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1902~1979),字慰孙,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试验胚胎学的创始人,是试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及海洋生物学等领域卓有建树的生物学家,被誉为“克隆先驱”。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后任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任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青岛支部第一届委员会主委、民盟青岛市第二届委员会主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童第周》是俞为洁编著的童第周传记,资料翔实,叙述感人,真实再现了童第周的一生。
《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童第周(1902—1979)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科学界的杰出领导人。
俞为洁编著的《童第周》真实再现了童第周的一生。
兄长如父
童年的欢愉是短暂的,祖父过世后,大约1916年前后,父亲也因病去世,童家更趋衰败,养家糊口的重担整个儿压在了他大哥童第锦的身上,大哥不仅要顾着田里的农活,还要接替父亲管理私塾。此时已15岁的童第周很想为大哥分忧,就和大哥一起去私塾教书,由于年纪小,个子又长得矮小,人称“小先生”。
大哥风里来、雨里去,拼着命干,也只能勉强维持二哥童第德(字藻孙)一人在外求学的费用。
童第德小时候跌断过腿,有些跛足,无法干农活,因此家里希望他能识点字、读点书,谋条生路,而且童第德确实很有读书的天分,记性好,三四岁就能背诗词,作文也写得很好。童第德从宁波省立第四师范毕业时,那时尚在世的父亲已为他联系好了去邻乡咸祥球山书院教书的工作,但童第德渴望继续读书深造,父亲很为难,觉得答应二儿子的话,有点太委屈大儿子了。童第锦是个非常大度而且有远见的人,知道此事后,反过来劝父亲支持童第德的选择,“大弟能读大学是好事,毕业后能赚更多的钱,地位也不一样,对全家有好处,应该让他去。”童第德没有辜负家人对他的付出,跳过预科,直接考进了刚由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的正科文科,受业于章炳麟、黄侃、马一浮等名师。据说金榜题名时,报单一直送到家门口,很为童家争了一回脸。但童家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卖掉了邻近奉化松岙的20亩水稻田才勉强维持了他的学费。
童第周和二哥一样,也是个很想念书的人,但他深知家境的窘困,只能把读书的愿望强压在心底,不忍在家人面前提半句外出求学的事。但十几岁的童第周毕竟还“嫩”得很,他的眼神、他的言行,无时无刻都在泄露着他心中的渴望。每当放寒暑假时,在宁波上学的学生回村来的时候,他总是远远地望着他们出神。有时,他还会凑上前去,向这些童年时代的朋友打听“洋学堂”的情况:学校里有几个班级,每个班级都学些什么书,功课难不难,老师好不好,对学堂里的一切,他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知道。
这一切家里人都看在了眼里,急在了心里,只是家里实在无法再供他上学了。
二哥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家人对他的倾力培养他铭记在心。从北大毕业后,经原来中学老师的举荐,宁波效实中学聘任了他。赴任前,他特地回了趟家,看望家人,并有心用自己的工资资助弟弟们求学。那时,中学老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第一年为见习期,每月有30元工资,以后每个月就有100多元了。
多年的祈盼终于有了着落,没有什么事能比这事儿更让童第周开心了。大哥也很高兴,四弟想念书的心思他最明白,现在二弟毕业了,家里的负担一下轻了好多,更难得的是二弟不忘亲情,主动提出要带弟弟去城里念书,一家人如此体谅、如此同舟共济,兄弟如此和睦、向上,大哥的心里一下子宽慰了好多,这一刻,他觉得他所承受的所有苦难和艰辛都值得了。
他们合计着先送童第周去读宁波第四师范学校,因为当时的师范学校可免费供给学生食宿。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一点家里和二哥的负担,而且童第周师范毕业后,可以回村接替大哥,负责起冠山小学(在原私塾的基础上由童第锦创办)的工作。
1918年,童第周如愿考进了宁波第四师范学校的预科,读了两年后,童第周又改考学费极其昂贵的效实中学,接着又考上了复旦大学,之后又自费留学比利时。童第周这个农家穷孩子在求学道路上艰难的一次次迈步,凝聚着他对知识的信念和追求,更凝聚着兄长们无私的倾尽全力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些理解他、支持他的兄长,就不可能有这个世界一流的生物学家童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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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第周(1902—1979)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科学界的杰出领导人。
他的身份是复杂的,他的工作是多面的,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立身之本——科研,即使百务压身,即使病魔纠缠,他都要使劲地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坚持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去干上一会儿,因为他明白科学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自己不动手做实验的科学家绝对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充其量只是个科学政客,而他绝不做科学政客。实验台前端坐的身影,显微镜下灵巧的双手,已成了他人生永恒的定格。
童第周长得很瘦弱,科研风格却非常大气,而且目光敏锐,每每弄潮浪尖,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童第周所做的关于文昌鱼发育的研究,实验设计全面、系统,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在世界上首次解决了文昌鱼的实验室饲养、产卵和人工受精等问题,从而使中国的文昌鱼发育研究独树一帜地立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童第周本人也因此成了有关文昌鱼发育研究的世界级权威。
50年代初,当两栖类动物细胞核移殖技术刚刚在世界上兴起的时候,童第周就独辟蹊径在中国创立了鱼类细胞核移殖技术,在同种核移殖的基础上又率先进行了异种核移殖试验,并使这一领域的基础研究一直领先于国际。70年代,他又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我国经济鱼类的品种培育和改良,成功地培育出了高品质的可育的鲤鲫核质杂种鱼。为此,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启用鱼类为核移殖实验材料的科学家,并当仁不让地成了中国的克隆先驱,同时使中国成为继美、英之后最先成功开展了核移殖技术的国家。
60年代,当细胞融合技术刚刚在少数国际文献中露面时,童第周就预见到了它的重大意义,带领助手们率先在我国建立起了细胞融合技术,并把它应用于肿瘤免疫试验。
70年代初,国际上的生物工程还只是在原核生物上开展时,童第周又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以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发育分化的重要性,与美籍华人牛满江合作,进行核酸诱导生物性状变化的研究,培育出了震惊世界的信使核糖核酸诱导变异鱼——童鱼,为我国从分子水平研究发育生物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童第周是从哲学转习生物学的,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因此他的科研充满了哲学的思索。这种思索使他得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分析和研究学术问题,在纷杂的科研头绪中准确地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关键,因此他的课题往往会在学科的重大问题上有快速和准确的突破。例如,他研究核移殖的初衷就是为了探索细胞质与细胞核的关系,摩尔根基因学说认为细胞核决定一切遗传特性,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变化的,他敏锐地看到了摩尔根基因学说可能存在的问题,推测在遗传问题上,细胞质应该也有作用,遗传的最终表现应该是细胞核与细胞质互相作用的结果。以这个问题为突破点的一系列实验,最终不仅证实了童第周的假说,有力地完善和发展了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而且成就了童第周在细胞质和细胞核关系研究上的世界级权威地位。
童第周一生基本没有离开过教育和科研岗位,因此培养过许多的学生和助手。他非常注重科研和教学的结合,讲课不炒冷饭,喜欢把最前沿的一些科研成果带进课堂作讲解,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训练学生的科研选题眼力。他还非常强调学生的实验操作和观察思考,以培养学生将来实现自己科研设想的实验技术能力。在全国院校大调整的不利时期,做为山东大学第一副校长的童第周,与其他领导一起提出了扬长避短、突出特色的办学方针,发挥近海优势,创建了中国当时唯一的一个海洋学系,并确定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物理学作为重点发展学科,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在科研队伍的组合上,童第周心胸开阔,特别反对“近亲繁殖”,有意识地接受来自其他院校其他导师的学生,希望他们把好的经验和新的知识带进来,以改进和完善队伍的结构,增强队伍的科研实力。开阔的胸怀,造就了高远的目光,童第周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仍能放眼看世界的极少数学人之一,并冒着政治风险促成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的留洋进修,为“文革”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不少的科研精英。教育家的称号,他当之无愧,他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想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领会。
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科学界领导,他组建和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海洋研究机构——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海洋调查和研究工作,为中国的海洋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70年代初,在极其恶劣的政治形势下,童第周忍辱负重,促成了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个中美科研合作项目,为中国科研的现代化搭建了一个珍贵的交流平台。“文革”结束后,童第周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讨论,奔波各地开展科普宣传和科研指导工作,并信心百倍地开始筹建具有世界科研水平,而且是我国乃至亚洲地区唯一的一所专门从事发育生物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童第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是顶着敌人的刺刀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人。解放后,对祖国取得的快速发展以及为科研人员提供的各种科研条件,则表达了由衷的赞赏和相当的知足。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和冤屈,但他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共产主义的奋斗目的,对自己的委屈闭口不谈,想得最多的仍是如何把被浪费的时间补回来,为祖国多干点实事。粉碎“四人帮”后,他更如枯木逢春,并在77岁的高龄之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科学的繁荣、祖国的强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的追悼会上曾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才智方面的成就还要大……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公正不阿。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这段话同样可以视为我们理解童第周光辉人生的阅读指南。
2003年,为响应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浙江省社科院启动了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这一年,我正好从浙江省博物馆调入浙江省社科院,因为历史研究之外,我在求学时代曾涉猎生物学,因此院里就把生物学家童第周先生的传记写作任务交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写传记,也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研究”生物学。因为生物学并非我的本业,而且童第周先生研究的还是他那个时代生物领域中最前沿的细胞克隆技术,通读他的论文文集以弄清他的科研经历和科研成就,对我来说真得很不容易,何况童先生还是个“海归”,他的不少论文只有英文版,因此当时写作的艰难和心情的忐忑可想而知。幸好书稿最后得到了童第周先生的子女童夙明教授和童宜中、童时中、童粹中先生以及童第周先生在杭州的侄女童遐明女士的审阅和修改,是他们无私的帮助和真诚的鼓励让这本书稿终于变成了铅字。这些我都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克隆先驱:童第周传》的后记中做了详细记述,此次特意重提,只是为了再次表达我对童第周先生的敬意以及对先生家人的感谢!
当2009年《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102本终于全部出齐的时候,《光明日报》在10月27日第12版上刊登了一组相关的专家评述,其中邹逸麟先生在题为《一项富有远见的文化工程》评述中,就特别提到了这本童第周先生的传记,他说:“《克隆先驱:童第周传》也引起我很大兴趣,原因是童先生是我在山东入学求学时(1952—1956)的副校长,我还听过他在全校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已全忘记,但是他带着浓重乡音的宁波官话,至今仍留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的祖籍是浙江鄞县,家里父母都讲宁波话,所以听来甚感亲切。他的学术成就,我们虽然不懂,但当时他在学校里的名气很响,文科学生都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细胞胚胎学家,特别是“童鱼”已天下闻名。由童先生,我联想起前不久以100岁高龄逝世的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谈先生也是鄞县人,启蒙于私塾,中学也就读于效实中学,少年时与童先生受同样的教育。他对摩根学派在中国的继承和发扬的贡献很大,当亦有传记。在童、谈两位先生之前,还有浙江临海的朱洗先生,也是我国著名实验生物学家,以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父亲”的青蛙而闻名于世。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需要有长期踏实、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坐冷板凳的精神。浙江能出这几位顶尖的生物学家,这与他们从小受浙入的踏实作风的影响有关。”老先生从对童第周先生的回忆说起,鸿儒谈笑间却为我们揭示出了浙江精神的核心价值——踏实。
《克隆先驱:童第周传》出版已经8年了。前几日忽然接到民盟中央群言出版社刘占凤编辑的电话,说是为了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民盟中央主办的群言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民盟历史文献》系列丛书,以便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民盟史料,希望我的《克隆先驱:童第周传》一书亦能授权列入此丛书系列。童第周先生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又是我敬重的长者,何况我本人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曾任民进浙江省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因此与情与理我都非常愿意为此事做点贡献。只是出于丛书体例的统一,此次出版书名将改作《童第周》。先贤已逝,但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强盛所作的贡献,不仅有白纸黑字记着,也有我们的心记着。
俞为洁
2013年8月写于假日之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