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小了，本应还在妈的怀里哪。这么小就出来了，怪不得昨晚还在梦中喊妈呢!”警察局长感叹着。
我本想反驳，黄科长先说了：“我们革命队伍中，从来就有小鬼，甚至有的还尿床哩!”
我脸热了一下，赶紧镇定自己。听黄科长的语气，革命队伍既然收了那些小鬼，似乎也就给了他们尿床的权利。
不久，周启民、苏化民、冯克强、胡胜璋等一批干训班的同学，也到部里来了，分配在各个处室。
我们的住地叫怡和村，在西商跑马场旁边。这里是市郊，漫天荷塘里，点缀着一幢幢西式别墅。大区机关都在这里。这些红的、黄的、灰的造型各异的别墅，原先是属于洋人和富人的，可能他们还打算回来，所以这些建筑未遭破坏，连室内的家具与地毯都保持原样。我们住进去后当然就是另一番景象。
1949年的冬天，这座有火炉之称的城市特别寒冷，连降大雪，忽阴忽晴。雪刚刚开始融化，往往一夜之间，寒风便将远近树木雕琢成玉树琼枝；水晶般的树挂，白绒般的雾凇，将世界装点得神话一般。就这样，树挂与雾凇反反复复地来去，日子却冻结了。
我住在研究科的地下室。所谓地下室即原先停放汽车及供仆人居住的底层，我们来后在楼上办公，就将楼下作了宿舍。地下室很冷，南下带来的两斤重棉被薄如纸，为了取暖，夜晚睡觉把棉衣、棉裤全盖在身上，甚至闹出把皮带、袜子也盖在身上的笑话，但无论怎样想办法抵御寒冷，寒气依然阵阵进逼。夜半尿急，越急身子就越蜷缩得紧，畏缩犹豫中，又蒙咙进入梦乡。待从梦中突然惊醒，怯怯地用手摸一摸身下的床单，那湿漉漉的感觉已经成了无可挽回的事实。
别墅旁边是个豪华的花园，虽久无人整修，但铁栏、亭台及草木依在。用矮柏树植成的绿篱，依然平整，依然不失苍绿的颜色。我将尿湿的床单、褥子铺在绿篱上晾晒，下午忘记收回，傍晚又下了雪，到晚上从办公室回来，褥子已被积雪盖住了。待雪融化，晾晒的东西尚未晾干，接着又是一场雪。如是三四个轮回，我就只得睡四五晚光板了。我的床单及褥子，无疑给冬日的花园增添了一道风景。
那时早晚要学习，干部必读12本，一本一本接着啃。《社会发展史》是学过了的，正在学《政治经济学》。冬天学习时有一盆炭火，有种暖洋洋的气氛。一晚学习结束，一个与我同室住的同学用一把无柄铁铲，将炭盆里的余烬铲回来取暖，放在两张床铺中间。房间仅容两张床，床问的距离很近。由于冷，我在床上不断蜷曲滚动，到后半夜我俩都被浓烈的炯味呛醒了。惊起一看，满室浓烟弥漫，我的棉衣则扑在地上冒着闪闪的火星，一只袖子几乎被烧断，张开一个六七寸长的大口子。几个同学都为我发愁，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对于我都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向总务处再领一件棉衣?不可能；向哪个同志借一件，更不可能，没有谁有两件棉衣。但穿这件断袖棉衣万万过不了冬，并且事关观瞻，会影响新政权的形象呢!几个人聚在一起想办法，忽然周启民说，他有块旧布(至今我不明白当时他怎么会有块旧布)可以打补钉。“颜色不同是吗?我还有件旧衣服可以罩在外面。”他一面说一面拿出宝贝旧布与旧衣。虽说旧衣的颜色浅了点，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讲究那么多了，只此一法，一致决定立即上街找裁缝店去。
P49-50
恍然间，将近十年过去了，窗外的绿树似乎也老了许多。现将2003年《皂角树》出版之后写的散文，辑结成集，因多为忆往之作，写的多是不能或不肯遗忘的旧人旧事，故名《记忆的尊严》。
集内的文章多发表于报刊。在此辑结之时，特对《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大公报》和《花城》、《随笔》、《作品》、《广州文艺》、《粤海散文》、《第二课堂》、《佛山文艺》、《书屋》与《中学生》等报刊为我编稿并给予指正的编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特别感谢花城出版社与《花城》杂志编辑部的领导对我的关怀与支持，感谢责任编辑杜小烨为此集成书付出的辛劳。
感谢女儿范霓、范邈为我营造的宁静写作环境，特别高兴范霓为我的这本集子设计封面及装帧。
2013年2月18日于丽江
也许因为对当下生活缺乏敏锐感应，我多写心中窖藏很久的事物，多写记忆。记忆的河流把沉积在河底的砾石冲刷得似乎光润了，但在它的底部仍凸凹不平，刻印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伤痛。悲中有痛，喜中也有痛。比起欢乐来说，这种痛感、痛点，更易点燃创作激情的火光。
20世纪80年代我曾应约给《小说选刊》写过一篇所谓创作谈的短文《烟雨迷蒙》，谈到我写作多取材于遥远的过去，好像生活对于我透过时间的朦胧烟雨反而显现得更为清晰。时间的流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挽回不可重复的过程，留下无奈与痛惜，也产生一种真一种善一种美的昭示；回头望去，有时会发现烟雨后面飘动的一抹光亮。
回忆总会有一种感伤的色彩，也不仅仅限于个人。我在散文集《暖雪》中写的磨倌老何家、乳母陈干娘等，寄寓着内心的抗争与忧伤，而散文集《莫斯科郊外》却是写域外风情，正像朋友所说，我把萝卜白菜都写上了，写萝卜多少钱一斤，白菜多少钱一斤，鸡蛋多少钱一个；写风雪中基洛夫格列大街上踽踽独行的老人，写为面包和茶整日奔忙的主妇，总之写我内心感受到的一种痛楚。我不赞赏曾经产生斯大林专制主义的苏联，但一个大国像一颗巨大行星突然被吸进黑洞似的坍塌，将带给一时茫然四顾的人民一些什么呢?剧变也好，改革也好，政治家们为什么不可以给人民少一点的痛苦?我的长篇小说《旧京，旧京》，其实在一个少年的经历后面写的是个更大的伤痛——民族的伤痛。以三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的抗战胜利与和平希望，如小说描写的那只掉在黄河淹没了的“影子马”一样，瞬间死亡，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呵! 最近写的这几篇散文：《淡然李老师》、《我的摇篮曲》和《家住开封府》，写了一个人、几首歌和一个地方，从过去写到今天，是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地方的历史。李老师是我小学二年级的老师，今年89岁了。89岁的老师和他七十多岁的学生相遇，中间跨越的六十余年，无论老师或学生都饱经沧桑。当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李老师，后来参加反内战从而参加革命的李老师，受冤坐监的李老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李老师，以及最后从一个中学离休的李老师，几十年的历史中包含有多少传奇与平凡，欢喜与痛苦!《我的摇篮曲》记述了一段十分单纯的经历，而《家住开封府》则是写一个原本我居住过而今成了“包公倒坐南衙”的地方，或者说当年“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那个府治所在地，曾经是我的家。这种重叠是历史是巧合吗?它的内涵在我心上打有复杂的感情烙印。
散文有多种写法，但把散文勉而强之地分做许多类则不必要，什么大什么小的，非为文之道。我偏爱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或抒情或叙事或写景或说理，好文章均因感而发，有感而言。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写了感人肺腑，凄楚哀痛的《祭十二郎文》，也写了说理缜密，层层深入的《师说》，至真至善，言之有物，言之有情，留下个好传统。我很少写与我没直接关系因而缺乏直接感受的事物，可能这就是我不能写“大”文章的原因吧。我的艺术观或方法论很简单：艺术反映生活，但不是直线地反映生活；艺术创造不是一个对生活观察、体验、提炼的冷处理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作者的内在激情对生活进行幻化的热处理过程。我的写作包括散文和小说大都是在心中酝酿很久的产物，往往触及到记忆深处的伤痛。
2008年3月7日于广州丽江花园
如果有灵魂的话，记忆就是灵魂中的神祗。在《记忆的尊严》作者范若丁笔下，往事、故人、旧物皆有意蕴，几十年的历史中包含了无数传奇与平凡，欢喜与痛苦。书中文字或抒情或叙事或写景或说理，均因感而发，有感而言。展卷其中，读者能感受到其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
人最可珍贵的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生。如果有灵魂的话，记忆就是灵魂中的神祗。范若丁编著的《记忆的尊严》是一部个人与家国的命运记录，冷静、沉郁、深情，《记忆的尊严》既有深刻的思索，也有温柔的回望。展卷其中，读者能感受到其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