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澄清是我国著名学者，当代书画艺术理论家。现任贵州省书协名誉主席，受聘为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并且是世界儒学研究促进会永久名誉会长。

《姜澄清散文选(姜澄清文集)》收录了姜澄清先生长期以来的散文随笔，同时还包括其创作的几篇“新体文言”。他的行文风格淡逸清净，儒道佛兼有。

姜澄清著的《姜澄清散文选(姜澄清文集)》主要内容包括我这三十年、说“资格”、读时文杂感、从“国骂”说到“市骂”、论“他妈的”、也说龙、谈“牧”与“仆”、话说“商风感冒”、“官倒”不倒“感冒”难好、也说“开会打瞌睡”、“混”说、鸡血疗法、饮水疗法及其他、论“侃”、东拉西扯说电视、“三八”话“解放”、戏说“惧内”等。

我这三十年

说“资格”

读时文杂感

从“国骂”说到“市骂”

论“他妈的”

也说龙

谈“牧”与“仆”

话说“商风感冒”

“官倒”不倒“感冒”难好

也说“开会打瞌睡”

“混”说

鸡血疗法、饮水疗法及其他

论“侃”

东拉西扯说电视

“三八”话“解放”

戏说“惧内”

漫说人生

谈“隐逸”

悠悠“菜根”味

让人生“麻辣烫”起来

嗑葵花与抽香烟

麻将与人生

从“流氓”到绅士

“三嗜”与文人

侃茶

再侃茶

酒与文人

我与京剧的缘

侃文学

兴趣最要紧

月白桐落话花溪

黄山归来

海思

街头小景

招牌的奇趣

致士光上人书

“走火入魔”对话录

我与山、溪、桥

这里月夜静悄悄

山之缘

桥畔絮语

山水之乐缘乎心

风思

云思

钟声

难忘的恩师

书斋沧桑

庠序血案

滑稽戏亲历记

砚边琐言

春天里的书法故事

闲话麻将

麻将稗史

附 新体文言小品

再版后记

“三八”话“解放”

“三八”节到了，凑个热闹，谈一个古老而时髦的话题——妇女解放。

年轻时，每听到“旧社会是黑咕隆咚的枯井，妇女在最下层”那歌声，便不禁惨然神伤。年岁长了，渐渐地生了怀疑：武则天、那拉氏操柄，那在殿下一溜儿跪着的，不都是男人?《红楼梦》中的贾氏家族，何其煊赫，可贾府中呼风唤雨的，也非男人。自然，上面提到的是一首歌，唱者自唱，听者自听，“姑妄”而已，不必认真。而“妇女解放”或“解放妇女”这类口号，却非歌曲，否则，何以只有“妇联”，而无“男联”，只有“三八”节而无“四九”节呢?

不幸，这口号在百年来的叫叫喊喊中，却也生了许多误会——男人误会，女人也误会。男人觉得这口号是冲着他们来的，女人认为这口号有助于治一治那班男人。总之，大伙都有点儿偏离这口号的本来意义。

婆媳倾轧，自古皆然，而“压迫”儿媳的是女人。自然，这是“旧社会”的情况。新社会如何?儿媳当了干部，拿了工资，总之，是“解放”了，可一“解放”，她就去压迫婆婆。报刊杂志屡有虐弃老人的报道，而作祟者，不乏女人。谙熟世故的老年人都明白，女人之压迫女人是甚于男人的。那么，男人对女人何以会宽容些呢?不妨戏说之。

推敲起来，男人对女人，一因那“异性相吸”的自然法则，故不致苛刻；次因男人多以强者自居，耻于以强凌弱。以故，在公务场合、在社交场合，男人对女人，护持有加。而女性对女性，先就少了那“相吸”的一面，有的都是“相斥”。

论起来，唯太监最受“压迫”，在皇帝(男人)面前，他不是女人；在娘娘面前呢，他不是男人。不问对男女哪一方，公公们都少了那“相吸”的魅力，有的只是“相斥”——男人因其非女人而“斥”之，女人因其非男人亦“斥”之。处于总被“斥”的夹缝中，那日子过得怎样地凄凄惶惶，也便可想而知了。

由此说开去，大抵，变态的东西，最遭人厌，反过来讲呢，本性饱满，才能招人喜欢。这就是说，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这样，人际间的关系，才会有“相吸”的引力。倘使“解放”运动，抛开了这“本性”，女人呢，朝男人变，男人呢，朝女人变。大伙都太监化了，于是，阴阳不调，天下大乱。

时下，有的女士着男装，飒爽英姿，且于腰带上悬挂一牛角弯刀，着此“武装”，昂然阔步于长街。男士们呢，一见这寒光闪烁的弯刀，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相吸”呢。又看一些男士，长发披肩，花衣着身、粉脂香浓，如此这般打扮，未知女士们观感如何?

男女双方都离了本性向“太监”靠近，于是，便生出了许多麻烦，时下，相声、小品都在嘲弄“气管炎”，为夫者雌化，为妻者雄化，于是，“炎症”也便发作了。那么，鉴于时尚，是否有创设“男子节”的必要呢?此是题外话，我们还是讲本题——妇女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有精深的见解，那意思是，妇女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层面，换言之，妇女解放不是冲着男人来的。再者，妇女的解放，不是以“像男人那样”为目标，国外曾有“非女性化运动”，就是这个意思。凡是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未必。有一出小品说得好，“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相反，勉强要女人去做她们所难以做的事，这反倒不是“解放”了。妇女解放运动，应以女性更健全的发展为目标才是。健全的女性标志，不是“能够做男人的事”，而是精神上的自立、自强。抛弃女性之所以是女性的特质，只在现象上去“像男人”，乃至“超男人”——比男人更男人，这样的“解放”，是太容易、太廉价了。

“三八”节之际，笔者要向那些成功的女性致意，她们是杰出的女科学家、女企业家、优秀的女教师……总之，她们是事业上的强人，完美的女性，而非不伦不类的“阴阳人”。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

P33-35

文人到辑刊“文集”的时候，大抵至末路了。而自己呢，积一生之所成，向社会奉承者，亦仅此而已；在我，实在是愧赧交加的。我一生，除教书一事，勉强及格外，他皆不足道。然教绩不能显于纸素，于是，只得将这些所谓学术成果者，付梓刊行。自己从不敢怀金针度人的奢望——本人尚且待人相度，何言度人。过而言之，这个集子不过是姑奉浅陋与糊涂于诸君。此非以谦下邀誉之术，从1957年至1978年，二十年间，在饥饿与胡斗乱争中，苟全混世，何言读书求学？自己不敢以“天也，非战之罪也”来自宽无成之憾。所聊可为慰者是，近三十年来，未敢虚掷光阴，因此有了点滴文绩。如果说，“英雄”是“时势”所“造”，那么“造”愚钝与浅薄者，孰耶？

当这个文集面世时，我已届八十，风灯雨烛，微光弱明，还能撑持几时？故在董理这些旧稿时，未尝不愀然暗伤。

我十八岁离滇客黔，一生都盘旋于山野中，其间，五十年都进退于三尺讲台。此中甘苦，非当事者莫能味。然积久成习，竟自乐于笔耘舌耕，夏则挥汗，冬则呵手，每文竟束管，仰见南窗，残月已垂，而东方已白矣。

纪文达（晓岚）晚年，以不堪考察之累，而以闲逸的“笔记”遣日自娱，到后来，连此亦厌。我正步着前贤的履辙，踏入百事皆懒执的“无为界”。然前贤文绩煌煌，成证果而后寂，我却以果界中人的闲寂，掩己之慵懒，不亦谬乎？在古贤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我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年届八旬的人，若要疏懒，可以编出很多理由，有了理由，便可心安理得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徘徊于堕、勤之间，择其可为者为之，于是，在古稀之后，便只写随笔之类。寿多必寂，朋友间过从日少，空巢孤叟，只好将素笺当朋友，摇笔面笺，有如对友倾谈。

因此，大抵界划，七十以前，多为学术之文，此后，便是随笔之类了。

我有二十年（1958一1978）的艺术教育经历，因出身“中文系”，所攻习者，不外“之乎也者”，而置身管弦歌舞的环境中，颇有樵叟下海、渔夫入山之困。然而，成就我日后研究的，正是这困境。二十年间，耳濡目染，皆笙歌图绘，于此专业之外的纷扰，始厌之，终爱之，我不期其然而然地陶醉其中，文化视野，因之洞开。此种自然的趋进，入乎性情至深，故，后期研究艺术，实乃自然的归宿。

在此二十年间，闻睹中外艺术，而耽之愈深，愈对往昔所受之“艺术概论”教育，渐生疑意。那些“概论”，本非为艺术立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悟已往之不谏”，正是一种自我批判——上世纪80年代，在我，在社会，都是一个启蒙的批判时代。使我骤然名驰的文章，就是从艺术入手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由今观之，这篇指认书法为抽象符号艺术的文章，指马为马，并无绪旨，而在指驴为马的时代，平常之说，便有不平常的价值了。在刊物加按发表，并号召讨论后，一场论辩便展开了。而我，因之成为核心人物，且被尊之为“理论家”、“美学家”。这场发生于1981年的讨论，惜乎未延及哲学、文艺学，否则，所“启蒙”者，便不会仅囿于书法界了。如此的偶然，又成了自己不能不如斯以进的必然，既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欲拒不能，于是只得顶冠而前。换言之，我是在戴上“理论家”的帽子后，才潜心致力于理论——既然难下虎背，何妨骑以驰之。新的治学道路，缘是而定。禅家日“成佛当有立脚处”，治学亦然。我不经意撞到“立脚处”，从此，“由是而之”，从书法始，进乎绘画，因绘画之启迪，再研究华土色彩学理及中国艺术盛衰的生态原因。凡此，皆非预为设计，而系顺流趋进。有如一个泛舟随流者，我乐陶陶地漫游于中国文化的玄海中。

三十余年的研究，成绩菲微，稍可慰者，草创了书、画学的体系，亦填补了前贤研究之未及者，即本土的色彩学理。对中国艺术的“生态”因缘，亦有新锐之见。

个人所可告诸君者，仅此而已。惜乎，今者强弩之末，气衰力微，难耐寒灯冷凳之苦，更畏征引之累，老马迷途，不知所向，遂以随笔述录一时之感怀，虽日“清谈”，实则姜（江）郎才尽，黔驴（黔固无驴，此随俗也）无技也。

《清谈录》及其续篇，是七十以后的混日之作。此时，虽于故有文献日渐疏忘，而在体验上，却优于少壮时。中国艺术，本属安静、淡远、柔婉、空寂之类，而人至桑榆之境，亦趋于此种氛致，空斋寂处，对春花秋月、丘山涧流，兀自多了相知之情。于是，便将此暮年的幽怀，随手述之，遂成就了“清谈”之“录”。也许，生活如斯，艺术也便不能不如斯了，而种种高论难免将当如是也的平常，论得离乎本相。讨论中国艺术，以得“土味”为获真。革命家“革”艺术的“命”，以使其服务于革命。于是，艺术便成了干依百顺的小女孩，任人牵引了。而洋博士呢，斥中国艺术“落后”、“不科学”，必欲使中国艺术“取西人之法”，削己足以就人履。新生代的洋博士，本疏于国学，然却大言中国书画，彼等以洋理论释土画学，术语虽同，然一经妄解，中国学问便西化了。鉴于此，我考释了画学术语，意欲正名：否则，华土理论，形表虽“土”，却被“洋化”了。

如此这般，本土的艺术及其学理，经轮番强暴后，不复贞洁矣。我的努力，其保“贞”乎？

在咬文嚼字之暇，我也涂涂抹抹，此非欲跻身书、画界，去逐名争利，而是想假此以体验中国书画的玄机，以免门外文谈之弊。《文集》所附，即本人的涂鸦习作。丑妇见公婆，愧甚愧甚！

“新体文言”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此亦感时而倡也。五六十年来的白话文学，颇有淡若白水之概。“白话”之兴，在实用交流方面，固为势之必然，而在文学方面，文言的美感是白话所不能取代的。毫无文言基础，而欲使白话有味，是欲赴浙而趋蜀也。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甚多，然独述文一事，今人难及。盖古人的荣辱沉浮，全系于文章。十年寒窗，诵读经史，科场成败，只定于作文。“五四”时代的硕儒通人，何以其白话文亦饶有韵致？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旧文学基础，故为文为白，皆能应付裕如。我提倡“新体文言”，是想开创一种大众皆能了然的文体，在保持文言简洁、有味的前提下，也使新体文言，明白如话。文集中辑录了我的几篇尝试之作。文学毕竟是语言之学，舍此，无论写什么，至多，也只是瓦舍唱本而已。

我的帽子不少——书论家、画论家、美学家，乃至作家、书画家。这实在是肢解了本人。还是老说法贴切，我勉强算得上个“文人”。以今义诠释，文人也者，文化人之谓也。此与古代“文德之人”、“文学之人”稍异。“文”，概指“文化”，在昔，大体指诗赋书画兼能者。此为综合之称，而这“家”、那“家”，则是分解之称。然，“文人”颇蒙揶揄，“文人相轻”、“一为文人则无足观”是古已有之的说法，我虽未染“相轻”的毛病，但确属“不足观”之类。“不足观”，谓无助于“治”、“平”，无补于生计，予每窃叹，文人之矢志“治国、平天下”者，鲜有善终——“国”不能“治”，“天下”不能“平”，而只落得弃市长街的下场。因之，何须求“观”呢？中国文人之智者，于无奈中，遂潜身江海山林，“隐”于“文”了。由是，有了五花八门的“隐”法一初则隐于山林，继则隐于市井、隐于翰墨、隐于睡、隐于醉，乃至隐于青楼。凡此，皆“以无益之事，悦有涯之生”（陶渊明语）的自安之术。彼等所奉的箴言，只是四个字——“莫谈国事”。那么，人有唇吻，莫谈国事，又不可能哑然，于是，便滔滔以言与国事无涉者——风花雪月、诗词歌赋、酒茶丹青，如此这般，便洋洋乎造就了中国最有情趣的“隐逸文化”。谁料到呢，最“不足观”的文人却创造了颇可观的文绩。欧阳文忠公（修）日，“晋之文章，唯‘归去来’一篇耳”，然，仅此一篇，却垂之千古，而古今来汗牛充栋的媚时之作，却只留下恶臭。中国乏抗争的文化，却多“躲”的文化，隐士便是“躲士”，这一“躲”，便陶铸出了最悠绵淡恬的文类。故，欲探宝者，当在“地下”去找——隐士即“地下工作者”也。

我一生盘旋于滇黔，然身在山野，却心系庙堂，然“天意高难测”，年轻时，总忖测“天意”的趋赴，孰料，“天”象幻变，故跟之愈紧，愈陷迷途，是以，“隐”亦不能，跟亦不能——“两间余一卒”，“彷徨”殊甚。至退休之后，世道安定，所以，“退”以“休”之。此一“退”，近乎“躲”，于是乎，“躲进小楼成一统”，只管翰墨与丹青。遂有了“清谈”之类的文事。

以上所陈，为个人的“坦白交代”，诸君在览阅我那些劣文之前，先稍知其人，或能辨弦外之音也。

姜澄清

二〇一二年桂香时

于花溪补述

大抵，文人到辑刊日记、信札、文集时，已属穷途末路了。集中的述作，多数是二十多年前的老货，老酒味厚，陈茶如水，这些述作，是酒是茶，悉听读者品鉴了。而于我，这垒然如丘的书册，亦足以稍慰私心——毕竟，在既往的三十余年中，自己尚能守砚不移。其实，个人若有成绩可言，也不尽在纸面——窃自为，自己是教书第一，文章次之，书画其末也。然，教绩只在人心，难显于纸表，故，虽有绩却无从论。而文章、书画，煌然笺素，是以，有据可查，遂因之而获文名。今日，韵士墨客，多如牛毛，而良师其谁？

此种牢骚，由鄙人发，颇有食粮骂农之嫌——我以略悉笔墨之道而为世知，舍此，虽五十年教书，亦必无闻。

今岁，将届八十。我弱冠客黔，六十年来，往复于山（照壁山）、溪（花溪）、桥（太慈桥）间。1978年后，乃得安憩溪畔，故可谓一半秋风一半春光。而新版文集，有类夕阳晚霞，虽是黄昏落照，毕竟余光可人也。

文集之出，乃刘援朝先生大力所助。杂篇零稿之重理，至为琐烦，承贵大社编辑组诸君之辛劳，乃得如期善事，兹并谢之。

姜澄清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于花溪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