比民先更进一步的关系。他说有。我对他说：林瑾和我都是党员，上海党组织让我到北平找你，我们都要去西北。他让我稍稍等一等，说北平党组织正在组织一批人到太原去，帮助阎锡山办训练班，那里政治环境较好，什么马列著作都可以看。实际情况是：为了抗日，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关押在北平监狱的薄一波等同志在这个时候被释放了。出狱后，薄一波同志按照党的安排，接受中央指示，到山西军阀阎锡山那里做统战工作，训练班就是在薄一波等同志的筹划和主持下办起来的。薄一波同志还改组了山西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会员广泛，社会影响很大。和马寅根见面之后，我和林瑾安心在北平静等组织的安排。

这时，上海组织的一支妇孺慰劳团从绥远前线劳军(傅作义的部队)回到北平，住在灯市口的北辰宫。吕骥、崔嵬、陈波儿，还有麦伦校长沈体兰的妹妹沈淑都在里面。我和他们在上海相识，就去北辰宫看他们。我在那里碰见了华北学联派来接待吕骥他们这个团的刘也夫，刘曾经去上海和我们一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如今再次见面，都非常高兴。他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他要到西北去，正等候出发的指令。没过几天，上海组织的第二批妇孺慰劳团四女两男到了北平，也由学联接待。这时北平的学校都放假了，人手很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陪同带领他们。刘也夫就抓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绥远一行，我当然愿意。离开上海后，竟能在北平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熟人、同志，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猛然间竞能跑到绥远前线，不用说有多高兴、多兴奋了!

我要随慰劳团去绥远，林瑾很不放心，怕我耽误了去西北的时间，也担心我到了绥远部队便不再回来。为了让他放心，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交给他，对他说：“我从绥远回来，如果你们已经去太原，我就随后赶去。去西北的目的。一定不变。”

这个慰劳团的成员都是华侨青年，不会说普通话，但一接触就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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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代前言)

刘守华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70年前作家何其芳对延安的描绘。

其实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状况。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诗句。但是在70年前，这里却“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动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初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寂静的小镇从此变成了革命的圣地。

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作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  而中国共产党却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3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1 938年至1 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六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途径：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但是到了1938年秋天，情况发生变化，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由于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很多，他们虽有革命愿望和抗日热情，但毕竟未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思想状况更是复杂多样，因此，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抗日干部，就成为根据地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工作重点，把创建干部学校作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于是，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各类干部学校。仅在延安，就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

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情况作了系统报道。随即，他们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读者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抗战》马上刊登相关内客，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统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

1940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发布了第四期招生简章，规定了考试科目，包括政治测验、政治考核和各系艺术测验。各系除了都要考作文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专业考试项目，如戏剧系要考戏剧常识、发音读词和表演技术，音乐系要考音乐常识、器乐，进行技术测验(听音、记谱、指挥、试唱)，美术系要考美术常识、写生、创作(宣传画、漫画、插画任选一种)。文学系要考文学常识、平时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招生简章后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庆读初三的李莫愁，由于家境衰落，加上对旧式教育的不满，自动放弃升学机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迅速高涨，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这正是她一直向往的学习抗日救国的地方。于是，她与同窗好友相约，集合了九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先到成都，停留了3天，又分批来到西安。在这座古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操着各地乡音准备去延安的青年。他们找到青年干部训练班办事处，负责人说，延安一时还不容易去，动员他们先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期(3个月)，然后再到延安。在青训班的学习结束后，他们步行50多公里回到西安，白天四处打听去延安的汽车，晚上就睡在青训班办公室的桌子上。后来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又步行了4天，来到离延安更近的位于旬邑的陕北公学分校。3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李莫愁向组织提出希望报考延安的鲁艺，并终于在11月初的一个傍晚，看到了被暮色笼罩的宝塔山。

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 “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一点限制。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因被拒绝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队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队则在甘肃庆阳建校，一些学生还被安排到旬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专门设立了交际处。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到7以后，先由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登记造册，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青年都是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再分配工作。旅途：穿越布满哨卡的八百里秦川

要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安是必经的门户，所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承担了桥梁和堡垒的作用。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两万人，这里成为众多爱国青年参加革命的起点。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于国共合作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办事处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负责人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学生。1938年4月，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都派人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中共中央还批准办事处成立“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学习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后，食宿、路费都成了问题，办事处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扩充了招待所，以解决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难。而且还对没有路费的青年学生给予补助，对女青年给予乘车的便利。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油画家王武廓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才到达延安。电影艺术家陈荒煤是1938年9月到达西安的，他运气不错，搭上了一辆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车，开始了自己的延安之旅。卡车卷着黄土走走停停，开过成阳、三原、洛川。路上去延安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年轻人都背着背包，徒步行走，浑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满了黄土。他们这辆卡车上爬上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挤在一起，在车上摇摇晃晃地颠簸着，但情绪却随着目的地的临近而愈加兴奋，最后大家索性扯开嗓子唱起歌来。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了困难，八百里秦川交成了封锁线。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成阳、草潍、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1939年6月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成榆线上绑劫了两百多名爱国青年，并在成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抗议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得神经失常或遇害。

曾经导演过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著名导演王滨，1938年4月从上海来到武汉，准备转道西安设法北上延安。他的10天旅途颇具传奇性。那时火车必须时时给军车让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达河南省渑池县时，王滨在等待中闲得无聊，跑到一个土坡上晒太阳。朦胧中见有刺刀逼在胸前，原来这里是炮兵阵地。士兵将他抓去审问，直到找到一位保人，才释放出来。他和好友于敏连夜上路，整整走了3天3夜才到达西安。黎明时，又发现盘缠己被偷窃一空，他俩只好当掉大部分衣物。但支付完车钱和店钱后，就只剩下三元钱了。可巧，他们在街上碰见一位熟人，这位朋友慷慨地资助了他们三十元。靠着这笔钱，他们开始向延安开拔，走了7天才到达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站——洛川。这时，于敏已累得体力不支了，突然一辆卡车卷着黄土开过，车上一人竟然打开车门大叫王滨的名字，原来这是一位上海电影界的同行，筹备了一些经费正准备到延安拍新闻片。于是，最后两天的路程缩短为4个小时。1938年5月1日下午，他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后来，于敏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道：“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视红军长征，不过是泰山与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说明，一代青年为寻找人生之路的不易。”

皖南事变后，在重庆的音乐家贺绿汀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去延安的请求。1941年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通知：目前国民党封锁很严。男同志去延安很困难，现有一批女同志可以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去延安。贺绿汀和夫人姜瑞芝商量，决定由妻子带孩子先去。次日一早，全家四口雇了一名挑夫挑着行李，来到办事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去延安的大卡车明早就出发，东西不能多带。因为是家属的身份，要装作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所以口袋里不能有钢笔、照片，而且要改名换姓，以防国民党军随时检查。

就这样，一批女同志作为八路军的家属，乘坐四辆大卡车，从红岩村出发了。刚刚制造了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军，怎么会让这支车队轻而易举地从自己眼皮底下平安通过?果然，车到汉中，国民党军便截住车队，让车上的人都下车接受检查。但并没有查出什么违禁物品。国民党军仍不甘心，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将他们押往城内，并且让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贴着城墙站成一排，举起枪对准他们。后来，周恩来得到消息，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他下令对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扣留7一辆八路军干部乘坐的卡车，其余车辆放行。

由于难以通过层层封锁线，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直到1943年4月初才通知贺绿汀可以去延安。在赴延安之前，贺绿汀特意留起了八字胡。他改名陈益吾，换上新做的长衫，俨然是个买卖人，来到了上海。在这里，他花钱让人帮助办了一张华北通行证，开始北上。从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几经周折，来到离石县的八路军地区，被送到县政府。那里的人对这位穿着长衫，留着八字胡，自称是从新四军那里来的人非常怀疑，幸亏县政府有个干部曾听过贺绿汀教歌，才给他解了围。那一夜，贺绿汀睡得特别香，想想穿越敌伪区的经历，每日每夜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抓，现在总算是回家了。第二天。有人送他过黄河，经吴堡县、绥德专署，直奔延安。

可以说，70年前，每一位爱国青年都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们每个人的延安之旅背后，又都有着一段历经坎坷、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十分动情，一过边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闻，用嘴亲吻，甚至躺在黄土地上高兴地打滚。就这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本文选自《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