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洁，女，1930年生。当代中国著名教育理论家，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精)》作者回顾了自己的成长、治学之路，回顾她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发育路径，有助于更为准确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

《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精)》是鲁洁先生的口述自传。历史离不开个体生命的参与。把个人的生命遭遇带到整个历史叙事中去理解，个体的经历、个人的情感、意愿等一些东西全都有了背景的依托，历史也因此变得鲜活起来。个人化的生命史是对宏大叙事历史的补充。鲁洁先生是当代教育学者的杰出代表，在本书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成长、治学之路，回顾她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发育路径，有助于更为准确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现实的思考，于作者而言这是“向后看”，而对读者而言，更是为了“向前看”。

前言 历练自己的灵魂

1.我的父亲鲁继曾

2.我的母亲杨进美

3.我的哥哥和姐姐

4.我的童年

5.我的小学与中学生活

6.我的高中生活

7.考大学

8.金女人的神韵

9.地下党

10.解放

11.反右

12.“文革”前

13.“文革”十年

14.重建教育学

15.德育学科建设

16.道德教育的现代化：反思与重建

17.学术思想的演进

18.学术行政工作

19.德育课程开发

20.婚姻.家庭

21.我的读书观

22.我的教学生涯

23.教育向何处去

后 记

一、乱世孤儿

我父亲生于1892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前。甲午战争发生在1894年。我查了一下历史，就在他出生前后的一年里，日本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所以，父亲是生于患难之中的。我母亲生于1893年，两人相差一岁。

两人都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有些人好像不屑于从宏观来分析问题，实际上你不能不受大时代的影响。当然，每个人受的影响，在他的具体的生活故事中的表现是不同的，然而这种影响总会在个人生活情境、生活故事中反映出来。我父亲出生在四川阆中，小时候是一个苦孩子，父亲的父亲是一个小官僚，在外面做官。

四川阆中在靠近长江出口的地方，是一个文化名城，也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小县城。它很有历史文化底蕴，那里的醋很出名。因为它刚好位于长江的出口，那个时候也是交通要道。三国时期，是张飞占领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高大的张飞像。还有很多古迹，去了以后，会从那里的历史古迹中，发现那里历史沧桑的风貌。红军长征也走过阆中。

阆中风景也很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跟哥哥从成都出发到阆中。当时四川有关部门特别派了车子，把我们送过去，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全都是盘山路，有很多90度的转弯，很险峻，走在前面的那辆省委秘书长坐的车就翻车了。21世纪初期，我们又去了一次，这次路就修得很好了，从成都出发三个多小时就到了阆中。我很奇怪，过去交通那么不便，那时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是怎么传进去的?后来才知道，是通过基督教。那里有教会，有教堂。现在去查，那里还有晏阳初的档案。晏阳初也在那里待过，留下了不少资料。

中国的开放是很奇特的，穷乡僻壤的地方，教会已经进去了，真正我们自己的比较先进的文化却还没有进去。当时，西方新的东西都是通过教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的，全国都是这样。小时候我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那时教会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就进入现在的浦东了。那时浦东在上海是乡下。乡下谁去?牧师去了，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没去。有的神父讲一口浦东话，是上海乡下话。那时我们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教会很有力量，它通过传道，通过人的信仰，影响了很多人。我的父亲，他后来思想上的变化，接受新的东西，也是通过教会得到的。

我爸爸是个独生子，我祖父也是个独生子。我父亲很少跟我们谈他的过去。我现在想，因为童年给他很多创伤。他父亲死得很早，死在外面。他那个时候还不到十岁，后来母亲改嫁，继父对他不好。这些还有一些材料，因为大夏大学要校庆，给他写了个传记[见本章附录]。后来，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他的侄子、他的堂侄子来找过他。这些远房的亲戚告诉我们说，父亲小时候多次从家里逃出来，逃到他远房的叔父那里，他叔父全家都是基督徒。

为什么父亲不愿意回顾童年?第一个原因是贫困。他很少说，我们有时会发牢骚，他偶尔会说一两句：不要抱怨，我小时候连鞋都没得穿。就这么一两句。第二个原因是很孤独。他母亲改嫁，又生了孩子，顾不上他，他受了苦，也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所以，我哥哥欺负我，他有时就会跟我哥哥讲，你应该知道你有多幸福，你有姐姐、有妹妹，我那时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两句话，就可以看到一种内心的孤寂。第三个原因是很伤他的自尊心。在那个时代，母亲改嫁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的母亲，也没有谈过他的父亲。由此可见，他在逃避这段经历。可能在他的记忆里这段经历很痛苦，他有意识地将它封闭起来。

他很痛苦，心里有很多委屈，包括受到虐待。家里面又有了孩子，继父又对他不好。他为什么那样说我哥哥呢，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如果有一个兄弟姐妹，就有一个人可以倾诉。他没有地方诉苦，确实很痛苦。他基本上是一个苦孩子。后来，遭到继父的痛打，就从家里逃了出来(这也是亲戚讲的)。逃出来后，就去了一个教会学校，牧师把他收留下来。他就在教会学校里半工半读，当时大概才十几岁。后来又只身从阆中来到成都，那么小的年龄，一个人徒步从阆中走到成都。我曾经跟我哥哥一起回阆中，从成都坐汽车到阆中还走了十二个小时。当时我真是很有感慨，父亲那时还是一个小孩，怎么能从阆中走到成都呢?那时都是小路、山路，翻山越岭的。我想他身上肯定缺钱，他怎么走?那个时代的人，那种自我奋斗的东西，很强烈。这也是生命的力量。他在家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你看这么难走的路，山路啊，他都不怕!如果能待下去，肯定是不会走的。后来开通公路了，坐车也要走十几个小时，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路，可想而知了。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

成都有父亲的一个堂叔，他们一家人对父亲很好。他的后代，就是我的堂姐、堂哥，我们后来还有来往的。有个堂姐，我在南京时，还接我去她家玩。她是个护士，后来去了香港，又去了加拿大。我去加拿大的时候，还去养老院看过她，那边养老院条件非常好。她是一个基督徒，基本上能安度晚年了。像这样的亲戚，我至今还跟他们有来往，我想我父亲对他们怀有一种感恩的心。二、求学之路

前面就是父亲的童年。后来父亲在成都念中学。半工半读念中学，之后被保送上了之江大学。之江大学就是现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前身。之江大学是教会学校。那时在华东地区有好几所教会大学，在浙江是之江大学、苏州是东吴大学、南京是金陵大学、在上海是圣约翰大学。这是教会办的几所名牌大学。他就在之江大学念书，估计没有念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了，派出去了一些劳工，相当于工兵，需要翻译，父亲就去应聘翻译了，可能报酬是相当高的。他能说英语，在法国做翻译，所以，他积累了一些钱，后来回国后，再去美国留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P2-5

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觉得要有个基本共识，因为个人生活史就是生命史，它可能成为一种闲言碎语、一种供人娱乐的东西，这样看起来也比较轻松。很多人对年纪大的人一点也不了解，也希望知道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现在这个时代是所谓“娱乐至死”的时代，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当成一种游戏，作为一种娱乐来看待。是写成这样“娱乐”的东西，还是写成一种有意识地启发大家去思考，看特定时代的人物怎么生存和发展的东西，需要事前想清楚。

另外，现在做这个东西，有没有教化别人的嫌疑?一种生命史、生活史，它其实是对宏大叙事的历史的一种补充。我认为，宏大叙事的历史肯定是要的，因为你不知道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整个大的事件的直接的连接，很多琐碎的事情你就不明白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能像后现代那样去排斥宏大叙事。口主术史作为一种补充，我认为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那种比较细节化的、鲜活的、一种个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把它从隐藏的历史中显现出来，通过细节化的、鲜活的个人经验，提取出一种历史的走向。

我认为，个人化的生活史，和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做这件事?实际上还是在关怀我们自己：作为大学里面的学者、一名知识分子，是如何生存的。我认为应该有一种比较大_点的关怀，不是关心你个人，不是你个人小时候做了什么，你爸爸妈妈做了什么，目的不在这个地方，还是应该有一种比较宽大的目的，一种生存的关怀和文化的关怀。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通过这样叙述，我们可以激活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认识。

这样的历史里有个体生命在里面，就像我们在小学讲历史的时候，比如鸦片战争，光是概括讲述是不行的，应该有个人的具体的活动在里面。我们讲宏大叙事的时候，往往把个人的活动、生命的经历、个人的情感、意愿等全都湮没了。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对我们认识宏大历史有激活作用。现在关注这种历史讲述方式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把个人的生命遭遇带到整个历史叙事中——比如说带到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遭遇——去理解。实际上是让个人与历史对话。现在搞历史，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博士后，关注具体的学校里面的人、学校里面的教师，也是这种路子，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

中国古代就有“野史”，与所谓正史相互补充。个人讲述不仅是一种事实的描述，因为在讲的过程中，讲述者本人是这个中间的人，有一种生命的体验，能把生命的体验和事实描述交互起来。有时候你去看个东西，好像是很客观的，但它里面如果没有亲历者的体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多重意义。

从个人来讲，我本来不想做这件事情，当然有多重的理由。实际上回忆过去也是很痛苦的。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说东方有个宗教叫“咖伽摩教”。这个教会有个理念，就是人临死的时候，要把自己过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重复一遍，而且这个重复不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你对象的立场上。比如我跟刘晓东说过什么话，我就要站在刘晓东的立场上，去重复这句话，或者我对你施加了某种活动或做了什么事情，我就要站在你的立场上，重复我做过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有道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

当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想我当时做的这些事情，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去做，也会忏悔。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回到北京了，我估计北京当时的食品紧张程度比南京更严重，那个时候基本没有什么东西吃，连毛泽东的小孩都饿得回家抱怨。当时我在南京，带着女儿，就三口人，日子还过得去，因为我们几个胃口也不是很大，我还可以把粮票送给别人。父亲从香港回来，感觉到这里与香港的生活差别太大，他就写信到香港去，找香港的朋友寄些食品回来，主要是火腿等食品。有一次他托香港的朋友给我邮寄了个包裹。两代人处理许多事情的方式是不同的，我那时不能体会到他的心情，收到包裹的时候很生气。当时想，我们中国人不至于要吃嗟来之食吧，应当有骨气。于是我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后我也没告诉父亲，但他的朋友还是告诉了他。我父亲很生气，把我骂了一顿：“现在这样子的困难，你还打肿了脸充胖子。”他骂我，我就更生气，很长时间都不理他，也不给他写信。当时感觉做这种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我哥哥也赞同我，说：“你不要理他。”他总是从香港寄东西回来，当时感觉是很丢脸的。港台关系、海外关系当时是一个大忌讳。子女还要工作和生活，他从香港寄东西回来，公安局是会注意的。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很伤他的心，他确实出自一种真诚的关怀。所以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人年纪大了以后，会变得宽厚一点，能做换位思考。当你换位思考时，就会觉得自己做的许多事情很愚蠢，对别人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回想这些事情，对我是一种痛苦。但是我想，恐怕这也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它能历练自己的灵魂，能让灵魂升华。这个换位思考的过程对我来讲有一种升华作用。

一、“一生平淡”

2008年年初，我们向先生提出为她老人家做教育口述史，被先生一口回绝。她说：“我一生平淡，在南京师大工作一辈子，没换过地方，也没什么波折起伏的故事，有什么可说的?”并说此前一家出版社曾经与她联系过，也被她婉言拒绝。

先生这样的反应，一点也不出人意料，正是先生一生为人、为学风格的自然反映。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研究，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总能平淡处之。但人生在世，常常身不由己，先生也不能例外。我们这一代，还有幸能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而我们的学生，由于先生已经年过八旬，深居简出，他们见先生一面都难。我自己当年博士毕业，就是仰慕先生的学与德，挥别京华烟云携家南下投在先生门下。要知道，很多孩子与我一样，都是出于对先生的景仰才来到并非学术中心的南京，来到并非焦点的南京师大的。他们都有聆听先生教诲的强烈愿望，但面对面已不现实，通过文字进行精神和心灵的对话也是次佳的选择。另外，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没有北京、上海那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却能长期与北京师大和华东师大一起在全国教育学科中处于领先地位，毫无疑问得益于先生及她们那一代人的努力。先生她们那一代所形成的精神气质已经深深渗入南京师大教育学科的肌体，成了南师教育研究风格的内在灵魂。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南师教育科学学院也有自身的需要，也要回望过去，梳理自己的成长历史，以更好地走向未来。所以，这件事先生是拒绝不了的，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与她软磨硬泡。

男一方面，先生所言非虚。先生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南师大任教，中间除短暂到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学校。从工作经历来看，确实有点平淡。从讲故事的角度看，这样的工作经历缺乏离奇曲折的“情节”，讲不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固然重要，但我们做口述史主要不是为了讲述动人的故事，而是通过先生，重温她们那一代人的遭遇，用先生的个人生活史折射整个时代，梳理她们继承、开创南师大乃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育研究之路的心路历程和切实感受，为南师大教育研究史，乃至新中国教育研究史保留一个生命化的讲述方式。

再说，平淡与否，不能只看表面。有些人一生大风大浪，但那都不是自己主导的，只是被风浪推着走，看似传奇，其实平凡乏味。先生一生没离开南京，没离开南师大，但却在并非中心的地方，远接吴贻芳、陶行知、陈鹤琴等父辈。所开创的教育传统，在经历二十年的磨难和荒芜之后，从改革开放开始，带领南师大教育学科迅速发展壮大，进入全国一流行列，形成了南师大独有的研究风格’和学术传统，这难道不是传奇?

先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早期“海归”，母亲则是上海豪门望族的大家闺秀；早年“顽劣”(先生自己的描述)，上的是教会女校，亲历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难，在上海租界孤岛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期，“路遇冻死在路上的儿童”，体验过抗战胜利的狂喜；远离父母，只身考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并在那里加入地下党，亲历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先染肺结核，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后又两次与癌症照面；“文革”前下乡办学，“睡在老乡家的门板上，门板下躺着的则是老乡家养的猪”，“文革”中饱受磨难，父母双亡，年幼的女儿无人照看；改革开放后带领南师大教育学科跻身全国一流，开创多个教育学术领域，主导诸多教育研究话题；古稀之年依然保持学术活力，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有青春朝气，引领学术方向；以古稀之龄，主持国家德育课程标准的研发，使我们国家的德育课程焕然一新……这些经历，与我们这些“60后”，以及后来的“70后”“80后”“90后”比起来，能说平淡吗?

二、“向前看”与“向后看”  先生对口述史的排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八十高龄的她更愿意“向前看”，不愿意“向后看”。她曾经多次说过，“向后看没意思，我更愿意向前看”。即使是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先生还会流露出类

……党，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文革”中的艰难等。如果不是磨着先生做口述史这项工作，我想这些资源恐怕我们真的难以接近与触摸。对我来说，先生的学术成就真是高山仰止，但原来不知道的是，先生真正开始发表教育学术研究成果是在“文革”之后，那时先生已经到了五十岁这样知天命的年龄。了解到这一事实之后，我相当震撼。五十岁才开始，却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一奇迹得益于先生心无旁骛、活到老学到老的不懈精神。今年大年初一，去先生家拜年，大病初愈的先生竟然仍然在书房里读书!联想到我们一些年轻学者，三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四十岁“小有成就”，然后就开始重复自己，“坐吃山空”，学术生命早早枯萎，起步虽早，但要达到先生那样的高度，几乎没有可能，真是天壤之别。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启迪后学的更为珍贵的资源吗?

虽然不愿意向后看，最终还是不得不看了。从2009年秋天开始，刘晓东、吕丽艳、余维武、汪凤炎我们几个先生的弟子带着研究生唐燕、李松梅、蒋亚莉、赵磐阳、王金华、蒋东平和董苏云，每周到先生家，聆听先生回望岁月。多年不做学生，已经忘记了做学生的感觉。听先生“讲那过去的事情”，恍惚间自己又回到了做学生的岁月，找到了上课听讲的那种氛围。从凉爽的秋天，一直到大雪纷飞的寒冬，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先生等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除了我们几个参与这件事的人以外，谁还能有这种幸运?尤其需要特别感谢以上几位研究生，是她们非常辛苦地将谈话录音转换为文字；以上几位同门抱着对先生的尊敬，先是分头拟定谈话提纲，再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由研究生整理出来的文字，付出了大量劳动。整书最后由我统一改定之后报先生审读，先生做了修订之后，我又做了一遍文字加工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大力支持，吴康宁副校长、顾建军书记和胡建华院长对此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教育科学出版社的王磊先生，一直关心本项工作的进展，为口述史的整理和出版出谋划策，在此一并表达谢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口述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其实都是外行，虽然用心了，但确实心中无数，不知道是否对得起先生平淡而又辉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