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的根基
所谓乡村，是指以农业活动为主，并以此为基础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生活共同体。一般来讲，具有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地缘、血缘关系突出和地域性特征明显等特点。所以，一般也通称为农村。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因其极其复杂的庞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所以，人们对其界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国内，有的把乡村认同为“乡土社会”。费孝通教授认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也有学者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在国外，美国学者R．比勒尔等人认为，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农村’一词指的是人口稀少、绝对面积不大、比较隔绝、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人民生活基本相似而与社会其它部分、特别是城市有所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说，‘农村’一词至少有三种各自独立的含义：生态方面的；行业方面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这三种含义，有相互牵连的关系。”对于其生态方面的特征，G．P．维伯莱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
无论哪一种定义，在古代的中国，乡村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它既是滋润“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盛世宏图呈现的土壤，也是形成“人相食”和“千里无人烟”悲惨景象发生的温床。所以，“治也农村，乱也农村；盛也农村，衰也农村。中古时代的华夏文明，是建立在农村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历史主要是农村社会的绵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以农立国被视为中国的治国根本和传统理念。因此，“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
近现代的中国，虽然其社会、经济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乡村依然是决定中国治乱兴衰命运的重要因素。正如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所言：“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成分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产业兴起，工商业城市兴起，农村地位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但农村仍然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因素，对国家的冶乱兴衰仍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农村这根本，适当地解决了当时历史阶段上的农民问题，才取得胜利的。”
中国乡村的重要作用，使“三农”问题历来成为关注的焦点。正如陈序经在《乡村建设运动史略》一文中所言：“国人重视乡村的观念，本来很早。老子说，‘修之与乡，其德乃长’；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王道易易’……至于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可以说是孔子、老子的理想乡村的注脚。此后，王阳明、吕新吾对于乡治不但重视，而且有具体的计划，并努力实行”。
P14-P17
《农理》记录了“北京绿十字”近十年的乡村实践历程，在体验农村，研究农村和改变农村的过程中，“北京绿十字”也在寻求“新农村建设道路的入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林家彬
《农理》非常值得一读，它客观地揭露了当代中国的农村问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上，“北京绿十字”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希望他们在开展乡村实践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院长、总规划师沈迟
这是当今难得的一部详细介绍中国新农村建设实践案例的新书。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介绍了“北京绿十字”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历程，尤其是书中提出的修复乡村生态、还原乡土文化、重塑农民道德、推广有机生产以及重构乡村组织的理念、路径和方法，更值得人们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实践过程中借鉴和反思。
——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徐新桥
看了《农理》，我明白了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应该是农民，如何体现农民的尊严，如何实现农村的价值，关键在于农民的参与热情和文明意识的提高。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解安
到底我们都是农民，即使换了衣装、进了城，可是根依旧在农村。这些年，孙君和他的团队顺着这根开辟了一条真正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农理》一书完整得概括了这其中的精髓，给后来的开拓者以武装。
——上海微建（Vjian）建筑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微建
从2011年年初接受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的邀请撰写本书到全书成稿，历时近一年时间。当然，关于本书的内容，在此之前自己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理论上的准备。因为，本人总觉得中国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作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正好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的需求和提供的资料，为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此，谨向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及该中心主任孙君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
本书作为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乡村建设实践的理论丛书之一，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该中心同仁的很大帮助。尤其是该中心主任孙君先生与本人就本书的写作进行多次的深度交流，为本书框架的完善和内容的丰富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设性的建议和指导。同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大量的参阅和引用了孙君先生的许多有关乡村建设实践方面的实践心得和研究成果，如《孙君日记》、《农道》和((五山模式》等作品以及相关文章。其中许多真知灼见成为本书的骨架和核心理论的支撑。因此，在这里再次向孙君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一些与之相关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理论，这里也向这些学者和专家表示感谢！
虽然，作者曾试图努力通过本书反映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并较为全面的提炼出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许多有价值的理念、观点和实践的方法。但因诸多因素的影响，本书对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历程的叙述和总结也难免让读者有挂一漏万的感觉，甚至错误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注定会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新思想和领军人物。正是这些新思想和领军人物的出现和推动，加速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发展与进步。始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使中国的乡村又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转型和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在这种风起云涌的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以孙君为代表的“绿十字”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一支引人注目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团队。
一
“绿十字”（又称北京绿十字)是“北京市延庆县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的简称，成立于2003年12月，2004年6月正式在北京延庆县民政局注册成立。按照孙君的解释，所谓“绿十字”，是“红十字关爱人类，绿十字关爱自然”。它是一个环保的非政府组织，是“一支以实践为主体的团队”。它关注和从事的领域包括：乡村生态环境的修复、乡村规划设计、新农村建设系统（即实践理论与方法)培训以及环境、文明、道德与公众参与的教育。它的宗旨是“从小事做起，为人民服务。”将新农村打造成为一个既有现代文化元素又有传统的乡村价值观，于传统与现代、生态与生产、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田园乡村”、“文化乡村”和“自治乡村”。正如孙君在北京绿十字简介中所言：“‘绿十字’行走在中国的乡村，探索一种新的农村发展模式，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让心灵留下一片美丽的善缘。”
“绿十字”成立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99—2002年)。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寻求与基金会合作，争取项目推销，为绿十字乡村建设实践的理念和方法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认识与实践的基础。
早在“绿十字”正式注册成立之前，“绿十字”的早期创始人孙君，在2002年之前就参与了由廖晓义创办的北京“地球村”在北京市延庆县碓臼石村开展的以环保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环保活动。这次活动使“绿十字”的核心人物孙君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农村，也正是这一次的亲身体验使他对农村、农民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他后来率领“绿十字”团队纵横中国的大江南北，参与到中国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一过程，孙君在他的日记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应该说‘地球村’给了我一个农村实践的平台，成功和失败我不想自己去评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龚益先生说得好：‘地球村是失败中的成功，也是成功中的失败’。更多的人说我是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的世界’。我对自己的评价：在这个平台中我通过地球村同仁们的努力，有廖晓义和宋庆华二位女士的全力支持，成功地把垃圾分类在农村实施，并融入他们的生活。”而且北京“地球村”的实践活动，也是促使孙君后来全身心投入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从1999年到2002年做‘地球村’项目，当时我是地球村在碓臼石村基地负责人。这一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正是这一次际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从一个画家变成了一个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第二阶段是探索阶段（2003—2008年)。在这一阶段，“绿十字”先后在中国西部、中部和北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实践的调研考察。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绿十字”乡村建设的理论框架的雏形，而且还创立了具有品牌效应的“五山模式”，使“绿十字”乡村建设方式，由最初的单方面依靠社会资金向寻求与政府、农民、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合作，由政府购买“绿十字”乡村建设理念转型。
从2003年开始，北京“绿十字”已先后在中国西部、中部、北部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乡村规划设计。对于这一过程，孙君在他的《2008：一步一步走来》一文中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到2006年，‘绿十字’用三年完成了五山模式，这个过程的走过，几乎多少次我们都支撑不下去。……一句话就是艰难之路，渐渐地我们在过程中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关注乡村建筑，关注乡村环保，关注乡村人文环境，这是‘绿十字’从基金支持转到政府购买服务的时期，这个过程的重要工作是‘绿十字’走出一条以新农村建设为特色的服务体系。”
在这一期间，“绿十字”先后完成了生态文化建设——“五山模式”、民族和谐——“默罕默德-王台”等有影响的乡村建设实践活动，受到了当地政府、农民和同行的认可。“同行认可‘绿十字’做项目扎实，持续，有成就、学者专家认为‘绿十字’做的项目有思想，有理论，有操作性，不是说而是做；政府认同的是‘绿十字’做的事农民欢迎。‘绿十字’能说服农民，能改变农民，地方政府觉得‘绿十字’很有方法，做事有时代性，是超越时代，从‘绿十字’那里能学到很多理念。”正是五山、王台等地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成功，为“绿十字”后来乡村建设实践的规模化、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成熟阶段（2009—2011年)。在这一阶段，“绿十字”由单一的亲力亲为的亲身实践探索向亲身实践与系统化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和模式的推广、复制相结合绿十字乡村建设方式转型。“我把‘绿十字’十年的工作比作一棵大树，前十年我们做的是基础性工作，做的是‘根部’的事。”后十年“我们乡村实践需要理论”。“六年之路让我们披荆斩棘，人才、管理、社会认知度等，存在太多的问题和困难，这种社会现象把民间组织逼到了角落，现在往往我们是无目标或随意性较大，对专业性和本地性的要求不高，中国NGO一直走在非理性的感性之路上，组织的目标太大，想做的事太多，非官非民之间不能自主，农村的有些项目计划很多都不可持续并且很难落地。我们的这些问题最好能进入评估体系之中，这样对继续推动‘绿十字’会更有力度。”亦如襄樊市（现襄阳市)襄城区副区长、“绿十字”在襄城区的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推动者陈学斌所言：“‘绿十字’的理念与思想好是好，可是我们学不了，很难学，不能复制和推广就没有意义，价值就不大。”复制和推广需要理论作支撑。所以，构建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既是“绿十字”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也是“绿十字”乡村建设实践迈向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
为此，“绿十字”不仅开展了从“快餐法”到新农村建设实践方法的培训，而且还提出了地方政府、农民、企业、“绿十字”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参与式合作发展”的乡村建设实践路径。这一切对“绿十字”来说可谓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从‘快餐法’到公众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培训的演变，对‘绿十字’来说都是重要的，也是跨越性的进步。”
二
思想家往往是一个社会改造的重要推动力。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制度创立背后首先是思想的创造，没有思想，制度不可能凭空制造出来。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与这个民族历史上出现的重要思想家达到的怎样的高度一定相辅相成。所以，思想家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决定一种社会改造活动的走向。
孙君，1961年生，安徽马鞍山人。“绿十字”的核心人物、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绿十字”最早创始人之一——一个把“画画在了农村的黄土地上”的画家。他参过军，当过工人、美术教师。199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1998年的暑假，他应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邀请，为其创作生态环保宣传画。在创作过程中，他感悟到生态环保可以赋予绘画艺术新的形式和内容，从此，“他把画笔从画布挪到黄土地上”，他与土地生态、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田园乡村”、“文化乡村”和“自治乡村”的乡村建设之旅。“我是一名画家。我把画生态画的画笔，从画布上挪到了农村的黄土地上。有人说我在做乡村实践，有人说我在传播生态文明，这都不准确。应该说，我还是在执著地画画。我想画一幅辽阔的更大一点的画，富有现实和理想主义的实景画，我和村民融为一体的真画。”
作为“绿十字”的灵魂人物，他对乡村建设实践者的状态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乡村建设的工作者有三种：第一种人能‘游山玩水’，能感受社会风情，能体验不同的文化，在文化与爱好中做事；第二种人有社会责任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为农民兄弟做些事，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对第三种人而言，从事新农村建设是生存的方式，那是他们的工作……我想我属于第一种人。”所以，“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老中医，对乡村的‘脉络’把得比较有感觉了，经历了十年的失败和成功，渐渐对我经历过的乡村有了较为准确的定位，并能找到其出路。”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的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在“绿十字”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他先后提出了，“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开启民智，双向扶贫”“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先生活后生产”“把艺术还给农民”和“财力有限，民力无限”等乡村建设的理念；提出了“知情、明理、参与、得利”的乡村建设方法和“农民参与，三方合作”（亦说“农民参与，合作共赢”)的参与式合作发展的乡村实践路径（详见第四章)。正如他在（（农道》一书中写道：“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我们更注重农民的协作精神和公众的参与能力，倡导‘先生活后生产’的理念，倡导有钱时做有钱的事，没钱时做没钱的事。我们一直在坚持实行：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干部，运用环保、艺术和宗教学，与项目、与政府、与农民的生产发展相结合，启用地方人才，还权于村干部，以开启民智的方法来推动新农村建设。合理地使用政府资源并对政府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进行实践。”
孙君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勤勉、踏实的实践者。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和苦行僧似的坚强毅力践行着他自己独有的乡村建设实践理念。对此，正如襄阳市鱼梁洲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时任襄樊谷城县五山镇党委书记、也是“绿十字”“五山模式”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余宝军评价的：“孙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更是一个实践者，他不是在书斋里研究问题，而是在实践中思考和寻找答案，在他身上能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可贵的恒心和毅力。”也正是因为他给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带来的人们思想和观念上的改变，他的行为和能力也受到农民和当地政府的高度褒奖。为此，2008年3月他被评为“2007感动襄樊十大人物”之一。当时襄樊市委、市政府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孙君：倾注一片真情，他和春风一起播种绿色，泼洒满腔心血，他和太阳一起描绘明天。梦想织进农民笑容，充满诗意的‘五山模式’，让落后就地消失；才华闪耀乡村大地，充满想象力的‘牛王别墅’，让文明落地生根。”三
“绿十字”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民间社团组织。其组织架构由基本团队，专家小组和志愿者三个部分组成（部分名单详见附录)。他们带着非政府组织人所特有的创造性和社会责任感参与到了今天的中国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并以独特的视角和眼光观察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他们“从问题中寻找希望，在困惑中寻找方法，把问题转化为希望。”为此，在新农村建设中，“绿十字的乡村项目不是单一做环保、垃圾分类，也做系统工程，产业结构调整、旧房改造新房建设、农民自治体系和村委会的建设、旅游等。绿十字是一个与多项边缘学科合作的组织。”
在“绿十字”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他们给人们带去不只是发展的资金，更多的是思想和观点，是文化和知识，是新农村建设的方法和路径。“NGO（绿十字)不能只是打工者，应该是思想者，引领者，还应该是传播者。”所以，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绿十字没有钱，绿十字出的是思想和观点。”而且，在“绿十字”看来，钱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只是一个流通领域里的货币，更多的是新农村建设中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动力。所以，“钱绝对不是唯一，人的精神是钱、历史经验是钱、团结和协作是钱、文化与传统是钱、知识和科学是钱。”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支撑力。在新农村建设中，“绿十字”注重与政府、农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间的合作，但更注重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发展。“绿十字有很多路可以走，基金会、政府和企业之间，我们似乎都有合作，可是我们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如何完善绿十字自身发展之路，而不仅是政府和基金会之路。”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着力倡导的是自身组织专业的提高，整合有奉献精神的社会主义人员和专业机构；他们追求的是历史与现代、人与自然、生产与生态、物质享受与精神陶冶和谐共融的新农村。
正如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在《农道》一书的序中所言：“绿十字”倡导的乡村建设，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之道，它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方法。他们用十一年的实践经验总结而得，是易懂之道，易操作之道，可行之道。”
“大风起兮云飞扬”。历史的风云将孙君和他的“绿十字”推到了中国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之中，一个别具特色的中国新时期乡村建设模式——“绿十字”乡村建设模式由此应运而生。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当地的乡村建设发展，也给当今的乡村建设实践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思维与方法。
世间有道，万物有理。
《农理》主要介绍“北京绿十字”乡村建设的案例，是一部理论与实践之书，是用践行在验证乡村建设的方法与理论。
新农村建设或城镇化如何建设，用什么样的方法，针对中国众多的不同形态的村庄，我们又该如伺面对。“北京绿十字”从2003年“五山模式”开始在全国各地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理念，在不同的村庄印证着乡村建设的道理，关键是这些实践是以农民为主体，以村庄为载体，修复乡村文化为目标。《农理》说的是生活与生产，说的是农民的一些生活小事，村规民约，修谱建祠，男耕女织，田人合一，用农民的语言与民俗建设他们心中的家园。
中国农村，千家万户，家族不同，性格各异，可是又是同宗同缘的熟人社会。在这样复杂而又统一的村落中，做好乡村建设，修复孝道文化，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显得尤为有价值。
孙君与廖星臣编著的《农理》全书贯穿着“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思想，观点定位在“三农不是问题是希望”，结果体现着让农民自己建设自己的家园，这就是我们这些践行者的乡村建设的想法。
乡村是以血缘为母体，以亲情与熟人为纽带，以天地为一体，是一个充满温度与感情的小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有落后的一面，同时又给现代文明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文明的本质是什么？
孙君与廖星臣编著的《农理(乡村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带你一起探究农村的生活理念与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