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歌谣》是一本藏语母语创作的小说，经过万玛才旦翻译，译为汉文，小说反映了藏族地区最本真的生活、生产活动，反映了在新的思想、思潮影响下，藏族的精神，处世态度，价值观念发生的改变。本书作者德本加是当今藏族文坛的领军人物，将人生的诸多感悟融入到流畅的叙述当中，意境深远，令人回味。

德本加是当今藏族文坛的领军人物，其典型代表作品被翻译收录成集，本书是其汉译本小说集《人生歌谣》。小说通过对藏族日常生活准确而富有诗意的描述，将人生的诸多感悟融入到流畅的叙述当中，意境深远，令人回味。

自序

人生歌谣

“工具”手记

看家狗

哈巴狗收养记

老狗

枯叶

太阳落山时

三代人的梦

一个朦胧的黄昏

像是一天里的事

娜措吉

狗，主人及其亲友们

火车

镜子

我要去找灭鼠药

我和收音机，还有我家的故事

光棍交巴的卓玛

村长

后记：德本加其人其文扎巴

说实话，之前仁丹确实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反而他很聪明。因为仁丹很聪明，所以阿爸才把他送进了学校；因为仁丹很聪明，所以他在一天里学会了三十个字母。小学老师“鞭子”表扬了仁丹，还号召其他学生也向仁丹学习。其他学生也因为向仁丹学习没有一个留级，顺利进人了中学和大学。仁丹今年夏天刚刚毕业就找到了工作，拿上了工资。他计划凑一年的工资带阿妈去拉萨朝圣。仁丹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电脑”。

仁丹的单位叫“训练工具”，是一所基层小学校，因此，仁丹自然也是一名教师。开学不久，仁丹上了一堂课之后觉得老师永远是个“工具”。基本上和“钳子”、“扫把”、“勺子”、“鞭子”、“指甲刀”一样。就像在西方童话中一样，这些东西能够随意地变成人，完成人的工作之后又变回指甲刀、鞭子、勺子、扫把、钳子等东西。那些学生家长也把老师的每一个关节当作“阶梯”让自己的孩子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往上爬，直到最后成为一名国家干部，领取每月的工资。仁丹也很快体会到了“权力”比“工具”好很多，就打算改改行，写了一份改行的申请递到自己所在学校的校长“锤子”的手里。想要改行的原因非常明确——就是觉得老师是“工具”。

校长“锤子”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现在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学一些东西。但是他得了神经官能综合症，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做成某件事就会旧病复发。校长“锤子”仔细看了一遍仁丹的申请，像是完全明白了似的点点头说：“那么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工具呢？”

仁丹不假思索地说：“一张糖纸。”

校长“锤子”又点了点头，心想：“这家伙不简单。”接着说：“是啊，我们必须要把自己肚子里的东西装到孩子们的肚子里去。”说着把那份申请放回到仁丹手里，很认真地说：“我不同意你改行，只要你继续努力，我会想办法提拔你的。”

仁丹一下子明白了权力就是地位，地位就是权力。有了地位身体自然会发福，嗓音自然也会变粗。说的话、脸上的表情，甚至屙的屎都是“权力的象征”。忽然间，校长“锤子”在仁丹的眼里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说出的每一句话像是在传达欲望的信息。因此，仁丹不由地笑了一笑。

校长“锤子”想了想说：“换句话说权力也是一种‘工具’，而且可以说是个无所不能的‘工具’。”

仁丹高兴地说：“只要有权力，我就是一把掏粪的耙子也行，哪怕是一把破铁锹也可以。”

校长“锤子”马上就高兴了，仁丹也高兴了。校长“锤子”觉得仁丹是个好“工具”。仁丹也觉得校长“锤子”很会使唤“工具”。他俩都高兴了。这时，另外一个人也高兴了，那是仁丹新交的女朋友美朵措。她也是这儿的老师，脸蛋儿很漂亮。她平时喜欢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外号叫“喜鹊嘴”。仁丹把好消息送到了她的耳朵里，她从心底里感到了高兴。她把仁丹将要被提升的消息告诉了她的女同事们，但是又装出一副丝毫也不高兴的样子。从此，“喜鹊嘴”成了校长“锤子”的螺丝钉，赞美校长“锤子”，为校长“锤子”分忧解愁。

没过一天，仁丹就被任命为某班的班主任，因此，仁丹的嗓音也变粗了。“喜鹊嘴”送给校长“锤子”一包好烟后说：“仁丹操心班上的学生都忘记吃饭了。”校长“锤子”很高兴，心想仁丹真是个好“工具”。

没过一周，仁丹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他也显得稍稍有点发福了。“喜鹊嘴”给校长“锤子”倒了一杯茶说：“仁丹为老师们操心得晚上都忘了睡觉。”校长“锤子”更高兴了，觉得自己很会使用“工具”。

没过一个月，仁丹被任命为副校长了。仁丹理了个平头，戴上了一副墨镜。这次，仁丹的女朋友没有对校长“锤子”说“仁丹操心学校连屙屎都忘了”，相反私下里对同事们说校长“锤子”有心病，有问题，有危险。之后，仁丹也说了这样的话。他和校长“锤子”去找乡长“口袋”。仁丹说：“为了学校，我都忘了上厕所了。”

这句话让校长“锤子”很不高兴。因此，校长“锤子”的神经官能症又犯了，他转了十多次院也没见好转，护士送来饭菜他都坚决不吃。送饭的护士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她把医生们叫到一边很神秘地说：“他的病好像在肚子里，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医生们觉得有道理，就强制性地把食物塞进他嘴里，但没过多久，他就用舌头把嘴里的东西全吐出来了，没有咽到肚子里。P14-17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满足于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让我局限于某个很狭小的环境。但是换个角度想，有时又觉得教师的工作和小说创作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这是因为教师的任务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培养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而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培养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但是小说创作是一个把文字“形象化”的巨大工程，最后通过那些形象化的文字在读者心里引起一些共鸣。

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给自己冠以“小说家”这样一个称号。我无法确定自己写下的文字有多少的“形象”，也不知道这些“形象”能带给读者多大的共鸣。总之，我一直坚信不知是谁说的这句老话：“只要我们热爱劳动，什么都会好起来的。”因此，我总是利用一些空闲时间，重返故乡的每一个角落，把那些曾经有意无意地藏在心底的文字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写在纸上变成为“形象”。每当这些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一些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写小说。我觉得“喜欢”或“不喜欢”只是一种心态在作怪，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但是我想说，我只是给那些长时间用情感培育的文字赋予生命的意义，然后呈现到了你面前。并不是我“喜欢”什么时那些文字会蹦出来，我“不喜欢”什么时那些文字会藏起来。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那些朋友的提问：“这是因为我对文字情有独钟。”

“文字”是最丰富多彩又最复杂深奥的事物。我是一个被“文字”的养分滋润过的人，因此对“文字”有很深的感情。经历了从盲目的人生到回头探寻人生意义的漫长旅程，我深深体会到了“文字”无可比拟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魅力。可以说这一切是我进行小说创作最根本的因素和动力。

也有人说我用“文字”构筑起来的人物身上似乎总是带着一种神性。对于这点，我始终固执地以为，青藏高原本来就是人间天堂，我用“文字”构筑起来的人物身上带有一些超出常人的“神性”，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说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天上”的。

简单地说，我一直坚信一个小说家必须是一个善于挖掘生活中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小事物的人。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上面说到的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多余的话。

引子

德本加是谁？世人对他的评价又如何呢？

答案应该是这样：在天真烂漫的学生眼中，德本加是一位老实巴交的藏语文教师，每日在课堂上，认真而严肃地咀嚼着课本的内容；在平常百姓眼里，德本加是酒鬼、烟鬼——每逢酒场必醉，无论清醒还是迷糊，手指总是架着一根点燃的香烟；在女人的生活语境中，妻子嫁给了德本加，而德本加却娶了小说为妻；我和文友眼里，德本加是藏族母语文学的引领者，是藏族当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假如有一天，藏族母语小说入围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没有德本加的作品，那真是“天理难容”！

一、一支笔与一片天

认识德本加，已经二十八年有余。

一九八三年，我考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后，见到了懵懂时期的德本加，当时的他，不但身材矮小、皮肤黧黑、不善言表，而且没有任何吸引人眼球的特殊举止，常常淹没在朝气荡漾的学子中，很少有人关注他的存在。在当时，谁能相信，默默无闻、土气十足、平凡而普通的德本加，日后能够成为誉满雪域的著名作家呢！谁也不会相信。

一九八四年，我通过跳级，有幸成了德本加的同班同学，最初接触的德本加，言语不多，语速较慢，说话有些结巴；继续接触，发现德本加非常喜欢篮球，同学称他“篮球阿爸”；继续交往，发现德本加的藏文功底很好，被同学们尊称为格西；再继续交往，发现德本加性格固执、不善妥协，只要自己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因此同学们只能称他“野牦牛”。需要特此泄密的是，最初认识的德本加给中意的女孩写情书，也需要有人代笔，很难发现他有什么文学天赋，更不要说日后引领藏族母语文学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藏区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热。受《章恰尔》、《青海群众艺术》、《达赛尔》等文学杂志的影响，受端智嘉、恰嘎·多杰才让、热贡·多杰卡等文坛新秀的启发，我们班里自然形成了一个志趣相同、说话投机的文学团体，现在的中学教师兼作家的德本加、电视记者兼作家的龙仁青、广播主持人兼诗人的周拉加、文学编辑兼作家的扎西东主、肩挑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的东主才让教授，还有左肩挑创作、右肩扛教学、身后拖科研的我，都是这个团体的骨干成员。

当时，藏族当代文学刚刚起步，能成为创作蓝本的优秀作品很少，要提高写作能力，掌握前沿的写作技巧，需要阅读大量的中文作品。但是，当时的德本加，汉语不懂几句、汉字不识几个，很难读懂图书馆的那些汉文名家名著，所幸的是，龙仁青的藏汉文文字功底还好，通过他逐字逐句地讲中文小说，德本加有机会跨越母语的界限，“欣赏”了一些陌生符号记载的作品，领略了外族小说的艺术魅力。

学生时代，德本加只是母语文学的读者，汉语文学的听者，同学们很难判断他日后会走得多远。值得庆幸的是，无论读小说还是听小说，固执的他、执着的他，就像虔诚的佛教徒在佛祖经典中寻求真理一样，探究每一部作品结构与创作方法，对小说有了模糊的认识，也写出了几篇在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盲目徘徊的“小说”。如今，假如研究德本加，那些习作的学术价值肯定很高，但不可能有任何文学价值。一九八六年六月，德本加怀揣着生活的向往和文学的梦想，到青海省贵南县的一所小学，当起了孩子王。工作之余，他创作了不少作品，有些小说被著名藏文文学刊物《章恰尔》发表。

一九八八——一九九零年在西北民族学院进修时，通过大学教育的洗礼，德本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完全降服了小说这个特殊文体，创作了《像是一天里的事》、《人生歌谣》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自信、高傲地站了起来，用一支支普通的笔，给个人和藏族母语文学撑起了一片天。但是，实在对不起！当时的个别作品，仍然有模仿他人的诸多痕迹。

从那时起，德本加的作品，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文学话题。

之后，德本加的创作与获奖，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在《章恰尔》、《西藏文艺》、《达赛尔》、《青海群众艺术》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中、长、短篇小说70余篇，所写作品不但个性十足，而且频频获奖。如小说《冤魂》荣获第二届《章恰尔》文学奖；长篇小说《静静的草原》荣获青海省第四届文艺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第二届“刚坚杯”藏文文学奖、《达赛尔》创刊20周年优秀诗歌奖；长篇小说《衰》荣获第四届《章恰尔》文学奖，青海省第五届文艺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狗，主人及其亲友们》获第五届《章恰尔》文学奖；中篇小说《哈巴狗收养记》荣获《青海湖》文学奖等。这个时期，藏族母语小说渐渐步人“德本加时代”，德本加慢慢登上了母语小说“教主”的宝座。

你问我对德本加有遗憾吗？有！

德本加曾经写过一篇百看不厌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但原稿在文友之间传阅时不慎丢失了，这是遗憾之一。

德本加曾经写过一篇篇幅较长的小说。当小说写到一半时，他敞开着房门，与朋友外出喝酒，当他走后，一头牛蹿进宿舍，吃掉有字的手稿，留下了无字的稿纸。听到这条新闻后，幽默的文友们说，那头牛前世肯定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这是一个灰色而无奈的玩笑，也是我的一大遗憾。

德本加生在青海省贵南县，毕业后又长期在贵南工作，很少外出体验生活和学习。一个作家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能够形成深厚的生活积淀，有利于拓展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但是，长期身处小地方、思考小地方，定会阻碍作家思想高度的提升。因此，如今的德本加，只有走当年投身西北民族学院的路子，到北京大学、鲁迅文学院等学校进一步深造，广泛接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大家，提升文学与社会的认识，才能想得更高、写得更好，才有可能出现一些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德本加至今不知道北大和鲁院的大门朝哪儿，文友实在着急啊！我们期盼着德本加能有一次超越自我、提升思想的机会。

二、学术眼光与德本加的那片天

德本加成功了！

德本加的小说，在读者群和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此时，我在思考他的成功秘诀。德本加很天真，像普通男人一样生活，他很难驾驭纷繁复杂的生活，过一种舒适安逸的日子；德本加很固执，假如步入仕途，很难处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一方水土绘就一幅兴盛的画卷。另外，德本加不善言表，单靠语言，憋死他也道不尽心中的喜怒哀乐。因此，我们追根溯源，德本加的成功，与他当初选择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你问为啥呢？原因有二：一、文学创作非常自我，不需要直面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面对生活创作时，只要不乏观察力、想象力、联想力，就能写出与你的创作技能相符的作品。二、文学是一种书面的语言艺术，只靠符号表达、不靠言语叙述；文学又是一门自我交流的艺术，只要文字功底扎实、叙述能力高超，不靠嘴舌劳作，既能再现鲜活的生活场景、也能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你说，德本加不就是这样取长补短，走出一条有滋有味、色彩斑斓的成功之路的吗！

因此，我常常这样告诫身处人之初的青年人：世人云，男不要人错行、女不要嫁错郎。在行业众多，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无论男女，都不能上错学、人错行，哪怕业余爱好遵从自己的天赋、爱好、能力，也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儿。

德本加的确成功了。他的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藏族母语学术界，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还是专家学者，只要研究藏族当代文学，都在谈论德本加，都在分析德本加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王老师》、《太阳落山时》、《像是一天里的事》、《娜措吉》、《老狗》、《看家狗》、《哈巴狗收养记》等被翻译成汉文分别发表于《西藏文学》、《格桑梅朵》、《民族文学》、《青海湖》等杂志上，《像是一天里的事》等作品译成外文后，对德本加作品的研究，开始跨越族界，渐渐走出了国门。

但是，德本加的小说是一把把锁子，人们至今没有找到他们的原配钥匙。

对许多西方学者和主流文化圈中的中国学者而言，有的对德本加作品中陌生的民俗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于民俗表象下的深层的民族文化价值却缺少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评析；有的只注意到了德本加小说对民族文化的表现，并没有真正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系统之中，从藏族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读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行为；藏族文化圈中的学者，对藏族当代文学的研究则更显滞后、和畸形，如有些学者用单纯藏族传统理论透视他的小说，文章缺乏新鲜的学术话语和开放的学术品格；又如有些论文和专著往往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研究处于表面和平庸的阐释状态，缺乏那种通过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透视一个民族文化的学术穿透力；再如有些学者用现代西方理论强行阐释德本加的作品，使文章完全离开藏族文化的母体，变成了符合强势理论要求的自娱性的寓言或童话。

其实，德本加是一位简单、单纯的作家，他的小说也不应该十分复杂。我们仔细欣赏和分析小说，他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作品在反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另一类作品在反映人性与非人性的冲撞。例如：《像是一天里的事》、《枯叶》、《太阳落山时》等小说，通过人物的命运，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生活中人的理想与现实矛盾之间的种种冲突；《娜措吉》、《老狗》、《看家狗》、《哈巴狗收养记》等小说，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多层面、立体化地反映了人性与非人性的冲撞，特别是《狗，主人及其亲友们》、《老狗》等“狗系列小说”，把人立在狗的对立面，通过狗的善良与忠诚，淋漓尽致地反映了非人性的多重面目。

人们说，文学作品具有自传性。依此分析，可爱的德本加理想远大、性格固执、不善交际。他在创作时，把自己直面社会或是处理人际关系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出现的种种无奈，还原到小说人物身上时，作品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种种冲突与冲撞。

另外，人们还说，每个人都是阴阳脸。依此分析，德本加在创作时，潜意识中把自己分解成邪恶、善良，懦弱、强大，野蛮、文明的人物群，再把种种人物引到小说中，作品的主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冲突与冲撞。

作者是个个体，而文学创作又非常自我；民族虽然是个群体，但民族文学又具备民族自我性。因此，我们在欣赏和研究德本加等母语作家的作品时，放弃阐释文本的研究方法，杂糅作家和作品的同时，把作家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还原于所属文化系统和文化语境中，进行深入探究和剖析，可以在许多主流与非主流文化语境中不被注意的文学价值便会立即凸现出来。

结语

只要憨憨的德本加少喝点酒、多吃点饭，好好地活着，他的创作历程，会成为藏族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学术界不浮躁、不偷懒，德本加的小说是一处学术富矿，会有众多学术发现。德本加需要关心、关注，相信德本加的作品将成为地方文化品牌，而大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