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散文诗式的语言创作小说的文学大师马丁·瓦尔泽短篇小说精选集！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收录了十四篇短篇小说。作者创造了一种马丁·瓦尔泽式的“角色散文”。他以刻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主，像他的前辈托马斯·曼一样，笔底汇集了哲学、诗学、批评等不同门类的思想精髓，有时也流露出沉静的嘲讽和悲伤。

马丁·瓦尔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参与推进社会的进步。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方法为主，同时吸取现代派的手法和技巧。他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除《安内玛丽的故事》之外，均创作于1955—1964年间，其中《充满危险的居留》和《藤普罗内的终结》系首次翻译成中文。这些短篇小说的译介，有助于让中国读者了解这位德语文学大师早年的创作特色。

代序：致中国读者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充满危险的居留

寻觅一妇人

乔迁

方法不当

收藏家的归来

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

藤普罗内的终结

西格弗里德之死

蠕虫

在斯图加特的一项使命

利策的讣告

一次空前绝后的机遇

安内玛丽的故事

编后记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她的名字，我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想，她们家姓贝格曼。我应邀参加她女儿的生日宴会。我们来到花园里，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小寿星来回奔跑，催促每个人都坐到椅子上，好像这样一来她就再也不必怕什么似的；最后，她终于累坏了，自己也在桌子一头坐了下来。她母亲坐在她身旁。

虽然一切在参天古树下举行，但还是很热。阳光透过花园中的树叶和树干，洒落下来，在大地上照出一块块白斑。虽然有宽敞舒适的别墅隔在花园和大街之间，但飞虫嗡嗡，花园里要比大街上还吵。可是它们不及飞机严重，这几年来，我们的城市深受其害，飞机轰鸣时，我们碗橱里的餐具日夜都叮当作响，我们的房屋在它们飞掠的影子下呻吟。在这绿色的花园一角，我们一点听不到飞机的轰鸣；密集的虫子上下飞舞，我们享受着它们的营营歌声。

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她女儿身旁。当她跟生日嘉宾们一起举杯喝光之后，她起身告辞。在这之前，大家还不时地从杯沿上方交谈一句，此时却是鸦雀无声了。大家都目送着她，看她向房子走去，走上两步台阶，来到平台上，转过身来，再次向大家挥挥手，向她的十七岁的女儿挥手，特别真诚，就像是在告别似的，是的，她一副伤心的模样儿，大家都看到她的手突然像一片枯萎的树叶似的悬在空中，看到她后来猛地转过身去，进屋消失了，消失在一问房子深处。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女孩子们眼睛睁大了，呼吸急促了，她们还不知所措地耸耸肩，随后桌子四周就吵吵嚷嚷起来了。吵吵嚷嚷的是那些女孩子，尤其是那位寿星。她们嘻嘻哈哈，被一种我所不理解、可以称作爆发的快乐攫住。

不管你朝哪里看，看到的都是张大的嘴巴，宽宽的牙齿，笑歪了的脸和空中挥动的、大多是赤裸的胳膊，跟胳膊相连的手自由地飘舞着。大多数是女孩子。只有几个小伙子，我们坐在那里，被她们的动作和衣服淹没了。置身在这群闹哄哄的女孩子当中，我们显得呆滞和拘谨。有时我们试着想透过在我们身体上方晃动的手、上身和头发相互望一眼或者讲一句话，但是做不到；姑娘们汇成了一条河，我们漂浮着，无主的木块，说什么也没用，注定了属于柴堆和滩涂，还要沉默不语。我们听不懂她们在我们头顶上方互相喊什么。一开始我们还想抬起头来听，甚至加入进去，结果只是徒劳。再加上我们互不相识。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一位女友带来的，匆匆地介绍一下，找到一张椅子坐下来，跟下一个男性远得无法交谈，无法相互结识。当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宴席上时，我们还能相信，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某种程度上是这场生日宴会的贵宾。这种情况后来骤然发生了变化——我实在无法换种说法。即使女友们突然袭击我们，捆起我们，拖到墙前，用剑或斧头将我们处死，我也不会感到特别吃惊的。她们一个个讲着叫着，谁也不在听别人讲，这是对我的唯一安慰。她们这么做什么也交流不了，无法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可是，也许将我们处死对于她们已经不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了，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邀请我们来的。我想问问带我来这里的我的表妹皮娅，可她甩开我，瞅都没瞅我一眼。也许她们私下里都想，她们都要在生日这天献身给一群小伙子。我的男同伴们，我发现，这期间他们脸上最后的一丝陕乐也凝固了。

汗珠从他们发际的皮肤里渗出，闪闪发亮；看上去，好像是为了一场恐怖的庆典才将他们打扮成这样的。我们该把女主人叫来吗？那个温柔的寿星啊！现在，她柔韧的身体在桌子一头像驯兽师手里的鞭绳一样扭动着，从她的几乎看不见的嘴里传出尖叫声，它们像导弹似的从一长排女同胞和我们几个散落的男孩子头顶掠过。她们笑得更刺耳了，我们吓了一跳。我求助地掉头朝房子望去，吃了一惊：现在门窗被关起来了，铁制的遮阳篷放了下来，看上去像要么主人死了要么主人环球旅行去了。只有一个男人从最顶层阁楼的一扇窗户里挥着手。一个老人，肯定差不多有一百岁了。我也朝他挥手。他注意到了我，没过一刻钟，他从屋角绕过来，直接朝我走来，而他所做的就是：他先将我然后又将我的那些受苦受难的男同伴们，从女性丛林中引了出来！他镇静自如、有条不紊地将我们一个个引领上岸，让我们一个个在平台前的台阶上坐下来。我们感激地抬起头望着他，如果他这时打着手势说“趴下，乖乖地趴下！”的话，我们准会像被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狗一样趴在他脚下的。但他让我们大感意外，说我们对女孩们应该抱有同情心！说我们坐在桌旁，就像钓鱼人观察着再也无法逃脱、在致命的鱼钩上越来越绝望地扑腾挣扎的鱼一样，看得女孩们害怕，让她们感到，这个绿得可爱的花园一角今天下午就会成为她们的灾难。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尤其应该同情毕尔嘉（是的，她就叫这个名字，现在我又想起那位寿星的名字了）。他是毕尔嘉的舅公，是操心地看着她长大的。可惜父母们太忙了，没有时间保护毕尔嘉，不让她遭遇如今一个女孩所面临的危险。只有他一人有时间保护她，可是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这么说时，几乎哭起来。

如今这个娇柔的女孩长大起来，长到了那个年龄段，对于毕尔嘉这么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来说，那是个多么危险的年龄段啊！它们是猛禽的咽喉，不是别的，每个月都是一颗牙齿，每个月都是一颗更大的牙齿！他请求我们给予毕尔嘉保护！他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是蹲伏在花园门外的狼，当她走出去走上街头时，你们就会扑向她！我知道，请求你们的保护多么愚蠢！但我还是要这么做。只有尝试最愚蠢最无意义的事情时，她才能获救。你们这些小流氓，我不得不从阁楼里眼看着她落入你们手里，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倾听着，呼吸越来越急促。他提高了嗓门：“喏，你们瞧瞧她的父母吧！为了不必听，不必看，他们关上了门窗，铁制的遮阳篷也放了下来！他们不再相信拯救，将毕尔嘉出卖给你们了。我跑下来，是因为有人招手了，我是穿过洗衣间从房子里冲出来的，因为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别烦毕尔嘉！”

我发觉，我的男同伴们缓缓地从台阶上站起来，张口结舌。间或穿过树叶洒落的阳光，在我们身上画出黑白的图案，黑白，黑白。我们望向女孩们，她们突然停止了叫嚷，面无表情、眼睛通红地挤在桌旁，盯着我们。

“原来如此。”我们中的一位说。

舅公张开双臂，走在我们前面，边走边喊，他有时候梦到毕尔嘉会被鱼吞食掉。“真讨厌。”我们中的一位说着，推开舅公。这时毕尔嘉从桌子那儿冲过来，冲她的舅公吼道：“你为什么不待在楼上！我们本来能成功的！你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了。我们本来能成功的！你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了！”舅公战栗地望着她，像是一只被踢了一脚的动物。

可是，我们仍然站在那里，直喘粗气，望着女孩们，没有人哪怕抬抬脚，女孩们也都一动不动。现在大家都察觉到了，这个下午是多么热。树冠垂得更低了，所有的树叶都干瘪了，晒焦了，使炎热变潮湿了，但又挡不了炎热。四周一片静谧，静得能听得见树枝的呻吟。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屋顶上，紧挨着烟囱和树尖，突然传来一阵轰鸣，一种咆哮的噪声，像是重重地敲打着一块钢制庞然大物，我们或许会永远这么站下去或者事后会慢慢地回家——谁知道我们会怎么做？一架飞机紧贴我们上方飞过，让我们离开了台阶；它飞掠的影子拖着我们，让我们推开舅公，冲向桌子。女孩们仍然张口结舌，只是她们的眼睛比先前更大了。在发动机的噪声和飞机的影子消失之前，我们拥有花园、房子和女孩们。可我们习惯了拥有一切，我们连复仇都不会。尽管如此，在我们的上方，舅公还是站在阁楼窗前轻声哭着，一直哭到未来。

朱刘华译

P1-5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昵？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蔡鸿君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德国南部与瑞士和奥地利交界的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母亲的餐馆里帮工。一九四四年应征入伍，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在雷根斯堡和蒂宾根大学攻读文学、历史和哲学。一九五一年以研究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博士论文《一种形式的描述——论弗兰茨·卡夫卡的体验新的文学创作》获博士学位。其后，在斯图加特任南德意志电台、电视台导演。曾经是“四七社”成员。一九五七年成为职业作家，定居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博登湖风景如画，不仅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而且给予作家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许多作品均以这里的生活为背景。瓦尔泽多次短期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讲学，讲授德国文学和创作课程。他是德国四七社成员、国际笔会德国中心理事、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院士。瓦尔泽曾获多种文学奖，其中有四七社奖（1955年）、黑塞奖（1957年）、霍普特曼奖（1962年）、席勒促进奖（1965年、1980年）、毕希纳奖（1981年）、荷尔德林奖（1996年）、德国书业和平奖（1998年）、阿勒曼尼文学奖（2002年）、坎佩奖（2002年）、科尼讷文学奖（2008年）等。

瓦尔泽主要的文学成就在长篇小说，迄今为止，瓦尔泽已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和中篇小说，重要的有《菲利普斯堡的婚事》（1957年）、《间歇》（1960年）、《独角兽》（1966年）、《爱情的彼岸》（1976年）、《惊马奔逃》（1978年）、《天鹅之屋》（1980年）、《激浪》（1985年）、《多尔勒和沃尔夫》（1987年）、《狩猎》（1988年）、《童年的抵抗》（1991年）、（（没有彼此》（1993年）、《芬克的战争》（1996年）、《进涌的流泉））（1998）、《爱情的履历》（2001）、《批评家之死》（2002）、《爱的瞬间》（2004）、《恐瞑之花》（2006）、《恋爱中的男人》（2008）、《宝贝儿子》（2011）、《第十三章》（2012）等。

瓦尔泽是一位主要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瓦尔泽的小说主要反映德国的现实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作者揭示他们寻找个人幸福以及在事业上的奋斗，侧重于描写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纠葛。瓦尔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参与推进社会的进步，使其更加民主。他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方面吸取现代派的手法和技巧，尤其推崇普鲁斯特。他的作品长于心理分析，以借喻、讥讽、注重细节描写见长，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瓦尔泽被誉为“驾驭语言的能手”（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希一拉尼茨基语），他的小说被称作优美的散文作品。在叙述中插入对话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特色，这些对话不加引号，读者必须细心阅读方能辨出说话者。瓦尔泽称自己是古代阿雷曼人的后裔，因此他的作品中常有方言出现。他的不少小说在情节上虽然并无上下承接关系，但是一个主人公常常出现在几本书里，如《间歇》（1960年）、《独角兽》（1966年）和《堕落》（1973年）中的昂塞姆。·克里斯特莱因，《爱情的彼岸》（1976年）和《致洛尔特·李斯特的信》（1982年）中的弗兰茨·霍恩，《惊马奔逃》（1978年）和《激浪》（1985年）中的赫尔穆特·哈尔姆，《天鹅之屋》（1980年）和《狩猎》（1988年）里的房地产商格特利布·齐日姆。因此也有人将它们称作三部曲或姐妹篇。

《惊马奔逃》这部小说是作家在一九七七年夏天仅用了两个星期完成的，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人生危机”的作品。《惊马奔逃》一书在一九七八年春出版之后在联邦德国文坛引起轰动，它不仅跻身当年十大畅销书之列，而且获得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词的赞扬。这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在中国大陆正式获得授权出版的中文版瓦尔泽作品。《惊马奔逃》的中文译本最早发表在《世界文学》一九九〇年第三期，当时笔者负责选编“马丁·瓦尔泽专辑”，刊登了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中篇小说《惊马奔逃》和剧本（（橡树和安哥拉免》。瓦尔泽先生在获悉笔者在选编“专辑”之后，特意寄来了他刚刚出版的并有他亲笔签名的文集《神圣的碎片》（Heilige Brocken，1988），书中收集了作家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部分散文和诗歌。因此，“马丁·瓦尔泽专辑”里也同时发表了几首诗歌的中文译文，其实，诗歌并非马丁·瓦尔泽擅长的文学样式，其数量在他的作品中也仅占很小的比重，它们大多散见于期刊、多人诗选和作家本人的文选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尔泽先生以及联邦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当年为“专辑”的发表不仅免费提供版权，而且予以资助，瓦尔泽先生还专门撰写《致中国读者》一文，他亲笔手写的德文信和中文译文同时发表在“专辑”的最前面。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瓦尔泽的《在水一方》、《批评家之死》、《进涌的流泉》、《菲利普斯堡的婚事》、《恋爱中的男人》等重要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二〇〇八年十月，年逾八旬的瓦尔泽和夫人首次访问中国。瓦尔泽与中国作家莫言的对谈，无疑是中德文坛最高级别的交流。为了这次又寸谈，瓦尔泽认真阅读了莫言的《红高梁》和《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不仅给予莫言很高的赞扬，而且多次在德国媒体大加推荐莫言的作品。二〇〇九年，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荣获了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颁奖之际，瓦尔泽再次来到北京，时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的聂震宁与作家莫言为瓦尔泽颁发了“微山湖奖”。  短篇小说在瓦尔泽的小说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大部分是出自创作的早期。一九五五年，瓦尔泽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短篇小说集《屋顶上的一架飞机》，里面收了他的八个短篇小说。以后他主要是写长篇小说，问或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八三年分别结集出版了《撒谎的故事》和《故事集》，其中除了短篇小说之外，还有不少短小精悍的散文。

本书选译的十四个短篇小说，除《安内玛丽的故事》之外，均创作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问。《收藏家归来》、《乔迁》、《寻觅一妇人》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译介到中国。《屋顶上的一架飞机》、《方法不当》、《一次空前绝后的机遇》、《利策的讣告》等也曾经在数年前散见于杂志上或者选集中。《充满危险的居留》和《藤普罗内的终结》系首次翻译成中文，是瓦尔泽的两个很重要的短篇。《充满危险的居留》发表于一九五五年，故事讲的是主人公故意卧床不起，冷眼观察周围的世界，他想亲身体验一下世情冷暖，看看人们如何对待一个瘫痪在床、即将死去的人。读者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毫无疑问，这时的瓦尔泽受到卡夫卡的影响很大。四七社是德国战后一个重要的作家聚会（1947年至1967年）。这个聚会旨在评论会议中被朗读的作品及推广年轻但未成名的作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四七社奖”被日后很多出色的德语作家看做文学生涯的起点。在初创立阶段，四七社为年轻一代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获得“四七社奖”的人，许多日后成为德国文坛大师，比如海因里希·伯尔（1951年获奖）、英格伯格·巴赫曼（1953年获奖）、君特·格拉斯（1958年获奖）。一九五五年，瓦尔泽在“四七社”聚会时，朗读了《藤普罗内的终结》，并获得了“四七社奖”。《藤普罗内的终结》写的是一个老年人与社会变迁的抗争，反映了战后初期德国的社会现实：外来文化的入侵，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敌视。主人公藤普罗内的终结，毫无疑问，必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此次将这些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旨在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瓦尔泽这位德语文学大师早年的创作特色。

德国书业协会一九九八年在向瓦尔泽颁发德国书业和平奖的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话：“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向德国人展现了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展现了德国，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把更多的瓦尔泽的书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向世人展示德国现实生活的伟大作家，是笔者孜孜追求的目标。笔者当年有幸成为《惊马奔逃》中文译本的责任编辑，一九九。年来到德国之后，曾经多次见到作者本人，并且荣幸地成为瓦尔泽作品的中文版权代理人，为让广大的中文读者读到瓦尔泽的作品尽了绵薄之力。近几年，已进耄耋之年的瓦尔泽仍然笔耕不辍，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宝贝儿子》、《第十三章））等最新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翻译之中，不久即可与中国读者见面，瓦尔泽这位文学大师一定会给读者们带来新的精彩。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于德国小镇尼德多夫

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向德国人展现了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展现了德国，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

——德国书业协会“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词

与马丁·瓦尔泽同时代的主要作家，没有一位像他这样全面地呈现德意志共和国、准确地抓住它的精神面貌……他就像一块海绵，将他吸进的时代又完全释放在读者眼前。

——德国《斯图加特报》

马丁·瓦尔泽的短篇小说是对人的社会存在一种咄咄逼人的讽刺寓言。

——德国《南德意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