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道德经》的总纲，也可以认为是“经济学”的总纲。
这一章揭示了科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它认为，“道”本身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只能反复体悟，因为任何对“道”的表述都存在缺陷。这里所说的“道”，可认为是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及其运行的规律。
对于“经济学”(Economics)而言，面临同样的问题：各种经济学理论只是对真理的一定程度逼近，均存在缺陷，可能被推翻。道理很简单，现实即是“道”之本身，经济学原理(或理论)则是用来“名”现实(“道”)的名相，“无”是现实，“有”是理论，我们可以用理论分析现实，但理论不等于现实，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均与现实存在差异，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成立，离开了约束条件，理论很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时常探究“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变化，不要执著于理论。
下面举例说明。对于某种植物，我们给其赋予一个名称为“芭蕉”，并做出如下解释：“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宽大，叶和茎的纤维可编绳索。果实也叫芭蕉，跟香蕉相似，可以吃”，并且将这一段话作为通用定义收入《新华字典》。那么，当人们进行交流的时候，只需使用“芭蕉”这一词语，交流的各方就明白所讨论的是什么植物。但是，如果没有创造出“芭蕉”这一通用词语，人们谈论“芭蕉”的时候，需要花费很大气力来描述“芭蕉”的特点，即便是重复前述定义，也让我们觉得很累赘。
由此不难明白：当我们邂逅一位陌生人，首先会根据他的一些外显特征贴上“标签”，比如，他是博士，很有学问；他是四川人，能吃辣；他是上海人，为人小气。推而广之，学历、职称以及一些自然特征(衣着、肤色、年龄、性别、生长环境等)都被当作“标签”，用以判断某个人的性格、能力以及其他特征。尽管孔子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即“标签”不一定准确)，但我们还是习惯于给他人贴“标签”，因为“以貌取人”是节省成本的做法。现实生活中，警察习惯于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外来人口、失业者、低文化程度者以及刑满释放者，无非是试图以较低的成本破案。事实证明，这种思路是可取的。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罪犯不会将“犯罪”两个字写在自己的脑门上，每个人看起来都是“良民”，那么，只能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犯罪嫌疑人。但是，如果警察调查每个人，则时间、金钱等成本非常巨大，难以承受。警察利用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标签”，可以直接排除绝大多数犯罪概率很小的人，将目标锁定犯罪概率较大的一小部分人，从而以较少的成本破案。
当然，人类所创造的词语、所提出的各种理论，是对事物的称谓和描述，在大大简化交流成本的同时，也显现诸多缺陷。称谓只是事物的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当称谓被创制出来之后，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称谓的常规意义或者想当然的意思去理解具体事物，具体事物的独特个性因此很容易被淹没在称谓的常规意义之中。就说芭蕉树吧，它与香蕉树的外观非常相似，我这个北方人就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所以，人们需要表达的思想越是精微或需要描述的事物越是复杂，对语言f或称谓、理论等)的缺陷越有感触，以至于很多人倡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既然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文字、各个学科所提出的理论，只是尽可能地接近“真理”，我们不应该盲从任何理论，要不断地结合实践去筛选理论，并创造出更好用的理论。即使日常看到的乌鸦全部是黑色的，我们如何敢于断言“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即使知道过去每天太阳都从东方升起，我们又如何能够肯定明天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
上述道理很浅显，但是很多学者在运用理论的时候往往忽视假设条件，把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以运用。这种失误，不仅做投资分析报告和经济研究报告的人容易犯，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也难以避免。著名的“李嘉图恶习”就是一个典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把李嘉图的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P2-4
当今中国，经济学已是显学。不过，仍不时有人提出，“经济学”是舶来品，未必服中国水土，故常冠名以“西方经济学”，并主张创建“中国经济学”。
其实，学无中西。很偶然的，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却喜欢上钱钟书的《管锥编》。《管锥编》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打通”，即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关联。在中西文献的对比中，该书融通历史与现实，模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用现实的眼光，作阐释性的对话，“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
既然中西文史哲可以“打通”，“西方”的经济学是否也可以与“东方的”中国古代文献“打通”？钱钟书并未涉足这一领域。数年前，闲读《庄子》等书之余，我萌生诸多想法，将中国古代的“寓言”与西方现代的“经济学”联系起来，试图架一座桥梁，并出版《寓言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其实，数千年的深厚文化积淀，中国传统中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挖掘。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我，直指《道德经》。
这要从我与老子的三次“结缘”谈起。2005年春季的某天，我在北京大学CCER听课，林毅夫大段引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先贤的话语来阐释他所认为的经济学方法论。当时，我颇为震惊——居然可以将中国古人特别是老子的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联系起来！2009年春，我到河南灵宝出差。灵宝的函谷关是传说中老子著述《道德经》的地方。当地有人送我一套《道德经》，我当时并未在意，将书带回北京之后，束之高阁。2010年秋，因中央党校的一个课题，我有机会到河南鹿邑调研。鹿邑是传说中的老子故里。
当第三次与老子“结缘”，我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在《道德经》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间架一座桥梁？于是，我开始翻阅那本被打入冷宫的《道德经》。
应该说，读懂《道德经》并非易事。由于历史流变，语词含义变异很大。我一边阅读原文，一边参看任继愈、南怀瑾等诸多名家的论著，静下心来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萌感悟。2010年底，我内心涌现一股强烈的写作冲动，于是，我开始动笔，历经数年，最终形成了读者眼前的这本书。
曾有人说过，不读《道德经》，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而我认为，细读且深悟《道德经》，对于经济学人而言，至关重要。它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有处世及处事的原则，还有方法论和理论。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是一门特别容易被大众误解的学科。很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只关心金钱，充满铜臭味。现实中，的确有一些人将经济学过度庸俗化。严格地讲，“经济学”这个词语不达意。中国古代就有“经济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内容不仅包括经济、财政方面，而且广泛涉及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甚至一部分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如治水）。所以，当初将“Economics”译为中文之时，不少人对“经济学”表示异议，如严复就认为：“日本译之以经济……既嫌太廓。”由于经由多年传承和广泛接受，而今不得不使用“经济学”，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宁愿弃用“经济学”这一术语。
按照世界主流的观点，“Economics”是研究稀缺条件下如何选择的学问。所谓“稀缺”，即相对于需要而言的有限性。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分析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由此可见，《道德经》与经济学也是可以“打通”的。例如，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与现代经济学中的“委托指标考核”（Proxy Measurement）可以对接。如何衡量“道”是否被破坏呢？老子说，如果统治者或这个社会提倡“仁义”，就说明大“道”被废弃了；判断是否存在虚伪，就要看是否出现了聪明智巧；看一个家庭是否和谐，只需看是否出现了孝慈；看一个国家是否安定，依据为是否出现了忠臣。
当然，《道德经》很多论断的境界超乎想象。1966年9月，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的哈耶克，在日本东京作题为“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时，说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其实，老子所主张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难以概括。老子并非主张“无所作为”，也不是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过分干预”。老子明确提出：国家的禁令越多，人民就愈贫穷；法令订得愈细，盗贼反而变多。
《道德经》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颇有启迪。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意即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对于“若烹小鲜”，河上公的注解是“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小鱼如果去肠、去鳞的话，很容易烂掉，“不敢挠”是指烹饪时不要随便翻动。这不就是说，要尽量减少折腾或“不折腾”（Don't do much ado about nothing），或者说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吗？
对我而言，撰写这部书颇具挑战，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本试图将“东方”的《道德经》和“西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打通”的专著。以任继愈这样的大才，居然先后四次翻译《道德经》（《老子今译》、《老子新译》、《老子全译》、《老子绎读》），可见其精深。我才疏学浅，无论在《道德经》还是经济学面前，都不过是一个在浩瀚的大海边玩耍的充满好奇心的孩子。那么，我这本书，只能算是写在《道德经》和经济学边上的。
刘正山 2015年3月于北京
《老子》作为全球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哲理书，其中最重要的“无为”思想很可能是被误读了几千年。如果颠覆一下思想，变换一下视角，用《老子》来解读经济，几千年前的东方智慧几乎可以打败所有目前流行的西方宏观经济学。
刘正山的这本《老子经济学》是第一本试图将“东方”的《道德经》和“西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打通”的专著。
当今中国，经济学已是显学。不过，仍不是有人提出：经济学“是泊来品”，未必服中国水土，故常以西方经济学，并主张创建“中国经济学”，然而既然中西文史哲可以打通，西方经济学是否也可以与东方的中国古代文献打通？刘正山的这本《老子经济学》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