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爆炸性新闻
在一九六七年夏天这片派性的山林里，任何一点火星都会在煤城燃起冲天的山火，关键是要看烧到谁。得悉昨晚首都机场的爆炸性新闻，西门一早就起程从北京赶了回来。天赐良机，他要即刻实施他的“掷弹筒行动”，尽早展开决战，借熊熊山火把三代会烧成“百万熊尸”……
北京通往H市的国道像一条涓涓溪流，蜿蜒在华北平原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顶着七月的骄阳疾驶着，似一尾孤独的过江之鲫闪着鳞光顺流而下。
正是中午时分，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魁梧男人独自坐在后座上，目光迎着车窗外扑面而来的绿浪，贪婪地吮吸着带有甜味的风，显得踌躇满志。车里除了他和司机，就只有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一个卫士。这样独来独往对他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可他不在意，他喜欢这种天马行空般的感觉。
面包车即将抵达的这座北方煤城，离北京近得很。现在，在难耐的酷暑中，它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全身被大字报和大标语包裹着，外表看上去是一副热衷书法的样子，给人以很文化的感觉。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名为“文化”，不知是否就与此有关。
五月的石榴树——一片红。神州大地这种大一统、红彤彤的城市“文化套衫”，无疑已成为这个时代的LOGO，层层叠叠的方块字掩映着一幅民族灵性深处的图谱。沧海横流，山头林立，岁月沸腾，权威倾覆，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这是一个群情激奋的夏天，这是一幅价值连城注定要被馆藏的画卷；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能比得上这个夏天，能让如此众多的灵魂如醉如痴。只是，两派尖利的观点及阵阵惨烈的厮杀声，使得这部炎热的史诗充满了苍凉的味道，充满了令人忐忑的悬念。
面包车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从南面一条小路进入市区，紧接着就拐进了宽阔的新华路。
随着市区的不断扩大，这条路不断地向东西两头延伸，现在已有十五里长，分新华东路、新华中路和新华西路三段。如果你想了解我们这个城市两派斗争的情况，只要常到这条马路上走走就可以了。
新华东路原是老市区的商业街。拓宽马路时，路北的建筑保留了下来，都是些老字号的两层高铺面，像小红楼饭庄、稻香村、宏中照相馆、中西大药房什么的，现在依然开业，只是换了店名。运动前这些店面的女儿墙上是诸多造型各异的大型浮雕，大多是《封神演义))里的各路神仙和他们的坐骑，生龙活虎的。现在，那上面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底灰，道道斧痕凝固住昨天“破四旧”的喧嚣。新华东路南面的老建筑由于拓宽马路全拆掉了，现在，这里大多是些百把人的小厂家，刀具厂、表链厂、制鞋厂等，唯一一个大单位在此路的最东头，那便是赫赫有名的卫东二矿，职工人数过万。由于这些单位持三代会观点的群众占大多数，又有解放军的支持，所以这东区就是三代会的天下。
新华中路是这个城市文化区和商业区的交界地带，是全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中心。市委、市政府、新华宾馆、新华饭店、新华影院、市文化局、商业局、轻工局、公安局等二十几个单位的高大围墙连在一起，组成南北两道巍巍壮观的大字报长廊。如果不是风雨无情和出现了指靠此处废纸为生的老太婆，贴在这里的各种颜色的纸张肯定要比墙壁厚了。一些大单位的组织还在这大字报丛中，用牌板辟出了不少精美的(伏批判专栏》，精美到似乎是在举办画展和书法展的程度。当然，美术作品的内容只有一个：把毛主席各种各样的照片打格放大成巨幅水粉画。
除了大标语、大字报举目皆是外，新华中路的第二大特点便是这里的大楼都是不设防的。人们进出依然走大门，窗子依然保留着采光和通风换气的功能，楼内没有机关暗道，楼顶上没有沙袋掩体，也没有堆积的砖石瓦块。尽管武斗在不断升级，但这里依然是中立区，自由区，和平区，或者叫作文攻区。
面包车一路向西。
掠过眼帘的是一簇簇围观大字报的人群，一辆辆封闭式的“装甲”广播宣传车，一拨拨散发传单小报的中学生……
当车开到煤炭设计院大楼前的时候，司机缓缓地踩了刹车。一辆自行车斜插过来，停在了车前面。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向车内摇晃着语录本，嬉笑着摇头晃脑地唱起来，调儿跑得厉害——
毛主席语录发给咱哪，
捧在手里心里甜哪，
好像来到北京城啊，
毛主席就在咱身边哪……
他坐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的鞍座上，一只脚蹬着地面。此人身材高大，蓬头垢面，一身绿军装上满是油污。尤其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制服后背上缝着一块心形的红布，上面绣着一个金黄的“忠”字。他的胸前挂着一条白毛巾，上面缀满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他的自行车也是一件时代的工艺品——车把两边各立着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一面写着“斗私”，一面写着“批修”；车把中央用螺丝固定住一块木板，木板上又固定住一尊毛主席半身瓷像。
司机是本地人，知道这是一个本市人人熟悉的精神病患者，据说是在上大学时因父亲被打成右派受了刺激，精神分裂了。他就整天这样到处逛荡，到处朗诵、演唱。歌曲全是最时髦的，朗诵词则全部来自《毛主席语录》，奇怪的是从来没出现过一星半点差错。那年代“篡改毛泽东思想”那可是十恶不赦的重罪，再者，如若他不小心撞了人或撞了车，主席像碎了，那可是重大政治案件。很有些人为此担着心。
P1-3
我想说，《人在夏天》其实是一间纸质的“文革”展览馆，也是一座黑色的历史纪念碑，这里排布着铁与火、血与泪、爱与死，也排布着狂热与残酷、单纯与愚昧、教训与经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生逢其时者还是后来者，都应该好好看一看，想一想，它让我们太息，更让我们警醒……
——汤吉夫（教授、作家、中国小说学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
小说以宏大而井然的视野、细致而凝重的笔法，将一九六七年热月两派斗争描画得异常充分，它俨然是当时混乱的、“全面内战”的中国一个鲜活的缩影。从这一点上说，小说《人在夏天》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寒川子（2013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
蔡华这部小说用令人信服的情节告诉我们：当运动的荷尔蒙注入到人们的血液里，亲情、爱情、友情会发生怎样的裂变，这种裂变又是何等的吊诡、惊悚！
——祝勇（作家、资深媒体人）
小说真实地还原了那个畸形的时代，还原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畸形的人们，真实的笔触直达人性原野的处女地；小说中那一个个癫狂、躁动而扭曲的灵魂，那一幕幕促狭、诡谲而荒诞的场景，致令今人阅后不胜慨叹、不寒而栗……
——王振德（资深策划编辑）
那丢失爱与梦的时代
《人在夏天》真实地还原了那个畸形的时代，还原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畸形的人们，真实的笔触直达人性原野的处女地；小说中那一个个癫狂、躁动而扭曲的灵魂，那一幕幕促狭、诡谲而荒诞的场景，致令今人阅后不胜慨叹、不寒而栗，甚而愁山高筑、闷海翻涌……
1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思考！”——诗人梁小斌在“文革”结束后，用童稚的诗句思考，用失落的心灵寻找。30年之后，基于某种因缘，我也来再做一次“寻找”……
1966年，我七岁，夜晚酣梦中，常常被一阵阵急促的军号声惊醒，母亲总是边拽我边急急地说：“快起床，‘五零一’杀过来啦！”那时派系林立，时常交互攻伐，兄弟阋墙。这在蔡华的小说《人在夏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7年，我八岁，有一天母亲因为“偷盗”红薯，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沿街游斗。夜里回到家，母亲掩上门悄悄说：“看到你们兄弟姊妹六个像觅不到食的鸟儿，一个个嗷嗷叫的样子，娘心里难受，就从食堂里了揣了几块红薯，咱家可是贫农烈属啊，没想到……”我与母亲相拥饮泣——那是个不敢大声哭、大声笑、大声说话的年代（只可大声喊“万岁”“打倒”）。我不明白：是什么逼迫一位母亲非得去偷，才能养活自己的子女？
1970年，我11岁，村里的“老郎”经常到我家起猪粪，每次他放歇时见我练写钢笔字，便主动过来手把手教我。不久此事被人告发到学校，说我勾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校长平时对我蔼然可亲，可此时立马翻脸，强行摘掉了我心爱的红领巾。后来方知，老郎曾在国民党部队任文书，是“历史反革命”。自此，阶级斗争的弦便植入我幼小的心灵。可是，难道钢笔字里也有“阶级斗争”吗？
1973年，我14岁，一个偶然机缘，从亲戚家借来一卷线装本《三国演义》，书已经发黄，且破烂不堪。后来又被同学告讦，说我在家偷看“黄书”，我险些被开除团组织。那时“大革文化的命”，老书被尽数焚毁，文学被污为毒草，知识被蔑称反动，读书人成了“牛鬼蛇神”……还有什么能滋养青少年的心田？
1976年，我17岁，刚刚从工厂借调到县革委写作组，走后门喜滋滋地买了一件红背心儿。没承想，领导勒令我立马脱掉，不许再穿！我不解：色彩、爱好和个性化等动人的东西，为什么非得从生活中剔除？更遑论尊严、自由和信仰等高级一点的东西了！老诗人何其芳曾赋诗曰《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而在那年月得改为——“我把少男少女埋葬”！
那个年月不会有梦，就连吃穿都无着，哪里还会有梦；那个年代不敢做梦，唯恐梦中吐真言，惹来塌天之祸1
2
1978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上了大学。年底，《人民日报》连续两天、用两个整版刊发了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读来令人柔肠寸断、怒发冲冠。
1967年，陶铸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叛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身陷囹圄；直至他61岁赍恨而殁，组织上也没有作任何正式的结论。面对纷至沓来的诽谤，陶斯亮咋也不相信父亲是叛徒！然而，积非成是，积毁铄骨，单纯的她又难免犯嘀咕。有一天，等来难得的探视机会，她忍不住问：“爸爸，您究竟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陶铸突然愣住了，在房间里疾走数圈，始则愤愤嗔视，继而虓虓怒吼：“嗯，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绝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啊！”
陶斯亮在信中写道：爸爸，您当时的情景真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您可知道，从此我就不爱去动物园了，因为每当看到一群孩子丢去一把把零食，兴高采烈地逗弄铁笼里的老虎，而老虎激愤地在笼子里走来走去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您，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催我泪下。——关于这段史实，在日前播放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当中，也有较为充实、深刻的披露。 正因这封信，陶斯亮被誉为“忆悼散文”之开先河者，也是对“文革”吹响进军号的开路先锋。
3
1984年，我从电大调到报社，就与蔡华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有同事悄悄告诉我，说蔡华在写关于“文革”题材的小说。
1988年，我辞职来到海南报界工作，不久他也追踪而至，就职于一家杂志社。因其居无定所，就将名为《人在夏天》的书稿放在我家；十年后他临去北京发展，发现书稿已被虫蛀蚁啃，惨不忍睹，但他还是敝帚自珍，收拾好带去京城。屈指算来，这部书稿从动笔到出版，已逾30个春秋，个中诸般滋味儿——期待与彷徨、梦想与失落……唯其自知矣！
这30年，是华夏大地沧海桑田的30年，是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30年；而作者也由勃勃英姿变得垂垂老矣，实堪嗟叹、唏嘘……
4
从在夏天》人物众多，其中涉及的人物关系有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师生、同学、恋人和朋友等。小说用真实的细节告诉我们：当运动的荷尔蒙注入到人们的血液里，亲情、爱情、友情会发生怎样的裂变，这种裂变又是何等的吊诡、惊悚！而在这种畸形的裂变下，又会发生多少令人性蒙羞的闹剧、惨剧！
那是一个有别于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譬如，小说叙说了一对小夫妻，蜜月里婚床上每每陷入窘境；后来，女方白秋菊（京剧演员）已经适应，情爱进行曲渐人佳境。可此时“文革”爆发了，双方站在了两个派系，“佳境”又变成了“窘境”，始则同床异梦，继而唇枪舌剑，乃至分道扬镳。再如，女主角罗丽丽是一派的小头目，而她的弟弟却站在了对立派。一天，姐姐发现弟弟来到本派的领地，即大声喊人来抓捕——弟弟被人围殴，险些丢了小命。同样是丽丽，为了把男友恽方留在组织内，竟然以绝食抗争，以服毒死谏，芳魂化作烟尘。又如彼得对刎颈之交□方的态度，既充满了义气和维护，又在关键时刻出于自保而背叛，致使恽方葬送了生命，就连尸骸都成了阴谋家宣战的理由；而曾经才思泉涌、倚马可待的彼得，也因良知和道义的拷问，终生踽踽独行、郁郁寡欢。悲哉！
前贤曰：鉴古知今，观往知来。的确，揭开伤疤，是为了更好地疗治伤疤；走进蒙昧，是为了更好地告别蒙昧。《人在夏天》真实地还原了那个畸形的时代，还原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畸形的人们，真实的笔触直抵人性原野的处女地；小说中那一个个癫狂、躁动而扭曲的灵魂，那一幕幕促狭、诡谲而荒诞的场景，致令今人阅后也愁山高筑、闷海翻腾。
那个年代有一句流行语：“亲不亲，观点分；爱不爱，看你站在那一派！”然而，爱情从来是非理性的，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亲情更是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试想，悖逆了爱情、亲情的“爱”，单以观点、立场作为唯一的准星，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吗？本来，中华传统是讲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而那时却全部丢失、颠覆了。这是人性纲常的沦丧！这是文化血脉的断裂！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小说写那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不只局限在惨烈、丑恶的口水战、角斗场，而是将“殇思”的触角深入到情感和灵魂的柔软处。这是令广大读者甚为欣喜的。
5
更令人欣喜的是，梦与爱宛似两把丢失已久的钥匙，如今正在被重新找回。习近平同志曾说：“为每个青少年播种梦想，点燃梦想；让更多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总书记为什么如此谆谆告诫？就是因为理想、梦想曾经被几代人丢失，曾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
前些日子，读到徐玲的《我想和你在一起》。书中叙述说：我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为什么我们都有两只手？一个小女孩闪烁着大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因为一只手要拉妈妈，一只手要拉爸爸。而当问及为何只有一颗心时，小女孩撅着嘴儿回答不上来。书中写道：“显然，在生命成长的初期，对周围的认知还处在一片模糊之中，情感便先于身体、先于认知能力发展起来，像触角直抵成长中最为基础的要素——爱，妈妈的爱，爸爸的爱。”还应补充两句：对妈妈的爱，对爸爸的爱。
但愿这种“爱”，不仅仅是爱情、亲情与友情之爱，还应包括对天地、万物的爱；但愿这种“梦”不仅仅是个人成才梦、家庭小康梦，也应包括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苍生幸福梦，还应包括家园永续梦、人类共和梦。也但愿“爱与梦”这两把钥匙，能够为我们启开两扇大门，一扇门上写着“和谐”——人与天地、万类的和谐，国家、民族、种群之间的和谐；另一扇门上写着“圆满”——超越自我和人类的圆满，超越当下和百世的圆满。
最后，请允许我用北岛《回答》的诗句作结：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责编：王振德
一座黑色的历史纪念碑
——蔡华长篇小说《人在夏天》序
汤吉夫
今年蔡华来看我，带上了他的小说《人在夏天》，并嘱我为之作序。
这使我颇感意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在写。
我和蔡华相识，弹指已有卅载。1984年，河北省作协在廊坊师专办了一期青年文学创作培训班，蔡华是其中的学员之一。他来自唐山市，生得瘦小精致，北人而具南相。这时，他在各种文学报刊已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是个呼之欲出的作家苗子，河北省作协是把他作为重点对象培养的。班上同为唐山籍学员的，我记得还有何玉湖，健拔英武，很有几分傲气；还有肖波，长于农村题材。
毕业之后，人事流转。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半数已经不再写作；或者在写，也是走的其他路数。能在严肃文学领域里坚持下来，并做出成绩的，是何玉茹、雪静、张立勤等人。至于蔡华，我先是听说他去了海南，再后来又听说他到了北京。我原以为，他早已远离了文学，谁知道他竟是一往而情深，兀自在孜孜以求，惨淡经营，这使我感动，也使我感慨。
新世纪已降，小说的主潮是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和呈现，而关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史，诸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记忆和想象，则是它侧面的一条沉潜前行的巨大的支流。虽然是支流，但就其创作实绩而言，却是与小说主潮相互激荡，颉之颃之。不能不说，这是新世纪小说的一个宁静的，然而也是沉甸甸的大收获。《人在夏天》踵事增华，讲述的是“文革”中的“武斗”故事。这样的题材，在1980年代郑义的《枫》、金河的《重逢》中表现过。新世纪以来，则有贾平凹的《古炉》、胡发云的《迷冬》、寒川子的《四棵杨》等。这些小说或者是短篇，或者虽是长篇，但“武斗”却又不是叙事的主体。而蔡华的从在夏天》，却是用长篇的体量，正面、直接、集中地对此描述刻画。这样的把握和处理方式，是不多见的。它独特的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有研究者将“文革”武斗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红色恐怖型”，指的是群众组织(如“红卫兵”)对被批判、被斗争者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二是“派性斗争型”，指的是对立的群众组织或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三是“刑讯逼供型”，即超越法律框架的，对受害人的关押、拘禁、审讯等暴力行为(见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在这一意义上，《人在夏天》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文革”武斗的作品，上述三种类型的武斗在其中均有涉及。当然，构成它表现重心的，还是在1967年夏季——这也是当时全国武斗的高峰期——H市两大派系组织“革造总”与“三代会”之间白热化、拉锯式的暴力斗争。从武斗的最高指挥层到普通的“革命群众”，从大字报、大批判、静坐、游行、绝食，到攻拒杀伐、流血、死亡，从石块、长矛、棍棒到枪械、地雷、燃烧瓶乃至坦克和装甲车，小说以宏大而井然的视野、细致而凝重的笔法，将这场“热月革命”对社会波及之广、为害之烈，描画得异常充分，令人愀然色变，动魄惊心。而由一斑以窥全豹，不难想见，“文革”期间整个中国的全面内战，给我们这个民族、国家造成的灾难该是何等创巨痛深啊！
据事后调查，从1966年至1975年间，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 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 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 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 300多人。至于伤亡数字，迄今则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像我们所熟知的青海西宁“二·二八”事件、广西南宁“四·二二”事件，黑龙江伊春事件、湖南怀化事件、陕西宝鸡事件、四川宜宾事件等，不过是卓荦其大者。因此，我说《人在夏天》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非妄言，因为这部小说俨然是当时混乱、失控状态的中国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文革”期间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面积、高频率的流血事件，归根结底，领导人的“左”倾错误当然难辞其咎；再者，大小武斗的具体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比如小说里的西门少壮、张卫东、廖刚等人——对权力的争夺，也起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这些野心家是鱼，那么大规模的混乱就是他们渴望的水，他们趁此兴风作浪，争权夺利。而这部小说重新引起我思考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场汹汹蔓延的“历史之恶”里，那些最“基础”的、更广泛的参与者们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通过一个轻飘飘的“被愚弄”的借口，他们就可以完全自外于历史的问责？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里这场“大革命”的参与者的身上，几乎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被埃里克·霍弗称为“狂热”的东西。他们坚信，只有自己是在和某个伟大、正确、独一无二的永恒“真理”在一起，并将在它的指引下获得一个美好无比的“未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随时保持对它的绝对忠诚和顺从，倾听它的召唤，去行动、斗争和献身。对他们而言，“现在”不值得留恋，因为它只不过是走向“未来”的一个踏垫、一个阶梯；“自我”也不值得留恋，就像是一个空瘪的皮囊，除非有神圣之物照临、充盈，它自身并不具有任何内在、自足的意义。
因此，自我——无论是自我的思想还是肉身，均是必须时刻警惕、搏斗、摆脱和献祭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单一化的复数，或者说，是复数化的单一，放弃了个体的独立性，放弃了个体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沦落为完全由外力驱动的齿轮，简单、光洁、专一、坚定，在无知之中成为罪恶事实上的同谋者。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致力反思和批判的“平庸的恶”。无疑作为红卫兵代表的方斗斗是这样的人，女主人公罗丽丽也属于这样的人。这些在“大革命”幻景的刺激下亢奋狂热的“革命群众”，在理智上却像是恽方实验室中的那些动物，进入了令人悲哀的“冬眠期”。他们是如此真纯和简单，如此坚定和僵硬，如此严肃地荒诞着和如此荒诞地严肃着，这构成了小说所展现的铁与血的残酷之外，最让我们感到恐惧和不安的社会精神病象。
虽然同属于“平庸的恶”，但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容彼得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之投身运动，与其说是像罗丽丽、方斗斗等人那样怀着强烈的政治信仰，毋宁说更多来自于恐惧，来自于如何在乱世之中自我保全的动机。他既“谨慎得出奇”，却也“义气得出奇”。这种矛盾型人格，使他一方面尽其可能地帮助朋友恽方，而在另一方面，当自身安全——这对他是最重要的——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候，却也总是一次次地背叛、伤害恽方。最后恽方的死，正是他出卖的结果。可以说，容彼得代表着“平庸的恶”的另一种类型，即不是无知无识、人云亦云，而是由趋利避害的自利意识主导着人格结构的一类人群。只是在协同行恶的同时，他的内心却也总是伴随着良知的怔忡不安；他后来为恽方的母亲养老送终，正是一种灵魂上的自我救赎；可以说，这是小说中最富有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一个人物。
而主人公恽方则是小说中不多见的，能对这场残酷而荒诞的群众运动做出审视和反思的一个人物。在“文革”前，他专心致志于生物学研究。只是因为被打成“狗崽子”，遭到政治歧视和人身凌虐，进而所追求的爱情也被折断，他出于赌气与报复，才“发誓要戴上红袖章，要成为红卫兵领袖”的。虽然因缘际会，他成为“革造总”的第二号人物，但在根本上仍然不失知识分子的底色，仍然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能力。不能否认，他之所以执意要退出“革造总”，作为其“观点”对立方姐姐的死，给他的痛苦震撼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他作为这场运动的深度介入者，所获得的“感觉荒谬无处不在”的现实经验；他难以接受，这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武斗，究其实不过是“双方都为保护一个老将而战”的棋局，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玩的游戏”；也难以接受，西门少壮等等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表现出的冷血和无情——“你能命令那么多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学生去警备区门前绝食吗？你能策划一场不惜生命代价去占领一座大楼的行动吗？你能为了争取中央的早日表态而制造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吗？”同样，他也不能接受那么多的“革命战士”为了“适应”生存，而将自我降低到纯生物的水平，“连同友谊、爱情、尊严、良知这些最神圣的感情，都变成了求生的手段！”
这一切让他倍感困惑和厌倦，也让他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疏离者、逸出者，只是在那个癫狂的年代，个体选择的自由竟是如此昂贵的奢侈品。在由爱情、亲情、友谊和政治斗争所共同编织的阻挠之网中，恽方就像一只赢弱的飞虫，左冲右突，筋疲力尽，以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应该指出的是，在小说里恽方虽然被塑造为一个悲剧的牺牲者、一个思想型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反思也只是有限的，有着不能突破的思想桎梏——他只是“不赞成用绝食、用流血、用武斗的方法去赢得胜利”，却并不否认“革造总大方向是正确的”；他的退出，也往往是以对这一造反派组织“有利”，至少不是“不利于”为权衡；在根本思想上，倒正是他才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对他来说，真正反对的只是在这场“大革命”实践过程中某些具体的错误方式或方法，而不是这场“大革命”本身。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个人物应该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损害了他应该承载的更丰厚的价值和意义。
再过两三年，距“文革”发动，距小说所叙述的这段史事，倏忽已将有半个世纪之遥。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有一场庄重的“纪念”，其主题，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劫毁之余的巴金先生痛定思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曾经力倡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而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这一殷望始终未曾达成。但是，我知道，在许多有心、有志之士那里，这种为大劫难镌刻历史记忆的努力，无论是文字的、影像的、实物的还是其他方式的，却也从未止息过。据说重庆沙坪公园里，尚有一大片在“武斗”中死难的红卫兵墓群，这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处大规模、保留完整的“文革”历史实体遗存。我想说，《人在夏天》其实是一间纸质的“文革”展览馆，也是一座黑色的历史纪念碑，这里排布着铁与火、血与泪、爱与死，也排布着狂热与残酷、单纯与愚昧、教训与经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生逢其时者还是后之来者，都应该好好地看一看，想一想，它让我们太息，更让我们警醒。 我愿意看到，像蔡华从在夏天》这样的作品，能多一些，多一些，再多一些。
2013年8月18日
汤吉夫系教授、作家、中国小说学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
1967年7月，煤城两大派围绕“夺权”势不两立。“革造总”二号人物恽方，因为不满一号西门老师制订的“掷弹筒行动”，不满利用学生的单纯、冲动，发动其绝食、串联和武斗等，于是萌生退意。岂料，在由爱情、亲情、友情织就的阻拦之网中，这位生物系学子像飞蛾扑火，浑身伤痕；最后这位气场颇旺的政坛新星，竟在老师暗设的“局”里断送了爱情和生命，从而成为其“掷弹筒”的强势导火索。《人在夏天》以凝重的笔触、生动的细节还原了那一场场人祸，以宏大的视野、悲悯的情怀反思了那一幕幕文劫。作者蔡华秉笔如剑，剑锋并未局限在“文攻武卫”的层面，而是将“殇思”的触角深入到人性、精神的深处，读来令人在发指、唏嘘之余，禁不住掩卷深思……
蔡华所著的《人在夏天》真实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畸形的年月。
他们是如此纯真如此荒诞，如此神圣如此蒙昧，如此执着如此癫狂，演绎出小说所展现的铁与血的残酷，以及令人恐惧、发人深思的社会精神病象。
是那个时代扭曲了他们的青春？
是他们的青春扭曲了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