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录(姜澄清文集)》中的述作，多数是姜澄清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老货，老酒味厚，陈茶如水，这些述作，是酒是茶，悉听读者品鉴了。而于我，这垒然如丘的书册，亦足以稍慰私心——毕竟，在既往的三十余年中，自己尚能守砚不移。其实，个人若有成绩可言，也不尽在纸面——窃自为，自己是教书第一，文章次之，书画其末也。然，教绩只在人心，难显于纸表，故，虽有绩却无从论。而文章、书画，煌然笺素，是以，有据可查，遂因之而获文名。今日，韵士墨客，多如牛毛，而良师其谁？

《清谈录(姜澄清文集)》收录了姜澄清先生已出版过的《清谈录》等书。全书以清谈方式谈人生，论学术，品得失，聊艺术……总之本书虽在清谈，而旨在说学理。

清谈录

 自序

 山居论艺

 茶楼说画

 幽斋说书

 草亭话月

 陋室解“枯”“残”

 风景这边也好

 国粹当粹

 插柳当无心

清谈续录

 自序

 三十而……

 珍藏痛苦

 春江冷暖鸭自知

 收购古籍的废品站

 文人的折腾

 桥头惊梦

 除夕夜话

 老教室

 糊涂近道

 知“道”与“不知道”

 真相与梦境

 山寨说庄

 山居说亭台

 山野有高人

 悄悄的湖山

 小城故事

 往事如烟

 “中华”多彩

 花溪的桥

 菜花黄了

 海思

 自古多情伤离别

 落英零叶堪为师

 月常阴缺人常悲

 夜灯下的背影

清谈三录

 自序

 岁初的感怀

 寂坐论隐

 名士“风流”

 晚年“空谈”

 名士之癖

 文人所思

 教育之殇

 点滴之美

 一九七六

 烟史述略

 何以言文

 “自”之所“在”

 自省

 荷池、龙居——安龙

 我的《鲁迅全集》

 漫游花溪

 湄潭之文

 花月之行

再版后记

山居论艺

自二○○五年始，我便持续地访问逸之先生，那年正值他古稀，第一次交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经冬的花草此刻感时萌动，先生的心绪十分怡悦。我从先生学至今二十年了，深知此老厌于接受采访，相约我们的交谈不预为规定题目。老人对上电视之类很回避。他说：“当摄像机对准自己时，我便很恐怖。”我们在屋顶的花园中围石桌而坐。花园极简率，经冬的葡萄此时只有枯藤，而墙边的草卉已稍呈绿意。先生指着藤、卉说：“这是最美的，交替时节的万类，展示着一种希望；美好的景象是展现于美好还未到来之时的。你得在枯萎、凋零中去寻觅美。”他指着藤说：“由于水分的消失，藤枯了，剩下的只是坚韧的枝条，而这恰好是中国书画线条所取范的。”接着他反问道：“为什么枯藤老树就不美呢？或者说，为什么枯、老、残、瘦的物态对国人会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呢？”我无言以对。二十年来，我只是强烈地感到，这个瘦小而且背驼头秃的老人，似乎是一台运转不停的思想机器。而这“思想”是地道的华夏牌。他常提示我得从寻常的现象中去发掘并不寻常的美，倘使对悠然而逝的白云、如歌的涛声以及落英零叶都麻木无感，那么你便不该学艺术，尤其不该学中国艺术。他说中国的书画，纯然是精神之花，它完全抛开逻辑与自然秩序，而去追踪造物之理，简单地说，其笔墨是用以写“道”的——它是画“道体”，而非物体。

在品了一口茶后，他开始抽烟，并不断地挥手划散烟霭。这个健谈的老人常在滔滔谈论之间戛然停下，这是他的习惯，新的思想或者困惑正在这沉默中。他极推崇罗丹，他说罗丹创作了“思想者”，而他本人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老人说，没有任何艺术家如罗丹那样明确尖锐地预言二十世纪艺术之弊，赤裸的感官刺激及浅俗的主题，完全源于思想的贫乏。每每讲到艺术家的浅俗，老人都异常激烈。他说这是根本性的！人道精神的沦丧，崇高精神的泯灭，使艺术俗不可耐。老人愤愤然了，他说：“看看吧，插科打诨、龇牙咧嘴、装神弄鬼、飞檐走壁，一切足以招引小市民的玩乐，都走红。你应该明白，在舞台上吐痰擤鼻涕，比演奏贝多芬的曲子，更能赢得掌声。当玩世不恭成为风气，艺术家热衷于做鬼脸，艺术与油滑相伴时，堕落便无可免了。”先生的观念很贵族化，他说过，小市民的趣味是伟大艺术的宿敌。“广大群众”“人民大众”，只是政治家取悦的对象，而艺术家必须拒绝、摒弃庸俗趣味。园中茶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两个小时，我承认，先生的种种高论我一时还难以认同，即使如此，我依然大受震动，其原因是我对艺术的理解太主流化，种种另类的学说，接触甚少。我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大学里的“概论”，恰如先生所云，这些“概论”教师，甚至连艺术也不喜好，盲人瞎马，能不误人子弟？  严冬后的暖意最令人适然，这花园，这园中的石桌、枯枝、老藤，宛如宋元画家笔下的“山居图”，然而，先生的观念却极富批判性。也许，真知识在这样的“山居”清谈中才能获得。

几天后，我们又接着老话题谈开了，不过相聚的地方换在了书斋里。书斋仍极简率，先生似乎更习惯于散漫的环境，或者说，过于整肃洁净，反令他局促。书案上稿笺堆积，砚台、旧的文玩及毛笔、钢笔都零乱散置着。室窗面向山丘，这时，已是野绿勃勃，而白云蓝天恰好在春绿的上方，大自然的色彩分布壮丽辉煌。我暗自问道，为什么一个现代人要将私宅取个古旧的名称呢？先生名其室日：“三一斋”，这显然是有寓意的。我妄为猜测，大抵人至晚年，“复古”“怀旧”是常态。入座后，先生沏茶相待，新茶在玻璃杯中，翠叶展绿，色形悠然，我似乎找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这是一种文化的感觉，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化的感觉，随意清淡而又有点儿玄远难测。先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隐思，在抽了一口香烟后，习惯地用手拂散烟霭，接着问道：“你是否以为我是一个怀古的老人？”我告诉先生：“如果‘怀古’没有负面的含义，那便可以这么说。”老人笑了，且不断地叨念，“。怀古，怀古”。接着，便滔滔言说以订正我十分笼统的说法。“如果只就文化讲，具体地说，只指艺术，那么，你的说法是对的。“怀古’不应附有政治色彩。往古的政治，从制度到理念，都不值得去怀念，而艺术不然，艺术的优劣不应当以时间去衡定，相反，漫长岁月过滤出的，才是清醇的佳酿。”说罢老人指着书架上的《苏东坡全集》《李太白全集》，又翻开了王右军的《兰亭序》及马远、黄公望、石涛、八大山人的画，然后慨然曰：“这些能不令我去怀吗？”

P5-7

再版总序

文人到辑刊“文集”的时候，大抵至末路了。而自己呢，积一生之所成，向社会奉承者，亦仅此而已；在我，实在是愧赧交加的。我一生，除教书一事，勉强及格外，他皆不足道。然教绩不能显于纸素，于是，只得将这些所谓学术成果者，付梓刊行。自己从不敢怀金针度人的奢望——本人尚且待人相度，何言度人。过而言之，这个集子不过是姑奉浅陋与糊涂于诸君。此非以谦下邀誉之术，从1957年至1978年，二十年间，在饥饿与胡斗乱争中，苟全混世，何言读书求学？自己不敢以“天也，非战之罪也”来自宽无成之憾。所聊可为慰者是，近三十年来，未敢虚掷光阴，因此有了点滴文绩。如果说，“英雄”是“时势”所“造”，那么“造”愚钝与浅薄者，孰耶？

当这个文集面世时，我已届八十，风灯雨烛，微光弱明，还能撑持几时？故在董理这些旧稿时，未尝不愀然暗伤。

我十八岁离滇客黔，一生都盘旋于山野中，其间，五十年都进退于三尺讲台。此中甘苦，非当事者莫能味。然积久成习，竟自乐于笔耘舌耕，夏则挥汗，冬则呵手，每文竟束管，仰见南窗，残月已垂，而东方已白矣。

纪文达(晓岚)晚年，以不堪考察之累，而以闲逸的“笔记”遣日自娱，到后来，连此亦厌。我正步着前贤的履辙，踏入百事皆懒执的“无为界”。然前贤文绩煌煌，成证果而后寂，我却以果界中人的闲寂，掩己之慵懒，不亦谬乎？在古贤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我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年届八旬的人，若要疏懒，可以编出很多理由，有了理由，便可心安理得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徘徊于堕、勤之间，择其可为者为之，于是，在古稀之后，便只写随笔之类。寿多必寂，朋友间过从日少，空巢孤叟，只好将素笺当朋友，摇笔面笺，有如对友倾谈。

因此，大抵界划，七十以前，多为学术之文，此后，便是随笔之类了。

我有二十年(1958—1978)的艺术教育经历，因出身“中文系”，所攻习者，不外“之乎也者”，而置身管弦歌舞的环境中，颇有樵叟下海、渔夫入山之困。然而，成就我日后研究的，正是这困境。二十年间，耳濡目染，皆笙歌图绘，于此专业之外的纷扰，始厌之，终爱之，我不期其然而然地陶醉其中，文化视野，因之洞开。此种自然的趋进，入乎性情至深，故，后期研究艺术，实乃自然的归宿。

在此二十年间，闻睹中外艺术，而耽之愈深，愈对往昔所受之“艺术概论”教育，渐生疑意。那些“概论”，本非为艺术立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悟已往之不谏”，正是一种自我批判——上世纪80年代，在我，在社会，都是一个启蒙的批判时代。使我骤然名驰的文章，就是从艺术入手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由今观之，这篇指认书法为抽象符号艺术的文章，指马为马，并无绪旨，而在指驴为马的时代，平常之说，便有不平常的价值了。在刊物加按发表，并号召讨论后，一场论辩便展开了。而我，因之成为核心人物，且被尊之为“理论家”、“美学家”。这场发生于1981年的讨论，惜乎未延及哲学、文艺学，否则，所“启蒙”者，便不会仅囿于书法界了。如此的偶然，又成了自己不能不如斯以进的必然，既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欲拒不能，于是只得顶冠而前。换言之，我是在戴上“理论家”的帽子后，才潜心致力于理论——既然难下虎背，何妨骑以驰之。新的治学道路，缘是而定。禅家日“成佛当有立脚处”，治学亦然。我不经意撞到“立脚处”，从此，“由是而之”，从书法始，进乎绘画，因绘画之启迪，再研究华土色彩学理及中国艺术盛衰的生态原因。凡此，皆非预为设计，而系顺流趋进。有如一个泛舟随流者，我乐陶陶地漫游于中国文化的玄海中。

三十余年的研究，成绩菲微，稍可慰者，草创了书、画学的体系，亦填补了前贤研究之未及者，即本土的色彩学理。对中国艺术的“生态”因缘，亦有新锐之见。

个人所可告诸君者，仅此而已。惜乎，今者强弩之末，气衰力微，难耐寒灯冷凳之苦，更畏征引之累，老马迷途，不知所向，遂以随笔述录一时之感怀，虽日“清谈”，实则姜(江)郎才尽，黔驴(黔固无驴，此随俗也)无技也。

《清谈录》及其续篇，是七十以后的混日之作。此时，虽于故有文献日渐疏忘，而在体验上，却优于少壮时。中国艺术，本属安静、淡远、柔婉、空寂之类，而人至桑榆之境，亦趋于此种氛致，空斋寂处，对春花秋月、丘山涧流，兀自多了相知之情。于是，便将此暮年的幽怀，随手述之，遂成就了“清谈”之“录”。也许，生活如斯，艺术也便不能不如斯了，而种种高论难免将当如是也的平常，论得离乎本相。讨论中国艺术，以得“土味”为获真。革命家“革”艺术的“命”，以使其服务于革命。于是，艺术便成了千依百顺的小女孩，任人牵引了。而洋博士呢，斥中国艺术“落后”、“不科学”，必欲使中国艺术“取西人之法”，削己足以就人履。新生代的洋博士，本疏于国学，然却大言中国书画，彼等以洋理论释土画学，术语虽同，然一经妄解，中国学问便西化了。鉴于此，我考释了画学术语，意欲正名；否则，华土理论，形表虽“土”，却被“洋化”了。

如此这般，本土的艺术及其学理，经轮番强暴后，不复贞洁矣。我的努力，其保“贞”乎？

在咬文嚼字之暇，我也涂涂抹抹，此非欲跻身书、画界，去逐名争利，而是想假此以体验中国书画的玄机，以免门外文谈之弊。《文集》所附，即本人的涂鸦习作。丑妇见公婆，愧甚愧甚！

“新体文言”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此亦感时而倡也。五六十年来的白话文学，颇有淡若白水之概。“白话”之兴，在实用交流方面，固为势之必然，而在文学方面，文言的美感是白话所不能取代的。毫无文言基础，而欲使白话有味，是欲赴浙而趋蜀也。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甚多，然独述文一事，今人难及。盖古人的荣辱沉浮，全系于文章。十年寒窗，诵读经史，科场成败，只定于作文。“五四”时代的硕儒通人，何以其白话文亦饶有韵致？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旧文学基础，故为文为白，皆能应付裕如。我提倡“新体文言”，是想开创一种大众皆能了然的文体，在保持文言简洁、有味的前提下，也使新体文言，明白如话。文集中辑录了我的几篇尝试之作。文学毕竟是语言之学，舍此，无论写什么，至多，也只是瓦舍唱本而已。

我的帽子不少——书论家、画论家、美学家，乃至作家、书画家。这实在是肢解了本人。还是老说法贴切，我勉强算得上个“文人”。以今义诠释，文人也者，文化人之谓也。此与古代“文德之人”、“文学之人”稍异。“文”，概指“文化”，在昔，大体指诗赋书画兼能者。此为综合之称，而这“家”、那“家”，则是分解之称。然，“文人”颇蒙揶揄，“文人相轻”、“一为文人则无足观”是古已有之的说法，我虽未染“相轻”的毛病，但确属“不足观”之类。“不足观”，谓无助于“治”、“平”，无补于生计，予每窃叹，文人之矢志“治国、平天下”者，鲜有善终一“国”不能“治”，“天下”不能“平”，而只落得弃市长街的下场。因之，何须求“观”呢？中国文人之智者，于无奈中，遂潜身江海山林，“隐”于“文”了。由是，有了五花八门的“隐”法——初则隐于山林，继则隐于市井、隐于翰墨、隐于睡、隐于醉，乃至隐于青楼。凡此，皆“以无益之事，悦有涯之生”(陶渊明语)的自安之术。彼等所奉的箴言，只是四个字——“莫谈国事”。那么，人有唇吻，莫谈国事，又不可能哑然，于是，便滔滔以言与国事无涉者——风花雪月、诗词歌赋、酒茶丹青，如此这般，便洋洋乎造就了中国最有情趣的“隐逸文化”。谁料到呢，最“不足观”的文人却创造了颇可观的文绩。欧阳文忠公(修)日，“晋之文章，唯‘归去来’一篇耳”，然，仅此一篇，却垂之千古，而古今来汗牛充栋的媚时之作，却只留下恶臭。中国乏抗争的文化，却多“躲”的文化，隐士便是“躲士”，这一“躲”，便陶铸出了最悠绵淡恬的文类。故，欲探宝者，当在“地下”去找——隐士即“地下工作者”也。

我一生盘旋于滇黔，然身在山野，却心系庙堂，然“天意高难测”，年轻时，总忖测“天意”的趋赴，孰料，“天”象幻变，故跟之愈紧，愈陷迷途，是以，“隐”亦不能，跟亦不能——“两间余一卒”，“彷徨”殊甚。至退休之后，世道安定，所以，“退”以“休”之。此一“退”，近乎“躲”，于是乎，“躲进小楼成一统”，只管翰墨与丹青。遂有了“清谈”之类的文事。

以上所陈，为个人的“坦白交代”，诸君在览阅我那些劣文之前，先稍知其人，或能辨弦外之音也。

姜澄清

二○一二年桂香时

于花溪补述

再版后记

大抵，文人到辑刊日记、信札、文集时，已属穷途末路了。集中的述作，多数是二十多年前的老货，老酒味厚，陈茶如水，这些述作，是酒是茶，悉听读者品鉴了。而于我，这垒然如丘的书册，亦足以稍慰私心——毕竟，在既往的三十余年中，自己尚能守砚不移。其实，个人若有成绩可言，也不尽在纸面——窃自为，自己是教书第一，文章次之，书画其末也。然，教绩只在人心，难显于纸表，故，虽有绩却无从论。而文章、书画，煌然笺素，是以，有据可查，遂因之而获文名。今日，韵士墨客，多如牛毛，而良师其谁？

此种牢骚，由鄙人发，颇有食粮骂农之嫌——我以略悉笔墨之道而为世知，舍此，虽五十年教书，亦必无闻。

今岁，将届八十。我弱冠客黔，六十年来，往复于山(照壁山)、溪(花溪)、桥(太慈桥)间。1978年后，乃得安憩溪畔，故可谓一半秋风一半春光。而新版文集，有类夕阳晚霞，虽是黄昏落照，毕竟余光可人也。

文集之出，乃刘援朝先生大力所助。杂篇零稿之重理，至为琐烦，承贵大社编辑组诸君之辛劳，乃得如期善事，兹并谢之。

姜澄清

二○一二年十一月

于花溪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