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起，孙景尧先生的步履驻留之地，都是国内外比较文学界瞩目的焦点，他的加盟，曾使广西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成长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他撰写了国内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著作（与卢康华先生合作），创办了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英文杂志《文贝》，举办了国内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开创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学术网。

刘耘华所著《孙景尧先生周年祭纪念文集》便是在孙先生身故一年之后对其一生功绩的缅怀。

孙景尧先生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刘耘华所著《孙景尧先生周年祭纪念文集》收录了他生前的友人、弟子程培英、谢天振、戴从容、孙宜学等人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另有乐黛云作序回顾其生平与学术成就。

悼念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和开路先锋孙景尧(代序) 乐黛云

孙景尧先生小传

孙景尧先生主要成果 程培英

怀念景尧兄 谢天振

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丰碑——对孙景尧先生几个学术片段的追思 高旭东

学术生命化、生命学术化的楷模——缅怀尊敬的孙景尧老师 苏敏

探寻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理依据——试论孙景尧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思想 李平 程培英

孙景尧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独特贡献 陈义海

叶维廉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 白杨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 曾艳兵

史诗艺术家托尔斯泰——上海译文版《列夫·托尔斯泰小说集》总序 陈建华

“两个苏联”：20世纪30年代旅苏游记中的苏联——旅苏游记与苏联形象 陈晓兰

诗歌何为——谢默斯·希尼的诗歌功用观 戴从容

中西符号理论之沟通 丁尔苏

上海犹太流亡杂志《论坛》中的文学文本与文化身份建构 范劲

“操纵”何为?——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 范若恩

道与真的追寻——《老子》与华兹华斯诗歌中“复归婴儿”观念比较 葛桂录

围棋思想史：意义生成与棋论话语 何云波

歌德在中国 黄艺 卫茂平

跨语际与跨文化的海外汉学研究——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对象 季进

Playing the Game 0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Culture：Tlae“Rules”and the MovesXiaobin Jian Eric Shepherd

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几点思考 乐黛云

比较文学：文学史分支的学理依据 李伟防

认识“虚构”：基于圣经叙事的考察 梁工

郑敏诗学中解构思想与道家的关联 刘 燕

论中西文化交流的个人媒介——以程抱一、赵无极和米修为例 刘阳

论英语长篇小说中的“老上海人” 吕超

Hmong Oral Epics 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an Epic Master-text Mark Bender

“托尔斯泰主义”纵横谈 倪蕊琴

17世纪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对中国的思考与想象——以《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为例 钱林森

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饶芃子

论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宋炳辉

《星轺日记》对中国戏剧发展进程的影响 孙宜学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汪介之

阅读的困惑与批评的尴尬 王福和

“九九缺一”：一个母题的佛经、南亚文化渊源及跨文化流变 王立

“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 王宁

日本学术随笔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传播 王晓平

圆满结局之生成的社会心理机制——以马斯洛基本需要说为视角 王云

Performed Culture：LeaJaaing to Participate in Another Cuhure Galal Walker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关羽形象 徐东日

跨族群对话：中国比较文学的双重路径 徐新建

明清诗学对朝鲜汉诗时调的影响 严明

“反向”的神学与文学研究——齐泽克“神学”的文学读解 杨慧林

论西方文艺中心论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 杨剑龙

由“洋”味十足到返璞归真——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与汪曾祺的现代主义实验之路 杨莉馨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美国东方主义及其中国话语研究——兼论后殖民、后一殖民等相关术语的清理 杨乃乔

玉石神话信仰与文明起源——审美发生研究的形而下视角 叶舒宪

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解题 张辉

十八世纪的“汉奸”认定与“隐形”的法律文献 张宁

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创作意图 张沛

论《坛君神话》与《诗经》史诗的契合与差异 张思齐

论邓以蛰中西融通的美学研究方法 朱志荣

天地无涯精神永恒——孙景尧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后记 刘耘华

《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投稿须知

由此出发，可以见出近代以后自西方传人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便身负着内外兼顾的双重使命，亦即处在国家建造与族群整合的两头压力之中：一方面要在极力挤进以“民族一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中展开——主要是与西方列强的——“国别对话”，另一方面又得完成自身内部从传统帝国向多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独具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之路，在我看来，其在早期主要由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的“文学革命”推动。“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借助文艺复兴后西洋文学所体现的“民族本位”精神来促进天朝民众的国族凝聚。这种凝聚在经历了晚清革命党的排满潮流——“逐出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逐渐向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转变。其间还有过一阵从东西方交往互渗的假说里展开对“华夏源流”的大讨论及与之相关的“炎黄图腾”新书写。这些讨论从20世纪初开始，持续了一百多年，代表作品有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1903年）、缪凤林的《中国民族西来辨》（1925年1月）直至沈松侨、孙隆基各自撰写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1977年）和《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2000年）。

不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批“新文学”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开始倡导汉语“白话文”写作和“目光向下的革命”。在此过程中，他们虽然强调在文学及文化上大量译介域外、学习西洋，乃至不惜呼吁推翻传统（“打倒孔家店”）或“全盘西化”，并由此展开对汉民族内部士大夫经典的扬弃和批判，却忽略了如何在由传统帝国继承或遗留下来的多民族共存基础上，处理内部的族群差异及表述与被表述问题。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在撰写影响甚广的《白话文学史》时，不仅坚持“中国即汉”的立场，抛弃华夷互补的多元性，甚至沿用旧时传统中的狭隘“中原中心观”及“大汉族主义”，主张“以华化夷”。胡适明确写道：

“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更早一些时，梁启超总结晚清以来的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便以类似的笔调区分过“非我族类”的满洲统治者与中原的汉学正统。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与此同时，一批具有民族学和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前赴后继地开展了对中国在族裔、地理和文化上之多样性的描述和阐释。如芮逸夫、凌纯声及吴文藻和林耀华等。这些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不但重新梳理传统文献对华夷互补的论述，而且深入民族和边疆地区进行实地的田野考察，通过以个案深描和民族志书写为特征的学术重建，体现并发扬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对族群多元性予以肯定的另一条路线。在这条路线中，不但出现了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人》那种对中国版图内东北稀少族群的文化描叙，也出现了芮逸夫等对西南苗族通过口头传承的古歌实录。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条路线的激发和带动，民国以后还出现了“非汉族群”在文学、文化和历史上的自我表述。比如内蒙古乌兰夫的《蒙古民族的发展特点与解放道路》、黔东北杨汉先的《苗族述略》、《大花苗歌谣种类》，以及湘西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考察报告》等等。这后一类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述，不但补充了其他学者在材料和视野上的不足，而且极为重要的是从观念和格局上扩展并改写了既有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开始强调“民族团结”的国家政策。“文化革命”时期这一政策被阶级斗争的新方针全然取代。直到1980年代后的重新“改革开放”以及国内各民族成员在身份认同上此起彼伏的自觉和复兴，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识别与文学史书写问题就摆在了再次复出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面前。问题的难点何在呢？依我之见，就在于如何在多层面的文学及文化关系上，协调现代中国对外自立与对内整合间的有效平衡。

1958年，作家老舍（满族）在为中国作协理事会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看来，老舍的这个判断依然是今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进行中外比较时不可逾越的重要基础。

悼念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和开路先锋孙景尧

比我年轻10岁的景尧竟然匆匆告别了这个我们仍然活着的世界，遽然远行。这是我久久难于接受的现实！

记得1984年我从美国回来，遇到的第一个志同道合的同行就是景尧，他和我一样都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在中国还颇觉陌生的比较文学事业。当时他已经编写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部教材（与卢康华合作），并第一次率先在边陲的广西大学开设了这一新课。特别是他1984年开始策划并编译出版的第一个中国比较文学英文刊物《文贝一中国比较文学学刊》六卷（漓江出版社，1984一1991）更是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1985年8月，国际比较文学第11届年会在巴黎召开，代表中国学者出席此次大会的杨周翰教授在他回国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法国比较文学元老艾田伯的总结发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1980—1985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其中引用的材料大部分出自《文贝》。艾田伯根据这些材料说“中国有10亿人口，有悠久的文学传统，潜力和前景是无限的”。

景尧以他崇高的学术热情和丰厚的学识，30年来，在学会的各届年会上，都连续全票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他代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在学会成立大会（1985）上所做的学术报告题目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今后工作”，他号召开展多边和多方面的比较文学研究，除中西比较文学外，还应包括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诗学、比较美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以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比较文学教材研究等许多方面。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正是沿着他提出的这些方向不断前行；在每间隔三年的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代表学术委员会所做的学术总结报告都是沿着这些方向前进。

景尧最使我心仪的是，他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作为贵州人，我自己对家乡的贡献甚少，但景尧作为贵州的女婿却为贵州做了许多实事！例如他就曾带着他的三位博士生到贵州边远贫瘠山区的安龙县支教，帮助那里的老师提高教学水平。在他的努力下，去安龙的短期支教已成为上海师大中西部教育发展项目之一。景尧还曾表示．他退休以后，将每年去安龙支教一个学期，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西部的教育发展做一点贡献，这展示了景尧与众不同的博大胸怀。可惜如今他已无法完成自己的宏愿。

景尧匆匆离我们而去，尚未达到中国人应有的平均年龄（73岁）！这真是令人遗憾。所幸在这30年中他已培养出数十名青年才俊，他们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皆已各有建树，他们必将继续促进景尧开创的事业，将中国比较文学推向新的高度。

天地无涯精神永恒——孙景尧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后记

2012年7月10日凌晨2点18分，孙景尧先生因罹肺癌而离开人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多次梦到先生。梦里面先生的样子，有时候很温和，有时候则很生气。2012年12月17日夜深，我再次梦到先生，见他很生气的样子，冲着我发脾气。面对先生山高水长的培育之恩以及他对于上海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的贡献，我深深地感到了愧疚和不安。这一晚，自己辗转反侧，难以人眠，二十多年来的往事，又一起堆在眼前，我忍不住泪水长流。

次日一大早我便来到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为编辑孙景尧先生纪念文集致学人同仁函”，以群发的方式寄给了学界群贤，得到学界的热烈回应。几位前辈，自己尚在病榻之上，却数度申言力争交稿，我实在不忍心频繁催问。至4月初，陆续收到从世界各地回寄的文章60余篇，其中，少数为情感真切的回忆之文，多数是近年创构的学术佳作。我逐一拜读过后，深受教益与启发。除个别文章因篇幅过长而不得不忍痛割爱之外，其余都保留在这本文集之中。同时收录先生小传、主要成果编年及生平留影若干幅。

纪念文集以《文贝》（Cowri）特刊的形式推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贝》由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是中国比较文学英文学刊，它的本意是向全世界推介我国当代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所获得的优秀成果。初刊的《文贝》曾经杨周翰先生亲自审阅，孙先生以之赠予美、法等国杰出的比较文学专家（如艾田朴、韦斯坦因等），大获佳评。后因经费掣肘，加上国家日益开放，外国学者了解中国的途径繁多，《文贝》的出版难以保证定时定期。今将第九、十辑汇合，作为孙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其因在于，一是欲借此来寄托我们对于先生的怀念与哀思，二是以先生所创立的刊物来表彰先生的创业之功，我们以为，这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

文集的编辑过程，邓艳艳博士与博士生张书圣、硕士生罗聪懿、周韵始终参与襄助；师母肖翠菊女士决定将孙先生毕生藏书悉数赠予本学科，又慷慨提供孙先生全部相片以备遴选；谢天振先生特意将学生为其制作的《润物有声：谢天振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送来，以期作为本书版式设计之参考。借此之机，深表谢意。对几位其言殷殷、其心切切的前辈以及惠赠大作的学界诸贤，也在此一并俯首揖谢了。人寿短暂，天地无涯，惟有精神的生命司与永恒的天地精神相往来。孙景尧先生一生所重者，正在于精神境界之提升，孜孜以求，生死不渝。我们坚信，他的精神生命能够行于久远。

刘耘华识于2013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