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鲁迅笔下的“富家翁女婿”，与著名诗人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20世纪享誉海上尽人皆知的“文坛孟尝君”，死后却备受非议和冷落，多年来，他的名字和作品很少被人提起。如今，其女邵绡红潜心写就这部全面、翔实的传记《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再现邵洵美风流倜傥的少年、踌躇满志的中年、寂寞凄凉的晚年。

《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作者邵绡红以冷静、秉笔直书的态度完成此书，没有因为传主是自己的父亲，一味地唱赞歌或泄私愤。全书以传主的足迹为贯串线索，努力寻找历史的真相，坚持以材料说话，让读者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清晰、完整的邵洵美。同时，书稿中保留和挖掘了不少文坛史料。

序 陈子善

自序 邵绡红

第一章 诗的召唤

 达官之后

 拿笔杆子的命

 美的追求

 岂是官材

 小试牛刀

 茶壶与茶杯

 天上掉下一颗星

 生不逢时的我

第二章 时代的兴隆

 九种刊物

 《人言》不说鬼话

 “闲话”不等闲

 我比黄山高七尺

 一个人的谈话

 幽默的真谛

 编辑的苦乐

 天高任鸟飞

第三章 孤岛生涯

 勇作代言人

 游击歌

 引火烧身

 孔夫子论诗

 寄情方寸问

第四章 我笑着为要免得哭

 内地行

 赴美寻故人

 佩玉展才华

 老虎头上拍苍蝇

 名屋妙文

 伍子胥的八字

 逃亦有道

 别了，《时代》!

第五章 地狱日夜不关门

 重拾笔杆

 晴天霹雳

 拜托贾植芳

 只有一支笔

 疾风暴雨中

 路到了尽头

 忆邵洵美

 文王之后

尾声 众说邵洵美

附录一 邵洵美的文学道路和出版事业

附录二 《我的爸爸邵洵美》自序

附录三 邵盛李人物关系表

达官之后

他们是谁？我惊异地望着那幅画像。那画像大得几乎盖满了一面墙，画里是五个穿着戏装的人，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那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见到祖宗的“神像”，那时我六岁。我是个开智晚的孩子，六岁之前的事都迷迷糊糊记不清。随着一年年长大，我才逐渐弄明白自己的身世。那幅“神像”里画有我爸爸的伯父和伯母，他们实是我爸爸的嗣父和嗣母；而当中坐着的那位官老爷，我该称呼他“大爷爷”。他身着带马蹄袖的五彩团花大袍，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帽顶上有颗大宝石。坐在他两旁的夫人穿戴一样，凤冠霞帔，珠光宝气，是大爷爷的正室李夫人和继室史夫人，我该称呼她们“大奶婆”。他们三人之所以这般打扮，是因为那种穿着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即清代的盛装。我大爷爷着的是品官朝服。实际上，这并非他生前的官衔，只是按中国的老传统，作了古人，便可以着朝服，那叫作“荫封”。不过订有规矩，只允许穿着比他父亲的官衔低一级的朝服。大爷爷一身官服，一脸严肃，透出一股威严。每年的大年夜祭祖之后，直到正月十五，我们天天得跟随爸妈到“神像”前叩头请安。我挨在玉姊身后，望着“神像”里的大爷爷，总是难以克制地盯着他的眼睛，愣愣地捉摸他眼睛里射出的那股子“能”。那一股“能”像是穿透我的心；能预知我的未来。供台上萝卜粗的那对红蜡烛闪耀着刺眼的亮光，在一闪一闪的烛光下我看到大爷爷炯炯的目光里似乎有一丝微笑，微笑中似是在赞许我，又似是有什么事托付我。忽然，烛光一闪，我看到，他的目光转为冷峻，冷峻中暗藏着一丝警示，似是在告诫我，告诫我要小心，前面的路途荆棘丛生。我不寒而栗……烛光又一闪，他的眼神又回复到似是在看我，又似不在看我的样子。啊!大爷爷，你目光里的玄机我无法捉摸!跪在他面前，我总觉得不自在，我惘然、惶恐。他眼睛里那股致使我心头压抑的“能”，令我每每面对“神像”就像是面对大雄宝殿里的如来、圣坛上的十字架，禁不住虔诚地祈求，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保佑我，保佑全家平平安安。

自小我就知道，爸爸是个留过洋的人。平日里谈笑风生，不修边幅，但是，每到过年的这半个月里，他却会破例地“国粹”起来，穿起隐花蓝缎长袍，黑色毛葛马褂，郑重其事地祭祖，一遍遍地斟酒，一次又一次地三跪九叩。或许，一年当中，也就在这半个月里，爸爸才想起祖上的荣耀和先人赋予他的责任。祖宗的“神像”由我家保存。因为在家族里，我爸爸的地位最高。他虽然生为二房长子，却嗣为长房长子。过去，我家保存有许多幅“神像”，从老祖宗到一代代先人的都有。“八一三”烽火起，我们仓皇逃难，只带出这一幅。爸爸便以大爷爷为代表来祭祀列祖列宗。过年，总有亲眷来拜年，他们踏进门第一桩事，就是到“神像”面前去叩头，说我们是来向祖宗祈福的。我家客厅壁炉架上有一只蒙了绸布的玻璃柜，听说里面摆的是《邵氏宗谱》。我从没见打开过，它给我一种神秘感。后来，风风雨雨几十年，那玻璃柜也不知去向了。

我们三代生在上海，但祖籍是浙江余姚，那里的东北隅过去有邵氏祠堂。自光绪八年(1882)太爷爷举家迁沪之后，家里人都不会讲那铿锵的家乡话，全都是一口带苏南绵软口音的上海话。太爷爷名邵友濂，字小村，官至一品。同治四年(1865)中举，同治十三年(1874)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其问为普陀峪万年吉皇陵建筑工程监督，后来他经办的几桩涉外事务颇受朝廷赏识。P1-3

这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当时上海书店正在影印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规模不小。承主其事的刘华庭先生看得起我，经常向我咨询，哪些现代作家、哪些文学作品可以入选，我也尽我所知，提供管见。有一次提到邵洵美，我就极力怂恿他选邵洵美的自选集《诗二十五首》，因为我们冷落这位30年代的“唯美”诗人已太久太久了。华庭先生起先还有点犹豫，最后还是同意了。这就是1988年8月问世的《诗二十五首》影印本。记得上海书店据以影印的底本还是极为难得的作者签名本，我曾建议保留邵洵美的题签，但没被采纳，至今都觉得有点可惜。

四年之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上海书店又约请我主编“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我认为邵洵美在后期新月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于是再选人他的第二部新诗集《花一般的罪恶》，1992年12月影印出版。由于邵洵美这两部诗集的重印，我也许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新时期以来邵洵美作品的整理和研究尽管进展缓慢，我却是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我之所以说邵洵美研究的现状很不如人意，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降，邵洵美作品未再选编出版，邵洵美研究论文也是零零星星，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近年虽有《海上才子——邵洵美传》、《项美丽在上海》等专著问世，但前者在史实考订和文献征引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讹，后者则是运用女性主义方式解读项美丽与邵洵美的“惊世恋情”，重点不在邵洵美其人其文。因此，当我读到邵绡红女士的新著《我的爸爸邵洵美》时，实在难以抑制我的兴奋和喜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邵洵美研究由此有可能走上正轨了。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邵洵美的名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他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和出版家，也是一位对30年代中外文学交流做出了可贵努力的文学活动家。然而，他的新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和《诗二十五首》，他的未完成的长篇《贵族区》和短篇《搬家》等等，他的评论集《火与肉》和《一个人的谈话》，不要说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者，恐怕也有许多未曾闻见；他编辑的《狮吼》、《金屋》、《新月》、《论语》等文学杂志，《人言周刊》、《时代画报》、《自由谭》、《声色画报》、《见闻》时事周报等综合性刊物，也是至今鲜有人提及，更不要说进行认真的研究了。还应说到邵洵美的文学翻译，他是向国人推介古希腊女诗人莎弗、英国文学插图大家琵亚词侣的先驱者之一，他也是最早把沈从文的《边城》译成英文的人，凡此种种，仍无人关注和探讨。文学史家的这种冷漠、这种忽视，是令人遗感的，甚至是可怕的。对邵洵美个人来说，当然不公平，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也是严重的缺失。  有必要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是多元并存的格局，有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有“新月派”文学，有“现代派”文学，有“文生派”文学(这个提法是我杜撰的，指巴金和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群作家)，还有被新文学视为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各树一帜，各呈异彩。这只是粗略的划分，如果再细究，情况就更为复杂。以邵洵美为例，他先是“狮吼社”的中坚，后成为后期“新月派”的重要一员，新月社风流云散后，他与林语堂等携手合作创办《论语》，又成为“论语派”的领军人物。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邵洵美钟情新文学，痴迷新文学，为新文学的发展倾注毕生的心血，却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贯穿《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的一条鲜明的主线。

当然，研究邵洵美，有一个困惑论者的难题，那就是他曾经数次遭到鲁迅的讽刺和批评。可是，与鲁迅打过直接间接笔仗的远不止邵洵美一位，前有吴宓、陈西滢、梁实秋等，后有施蛰存、林语堂等，这都不是等闲之辈。鲁迅与他们的论战，也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笔墨官司”的有名案例。现在，吴、陈、梁、施、林等几位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承认，得到确立，那为什么唯独对邵洵美还要延续以往僵化的批判标准呢?30年代新文学的走向本来就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作家的探索本来就是多样化的，更何况由于出身、经历、所接受的教育、所秉持的艺术趣味、所怀抱的文学理想等各各不同，包括邵洵美在内的一部分作家与鲁迅在一些文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辩是完全正常的，没有分歧和争论才是不可理解的。

我想邵绡红女士本无意成为传记作家、文学史家抑或历史学家，她只是出于对生身父亲的深挚的爱，“为了不让邵洵美的名字被云雾湮没”，才花费整整二十余载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了一百多种相关的中英文报刊，采访了几乎所有尚健在的邵洵美的亲朋好友，终于写成这部披露许多新的发现、澄清不少误传和谜团、以史料翔实见长的《我的爸爸邵洵美》，以期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邵洵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她的态度是真诚的，严肃的。这部书与其说是邵女士个人的回忆录，不如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邵洵美传。

文坛名家的子女撰文著书回忆父母亲，当然不自邵女士开始，但据我所见，不少这类著述不是刻意拔高，就是有心回避，可信度大可怀疑。《我的爸爸邵洵美》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做到比较真切地反映邵洵美所处的时代、所走过的道路、所作出的贡献和所存在的局限。全书对邵洵美众多的文学创作和广泛的文坛交游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梳理，这项属于研究范畴的工作本来应该由专家学者来做，可是他们长期缺席了。诚然，对邵洵美的生活经历，譬如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情感纠葛，邵女士的记述很小心，很谨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其胡乱猜测，大胆想象，不如从史实出发，只写自己所看到的，所知道的。

更令人感动的是，这部《我的爸爸邵洵美》其实也是邵女士自己心路历程的记录，她不仅写活了爸爸，也写出了自己。她向读者袒露心扉，写了作家徐讦对她的追求，写了她的初恋和无爱的婚姻，写了她成年以后的种种不幸的遭遇，从而进一步衬托出20世纪50年代以后，像邵洵美这样曾经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竭尽心力的作家，虽然努力适应新的时代，却仅仅因为受到过鲁迅的批评，仅仅因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直到莫须有的迫害。邵女士记录了那段沉重的历史，也记下了她的思考和追问。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过，失去历史记忆的人是失去心灵的人。《我的爸爸邵洵美》是邵绡红女士个人的可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显示了她作为邵洵美爱女的美丽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爸爸邵洵美》的出版，证实了贝克尔的一个有名的论断：“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我们应该感谢邵绡红女士才对。

是为序。

2005年5月19日急就于沪西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