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準编著的《黄河东流去》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李準编著的《黄河东流去》以1938年溃逃的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豫皖苏1000多万人遭受大灾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泛区人民从1938年到1948年经历的深重灾难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作者通过黄河岸边七户农民家庭的坎坷命运和不同遭遇的叙述，塑造了徐秋斋、李麦、海长松等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反映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及他们参加斗争的必由之路。

开头的话

第一章 黄河

第二章 花园口

第三章 赤杨岗

第四章 一个不信神的女人

第五章 唢呐情话

第六章 拉差车故事

第七章 长松买地

第八章 黄水劫

第九章 水上婚礼

第十章 落难寻母口

第十一章 闹盐行

第十二章 王跑的驴子

第十三章 黑色的春天

第十四章 潆潆春雨

第十五章 葫芦湾抢船

第十六章 黄河之夜

第十七章 洛阳城里

第十八章 爱爱姑娘

第十九章 牛铃

第二十章 石头梦

第二十一章 姑嫂

第二十二章 长安街头

第二十三章 桃花庵

第二十四章 重逢

第二十五章 古城墙下

第二十六章 卷蓬草

第二十七章 十八扯

第二十八章 沣河岸边

第二十九章 咸阳饭铺

第 三十 章 陈柱子的哲学

第三十一章 人往高处走

第三十二章 过年

第三十三章 父女情

第三十四章 说书场

第三十五章 龙门之夜

第三十六章 蝗虫

第三十七章 “女孩子也是孩子！”

第三十八章 桃花运

第三十九章 中将梦

第 四十 章 流浪汉

第四十一章 长松的一家

第四十二章 在死亡线上

第四十三章 寻妹记

第四十四章 荒村

第四十五章 李桥战斗

第四十六章 窑洞里的笑声

第四十七章 七夕泪

第四十八章 雪夜

第四十九章 荆棘路上

第 五十 章 西行记

第五十一章 月是故乡明

第五十二章 坝桥杨柳

第五十三章 还乡

尾声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代后记)

第二章花园口

风来了，雨来了，

漫漫黄水压过来了……

——民歌

天亮从坝湾子里爬到大堤上以后，顾不得浑身泥水，顺着大堤向西奔跑着。他要找河防军队，告诉他们日本鬼子渡河的消息。当他跑近花园口渡口，只见前面密密麻麻地站了十几道岗哨。

天亮走近岗哨大声喊：“老总，日本鬼子过河了！日本鬼子在陈留那边过黄河了！”话声还没有落地，两支冷冷的枪口对住了他的胸膛。

“别动！”一个国民党兵喊着说，另一个下级军官问：“你是于什么的？”

“我是中牟县的船户。日本鬼子过河了，俺的船也叫鬼子抢走了，你们快去吧，去救救俺师傅！”

那个军官打量了他一眼说：“船户？船上汉奸多得很。带走！”

傍晚时候，天亮被送到花园口大堤下一所大庙改成的小学校里。小学校学生已经放麦假，里边驻的是国民党新八师的师部。师部设在一所大殿改建的大房子里，房子很破旧，四周黑漆漆的，只有挂在房柱子上那盏煤气灯，发出一片惨淡的白光。灯光下，坐着一个大脑袋的国民党军官。

那个军官头也不抬，眼睛也不看，只顾抽他的绿炮台香烟：“你是汉奸！什么时候当的汉奸？快说！”

“我不是汉奸！”天亮气愤地回答。

“还狡辩！你带那么多小镜子干嘛？小镜子可以指示日本飞机丢炸弹！”

“我没有带小镜子！”天亮委屈地说。

那个带他来的下级军官忙说：“报告师长，他不是那个货郎挑子，他是那个船户。”

那个军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甩了烟蒂，乜斜着眼睛横了天亮一眼：“船上装的什么货？扣下来。”天亮说：“我们的船叫日本鬼子抢走了！我是来报信的，你们就把我绑起来……”他还没有说完，从门外又进来一个军官，还带着几个马弁，那个大脑袋师长赶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戴上帽子，“拍”地一声，脚后跟一碰，向那个人敬了个礼。

天亮又被带出去了。

原来那个大脑袋师长姓赖，叫赖金汤，是国民党新八师师长兼郑州开封段的河防司令。来的这个军官叫安景勋，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安景勋早年毕业于保定讲武堂，从小学过一些历史，读过一点旧兵法，一向自诩为博学多才的“儒将”，因此，颇为自负，总以为自己有战略眼光。但是，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宦海浮沉，一直只当个没有实权的幕僚。他常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抱负，一有机会他总爱向上递个条陈一类的东西，来显显他这个“宿将”的才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调来第一战区，当上了参谋长，他以为这“出人头地”的时机来临了。鉴于当时的战局：日寇气焰嚣张，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一逃千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晋冀鲁豫开辟了根据地，他日夜冥思苦想，终于从故纸堆里得到了启发，想出了两条别出心裁的腹案，他先后两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这两条腹案：一条叫“扒黄河”；一条叫“火烧长沙”。

蒋介石本来是个野心勃勃，刚愎凶残的反动家伙。台儿庄会战以后，全线大溃退，七十万军队被打得稀里哗啦。整个华北地区沦于敌手，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武汉也危在旦夕。正在他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收到了安景勋的这个“扒黄河”的行动计划。他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他这一批不要紧，致使黄河千里怒涛，吞噬中原，四十四个县变成泽国，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一百多万人在滔滔黄水中丧生。……

反动派之所以反动，根子在于他们的阶级本性，他们办事，脑子里就是没有“老百姓”这三个字。他们总以为群众可以愚弄，可以欺侮，可以当作鱼肉，可以任意宰割。其实人心乃是最伟大的力量，“人心向背”是改变社会的杠杆。人民眼泪流得多了，会变成汹涌的怒涛。当“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候，蒋介石也就为他自己掘下了坟墓。

安景勋在赖金汤的师部里坐下来以后，赖金汤忙递过来一支绿炮台香烟。安景勋把烟一推说：“我一向不抽烟！”他又问，“刚才那是个什么人？”赖金汤说：“一个汉奸嫌疑分子。他造谣说日本人在陈留过河了。”

安景勋说：“日本人就是在陈留过河了。我们已经派李汉魂、桂永清两部去截击了。”他又说，“我看你们抓的人太多了。柳树上拴了一大片。哪有那么多汉奸，不要草木皆兵。……”

停了一会儿，安景勋转了话题：“一号行动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赖金汤说：“三个工兵营连夜挖，挖了不到六十米。这黄河大堤下边厚得很，不好扒啊！”P9-11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会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一九八一年起，迄今已历八届。获奖作品反映了一九七七年以后不同时段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是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的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持续的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八年起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人本社出版的获奖作品。二○○四年，在读者、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的建议、推动与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并一直努力保持全集的完整性，使其成为读者心目中“茅奖”获奖作品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又推出不同装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以满足广大读者和图书爱好者阅读、收藏的需求。

茅盾文学奖四年一届，获此殊荣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感谢获奖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五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难民的人数是相当惊人的。不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四处流亡的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帐篷里的难民，还是在泰国边境棚户里的柬埔寨难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家”了。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里，我们的国家被弄得遍体鳞伤，但毕竟也挣扎过来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间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通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通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称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捡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

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们哥哥的一生经历。

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

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写得很成功。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吹唢呐的乐队也哭了。后来一村传一村，都知道有个“老李”善写祭文。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四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他们现在还以自己穿过牛皮底鞋，戴过城市人戴的礼帽而自豪。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

最后还要提一句，本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吴光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并且帮助作了增删校正。数年辛勤，非同寻常。在此深深致谢。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