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对各种“学记”非常爱读,并亲自主编了《汤用彤学记》。2009年6月12日,他在为该书所作序中说:“为前代学者编一本《学记》,不仅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而且可以通过他们同代人和学生们用实感形式来表述这批学者的为人为学以及生活遭遇等等的诸多方面,将不仅会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学术文化精神,也将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政治环境变迁的轨迹。……(《汤用彤学记》)虽非专著,但所选各篇颇具学术水准,其主要部分是收录他的学生对他的为人为学的回忆,大都是亲自受教于他,也有少数并未与他见过面,但都在北大读过书,而对他有所间接的实际了解。我想,这种用‘学记’的方式,表述老一代学者的各个方面,也许更亲切一些。”《礼记·学记》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此正汤先生之谓也。因此,编者们雷原、赵建永等秉承汤先生遗志,并遵照他当年编《汤用彤学记》的思路,编选了《汤一介学记》这本纪念文集。
《汤一介学记》是对当代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怀念文章的精选集。汤一介先生于今年9月9日刚刚去世,是近代学术代表人物之一的汤用彤先生的公子,自小秉承家学,奉行“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孜孜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发扬。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了中国哲学范畴、内在超越性、中国解释学等一系列问题,开创了领略八十年代“国学热”的中国文化书院,晚年又主持浩大的《儒藏》编纂工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今天五四青年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北京大学慰问了汤一介先生,高度赞扬并肯定他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汤一介先生逝世以后,学术界、企业界、文化界等社会各界人士以其独特的方式缅怀汤一介先生的道德文章,截止目前,我们抽到超过近百篇稿件,编者雷原、赵建永等从中遴选出较有代表性的四十余篇,从中可见在众人眼中汤一介先生的为人与为学的方方面面。汤一介先生作为他所处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是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递者。他的思想与学问影响着每一个接触过他们的人,从这些精选的来稿当中,闪烁出汤一介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汤一介先生刚刚去世,人们对他的怀念与记忆最为清晰,较早地搜集与保存这一批原始文献,必定为后世研究汤一介先生为中国文化所遗留的宝贵精神遗产有重要意义。
二
哲学原意在古希腊是爱智,是对世界本原的不断探索,而非死的结论与完成了的体系。探索的方法和过程及其思维经验教训比体系和结论更加重要。哲学史研究对哲学体系之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比还原其体系之本来面貌更为重要。中国的道家,老子、庄子、《淮南子》《道德指归》特别是魏晋玄学,有极高的理论思辨水平,对哲学之为“形而上”的本质有更为自觉的认识,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也空前丰富和深刻。由王弼到阮籍、嵇康、裴颁、向秀再到郭象,玄学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典型地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每一历史阶段总是由前一阶段的理论矛盾所引发,是对其矛盾的解决,由此扬弃了前一阶段而进至一新阶段。郭象哲学即是经过嵇康、阮籍及向秀、裴颁而对王弼哲学的否定而在更高阶段向它的回归。其内在地隐伏的思想矛盾又为它的后续发展开辟了可能。王弼之哲学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的矛盾,反映为崇本息末与守母存子的矛盾;阮籍、嵇康经过名教而越名教以任自然与弃名教而任自然的矛盾;郭象的突然、偶然自生与自生而必然“体有”及群有与个体之有的矛盾,等等,都极有理论深度。王弼“贵无”,以“无”为无规定性之“有”,故“无”为“有”之体。郭象“祟有”,以“有”自生,故否定“有”另有一存在之根据。僧肇否定“贵无”,又否定“崇有”,提出“非无非有”,既终结了魏晋玄学,又为中国佛学哲学作了“开始”,可谓丰富多彩,波澜起伏,前薪后续。《郭象与魏晋玄学》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提供了一份哲学理论思维的极好教科书。著作1984年出版时,我曾写书评在《哲学研究》发表,介绍著作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的成就。今天30年过去了,前驱先路,汤先生的这本著作之引领玄学与哲学研究的作用,依然极具现实的意义。
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两大主干,一直既对立又互补。儒家重情感,重伦理道德,重实践,以情为基础,情理兼融,所谓“道始于情,终于义”。道家则重理性,重自然无为,发展出深刻而完整的思辨型哲学。王弼和郭象是其杰出代表。他们能够如此,“得意忘言”和“辨名析理”之新方法的运用起了重要作用。两者都是理性主义在哲学方法上的表现。通过对有与无,本与末,有待与无待,天与人,名教与自然等之辨名析理,王弼、郭象融合儒道,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为名教的正当性提供新论证,儒学由此而获得了“思辨”性的新面貌。方法对哲学体系建立之重要作用,汤用彤先生有精辟的论述,汤先生用郭象哲学与魏晋玄学的范例,更加具体地展示了这点。以后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实亦有赖魏晋玄学之此种新方法的运用。重读汤先生的著作,方法论之重要,对我们更有启发。应该用何种方法以建立转型时期的新哲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郭象与魏晋玄学》出版于1984年,反映当时哲学史研究的时代特点。对汤先生来说,大致代表着哲学活动的一个阶段。此后即进入哲学人学之确立阶段。两个阶段,哲学研究的成果和面貌不同,但理论分析和思维的深度、深刻性是一以贯之的。扬弃老的哲学史研究模式,建立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努力,也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之重建的“转型”,为新千禧年中国新哲学之更大的“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
汤先生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力、理论修养,谙熟西方哲学,同时具有中国哲学家的强烈时代感与历史使命感。适应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转型的需要,从90年代“国学热”开始,汤先生撰写了论中国文化与哲学对人类进步之可能有的贡献的一系列文章,如《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等。这些实际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可算是汤先生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三期。
早在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先生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哲学的融合问题,指出两者是可以融合的,因为两者的本质都是哲学的人学。儒学过去被长时期的封建性诠释所遮蔽和削弱,80年代起经汤先生和许多中哲史学者的努力,它的在“天人合一”与人性基础上追求真、善、美以达于至善之境的人学本质和现代意义日益呈现出来,是可以供发展马克思主义之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体系,其产生综合了人类先进思想包括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蕴含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和为人之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的价值目标,曾指出:“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每一历史阶段,它呈现自己为不同的形式和面貌。在中国,适应今天民族伟大复兴和转型的时代要求,它从儒学、道家及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取营养以发展自己,是必然的趋向。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墓前演说,概括马克思的两大贡献——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将其定性为“科学”,有如达尔文进化论之于生物学。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发展乃“客观自然历史过程”,以生产力发展为评价标准。中国儒学之史学观则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两者正可以相互取益。孟子论孔子修《春秋》,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作为经典的中国史学三传——《左传》《公羊春秋》《毂梁春秋》以及《史记》《汉书》直至《资治通鉴》等,皆“文以载道”,不以叙述史实为满足,而呈现一价值的“善”。古希腊、罗马之历史著作,则以详叙史事见长,如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出版),十之七八夹叙夹议,类似见闻报道,详述统治集团内之凶杀、权谋、贪欲、纵欲、没有教化,没有道义,缺乏历史的庄严与神圣感。作者也以惩恶扬善为目的,但对比中国史学以道义为修史原则之“自觉”,两种历史学的不同,十分鲜明。前者可称为人文史学,后者则为客观历史叙事。汤先生说:“历史的研究要考虑历史运动的过程,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等等,但归根结底应是揭示在历史运动过程中,什么是合理的,是合乎正义的。”汤先生定性中国史学为求善的学科,对今天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完善,极有意义,也可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
普遍和谐观念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实践价值。理论上对它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则可进一步阐发。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曾作出总结,认为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可以为今后人类社会发展应走的道路提供指针。按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矛盾”无处不在,又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是一自然历史过程,没有“和”的价值以为引导。中国哲学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实然(自然、客观过程、天)和应然(人、道德价值)两者乃一体两面。汤先生详细阐发的“普遍太和”观念在理论上正好补足了黑格尔式辩证法的缺陷与不足,也可以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用……
P4-6
杨 辛
我曾作《泰山颂》一首:“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我书写的草书、隶书《泰山颂》分别镌刻在了泰山的南天门与天外村。如今,我也已经43次登上泰山的顶峰。今年上半年我还攀登过一次,山顶上的管理人员惊讶地对我说,他见过很多年纪很大的攀登者,但我是他所见过的年纪最大的一个。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如此眷恋、赞赏泰山呢?那是因为泰山的精神是那么的崇高而博大,那么的宽广而深沉!
去年年底,在汤一介先生《瞩望新轴心时代》的新书发布会上,我特别精心地为他写了一幅字,上面书写的正是这首《泰山颂》。为什么我要把我无比珍视的《泰山颂》送给汤先生呢?那是因为,在我看来,汤先生所怀有的精神,就是泰山的精神。泰山的精神,汤先生当之而无愧!
汤先生与我是儿时的伙伴。1943年的秋天,汤先生和我一起就读于南开中学。从那时起,汤先生就一直是我最尊敬的学长、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一起走过了各种风风雨雨,往事那堪回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71年。这个数字已经足够一个老人的年龄了。汤用彤伯父、汤先生、乐黛云老师,他们一家人都是我的恩人。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一直到在中国最高学府担任教授,以及取得些许成就,完全是靠了他们的教育与帮助。他们一家人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怀!
在风风雨雨的漫长人生旅途中,汤先生一直执着地在追求,保持着一颗不屈的灵魂。他无比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同时他又胸怀世界,对民族、对人类有着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一种撼动宇宙的大爱!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探索,学贯中西,洞悉往古,瞩望来今,对于祖国的文化发展怀着满腔热情和忧虑之心。他的学问融贯儒释道三教,做人做事也如做学问一样,人格通达,胸襟恢宏。他关注现实,热心中国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无私地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汤先生学问之广博,气魄之雄伟,境界之恢宏,如泰山般屹立寰宇!
汤先生一生始终追求着“真善美”的境界。他将中国哲学中的“真善美”归纳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确实洞见深刻,不同凡响。乐黛云老师让我为汤先生的墓碑题写“真善美”三个字。此三字确实象征着汤先生的精神,将与其恒久相伴,与泰山同古!
汤先生的光芒也照亮了我,我也在做着一些很小的事情。我曾先后举办过泰山书法作品和荷花艺术藏品的展览。这些展览的展品最后我把它们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并捐资在哲学系设立了汤用彤奖学金。北京大学还将我捐献的荷花艺术品建立了北京大学荷花艺术藏品展馆,这也是为了纪念恩师汤用彤先生及师母。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汤先生在病危之际还为展览馆题写了“荷花在万柳中怒放”。
如今,汤先生走了。可是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他的精神,始终充盈着我的心,仍然不断地生发着新的根系,不断地散发着光芒……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