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涵编著的《外交家曾纪泽(1839-1890)》共分七章，第一章叙述他家世的背景与早年学行，以为研究他此后作为的基本线索；第二章则就他对有关洋务问题的认识，作一全盘性的了解；第三章说明他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所作的各项努力，分析他所应用的各项策略及其促致成功的因素；第四章研讨他应付中法越南争执时所采取的立场；第五章着重他使欧晚期的活动；第六章着重他返国后对各项新政的献猷与筹议。最后，第七章则将就他一生的外交事业，作一综括性的评价，并进而将其外交认识与当时实际主持外交大计的李鸿章，作一比较，以检讨甲午战前中国外交的全盘态势。

李恩涵编著的《外交家曾纪泽(1839-1890)》是从曾纪泽的家世背景与早年学行开展，可从中了解其父曾国藩的言传身教对于曾纪泽的影响。其后，以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为研究对象，对其一生事业进行了专题化的具体研究。对于曾纪泽对洋务的认识、中俄伊利交涉、中法越南交涉、使欧晚期、自欧返国5个阶段的外交活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该书线索明了，史料充足，论证充分，是一部研究曾纪泽外交活动的佳作。

著者自序

再版自序

前言

第一章 家世与早年学行

第二章 洋务的认识

 第一节 西方语文的知识

 第二节 近代国际政治的知识与运用

第三章 中俄伊犁交涉

 第一节 崇厚的失败与曾纪泽使俄

 第二节 谈判前的筹划

 第三节 谈判的进行与改订新约

 第四节 伊犁交涉的检讨

第四章 中法越南交涉

 第一节 曾纪泽与越南交涉的初起

 第二节 中法战争前期曾纪泽的外交

 第三节 中法战争后期曾纪泽的外交

第五章 使欧晚期

 第一节 中英鸦片加税免厘交涉

 第二节 朝鲜与缅甸交涉

 第三节 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

第六章 自欧返国

 第一节 赞襄海军衙门诸要政

 第二节 筹议刷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第三节 盛年早丧

第七章 结论

附录一 曾纪泽大事简表

附录二 参考书目

附录三 译名对照表

附录四 索引

第二章洋务的认识

研究曾纪泽一生的外交事业，除对他早年学行，应予了解外，关于他的洋务知识，以及他对同光年问，由恭亲王奕诉、文祥以及他父亲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大吏内外配合所发动的自强运动的态度，亦应予注意。很明显地，曾纪泽对于许多当代问题的认识，是随时间的进展而变动的。他在出国之前和奉使英、法、俄三大国而游历了大半个欧洲之后，他的想法和看法，都有着相当显著的不同：有些是加深了他对某些问题原有的印象，有些是改正了他对某些问题的观念，有些是扩大了他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有些是增进了他对某些学科的知识。曾纪泽是绝顶聪颖的人，又肯留心世事，勤慎奉公，其学识的猛进，自属当然。所以我们从曾纪泽有关世界的新知识，特别是从他对于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历史、地理及科学技术等“洋务”的了解人手，以研判他此后外交事业的成败，当不失为一种方便而适当的方法。

第一节 西方语文的知识

同治初年，中国朝野对于外洋的了解，仍甚隔膜，在外交上所恃以传递语言的，多系各通商口岸的通事买办，稍后，则大都依赖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州同文馆出身的人，甚至有时尚借助于各国在华的传教士。真正以世家大员子弟而有志学习西方语文的，曾纪泽实为早期中的一人。

曾纪泽对于学习西文西语，发生浓厚兴趣，当系他与英人马格里订交以后的事。不过，他对西方事物的接触与了解，则远在此之前。当曾国藩移营安庆廓清皖中积极经营长江下游的时候，即已着手罗致通习洋务的人才，并对外洋利器之一轮船的迅捷坚利，予以密切注意。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曾奏调精通算学格致熟习外洋利器的监生华蘅芳和从九品徐寿等自上海来营效力。及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一月，他购自外国的火轮船一艘，抵达安庆，仿制轮船的工作，乃在华蘅芳、徐寿、吴嘉廉、龚芸棠、蔡国祥等的通力合作下，开始进行。是年七月，试造的汽机一部已经完成，他亲临阅试，大感满意，以为“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其后利用该汽机以自造的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底，在安庆下水试航，每小时速度达四十里，效果甚佳。是年秋，容闳亦因张斯桂、李善兰之介，应曾国藩之召，抵达安庆，十月，即奉派出洋购买机器，以备建立新式兵工局厂之用。曾纪泽自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六月，即来安庆，与他父亲幕府中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张斯桂等通习西方新知识的人物相识，加以他求知的欲望，一向甚高，治学的兴趣，也很广泛，于是耳濡目染，对于西方事物发生浓厚的兴趣，自在意中。不过，容闳此次停留安庆的时间，并不太久，同治二年西历十月，即前往上海，筹划赴美购办机器的事。曾纪泽在安庆和他的接触，可能不多，甚至在这段期间，他们彼此尚不相识。

金陵光复后，曾纪泽对于西学时务研究的兴趣，更大增进。吴汝纶在《送曾袭侯(纪泽)人觐序》中，曾谓他“自太傅(其父国藩)在时，已尝潜讨天下之变，求所康济之；又益通究四夷之学”。俞樾在所撰《曾纪泽墓志铭》中亦云：“同治以来，与泰西互市，中外之事益繁，公(曾纪泽)遂精习西国语言文字，讲论天算之学，访求制器之法，海外诸大洲，地形国俗，鳞罗布列，如指诸掌。”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马格里将苏州洋炮局迁移江宁，扩建为金陵机器局，翌年，曾纪泽也追随其父返回两江总督任所，除陪侍及担任一些机要的工作之外，并无任何公职在身，其学习“洋务”所用的时间更多。当时他与马格里的交谊，已甚密切，马格里经常前往曾宅访晤纪泽，在许多问题上，彼此交换意见；曾纪泽亦不时前往金陵机器局附近的马格里寓所，访晤马格里，问或顺道参观该局的设备和工作情况。尤其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春，马格里以西药治愈其母欧阳太夫人的时疫以后，曾、马间的交谊更密，信札往还甚多。此外，曾纪泽和前常胜军统将英人戈登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此时他已能以中国句法的洋泾浜英文，表达情意，并盖用一颗雕有“曾氏劫刚”的英文小印。不过，当时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高，据马格里说，只是一知半解而已。P18-21

曾纪泽(一八三九——八九○)的外交成就，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都很受到中外人士的称赞；在清季外交史上，无疑地，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如果我们将鸦片战后的清季外交，划分为三个阶段：从道光廿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到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为第一期，从《北京条约》签订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第二期，从甲午战争结束到宣统三年清室退位为第三期；那么，曾纪泽则是属于第二期的我国外交家之一。

当时我国已历经创痛，西方船坚炮利的事实，已被普遍承认，在对外的政策上，亦已作过重大的改变：除允许各国公使人驻北京外，并特设总理衙门，命亲王重臣主持，以负与外人折冲之责。对于东西各国的情势，亦力求了解，光绪元年后，并分遣使臣驻扎欧、美、日本等重要国家，开始建立中外对等的外交关系。

就列强对华的态势来看，在英、法、俄、美等国的先导下，虽然已经运用武力、外交交替使用的方法，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强迫中国接受了中外通商的事实，并攫取到不少特殊的权利，但在整个第二期内，它们对于广土众民的中国及其所蕴蓄的潜力，尚颇具戒心。它们的觊觎图谋，初尚侧重于经济与文化方面；其政治性的攫夺目标，亦暂以中国的藩属与边地为限。曾纪泽在此期间历任外交要职，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筹议与定策，乃至实际外交的因应与周旋，几均身预其事，费尽心力。

曾纪泽的外交事业，发轫于光绪四年之奉命出使英法，稍后更兼使俄国，前后旅居欧洲八年。及奉召返国，又以兵部侍郎，兼海军衙门帮办大臣，并被授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他的主要成就，自以光绪六七年间的中俄伊犁交涉，最为人所艳称。他挽救了一次迫在眉睫的中俄战争，并以较少的代价，索还了已经丧失的部分要地。其次，他对中法越南的争议，也有独到的见解，首先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其间虽因清廷措置失宜，举棋不定，坐失有利的时机，但他所志所事，即使其敌对的一方，对于他判断的敏锐，辞令的犀利，亦深表钦佩。此外，他在中英鸦片加税免厘与缅甸问题的交涉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建议，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撤废办法，其卓识远见，洵非时人所及。

从曾纪泽对于近代国际政治的了解和运用来看，他不只已经掌握到中外交涉中最具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而且已能运用欧洲的均势，以维护中国的基本利益；能够利用各国内部的政治矛盾，以达成中国的特殊愿望；能够运用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在外交上获取较大的利益；能够运用西方国际法中的某些原则，以迫使欧洲国家对中国作实质上或形式上的让步。这些，都是前乎曾氏办理“夷务”“洋务”的人员所未能完全做到的。可惜他在返国之后，身处积重难返满朝赜聩的政治环境之中，绝少洞悉外情留心时势的同道。他个人虽然满怀壮志，筹议颇多，无如众醉而独醒，曲高而和寡，因此，动辄遭受到同列的疑忌和掣肘，加以体弱多病，不幸竟以实际不足五十一岁的盛年而早逝。

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究曾纪泽一生外交事业的开展与成败。第一章叙述他家世的背景与早年学行，以为研究他此后作为的基本线索；第二章则就他对有关洋务问题的认识，作一全盘性的了解；第三章说明他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所作的各项努力，分析他所应用的各项策略及其促致成功的因素；第四章研讨他应付中法越南争执时所采取的立场；第五章着重他使欧晚期的活动；第六章着重他返国后对各项新政的献猷与筹议。最后，第七章则将就他一生的外交事业，作一综括性的评价，并进而将其外交认识与当时实际主持外交大计的李鸿章，作一比较，以检讨甲午战前中国外交的全盘态势。

撰写期间，承蒙业师郭量宇先生启发鼓励，多方指导，并承将多篇尚未发表的论著及数种珍藏资料，惠借参考。初稿成后，复蒙详予阅正，补其缺漏，订其谬误，使本书无论在内容上与形式上，都大为增色，谨在此敬致衷心的感谢。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郭颖颐教授、马克沁教授、政治系李维教授，于本书英文初稿，曾赐斧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聿均先生、黄嘉谟先生、王树槐先生、陆宝千先生曾校阅全稿；沈云龙先生、吕实强先生、赵中孚先生、吴章铨先生亦各有指正；黄嘉谟先生、王尔敏先生并示以有关的资料数条，谨一并敬表谢意。

李恩涵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 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