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埃尔韦·巴赞编著的长篇小说《绿色教会》讲述的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它的奇特性构成了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解答的巨大悬念。村镇的居民发现了一个在森林里过着原始生活的青年，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始终拒绝透露他的身世与姓名？他为什么要舍弃社会、脱离人群、遁入孤独与林莽？他为什么要坚决拒绝使他回到现代社会生活中来的努力？他为什么对社会生活中一切既定的规范、条文、法律、约定俗成的习惯与思想方式抱有如此大的反感与蔑视、并采取了绝然对立的态度？他最后自由地离开了这个村镇，他的行踪何去？他的结局如何？所有这一切，作者轻轻地撩开了纱幕的一角，让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东西，然而却又未让人完全看得一清二楚。

《绿色教会》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埃尔韦·巴赞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

在美丽的卢瓦尔河谷，猎人们无意中击倒一位“森林之客”。陌生人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身上也不携带任何证件，连衣服上都没有商标……他是在已经开化的大自然中扮演原始人，还是潜逃的罪犯、盗贼或精神病患者？他要抛弃社会，返回自然，过没有财产、没有规矩、没有安全、没有野心、没有回忆、没有名字的生活吗？法院焦头烂额，报纸众说纷纭，全国为之轰动……

巴赞的这部小说代表作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疗救社会和人性痼疾的一种追求，一种崇尚自然生活、厌弃后工业文明世界的精神，一种对“只属于自己、属于自然”的原始、朴素、健康的生活和天真、纯朴、勇敢、勤劳品质的向往。他甚至将这种精神与追求上升至宗教的高度，称其为“绿色教会”。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总序）

卢梭主义的又一次跃动（译本序）

绿色教会

作者简介

萨鲁依内太太望望维洛尔热。她每说一句，维洛尔热的下巴都往里一收表示赞同。萨鲁依内太太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是：在申诉人当中，有的丢了一只鹅或者两只兔子，要么是丢了一垄土豆，也可能是被一头野猪拱了。可是，佳美教堂村附近一块牧场上，有三十头羊失踪了，热纳杰依附近有三头牛不见了，圣萨万附近丢了一匹马。这使人推测到，只有一个食肉团伙才能拥有这种手段，这团伙很可能来自远方。这也使人猜测到，有内线。而且这些盗窃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受损害的都是位于森林边缘的田庄。”

停顿。萨鲁依内太太仔细观察她的袜子，袜子抽丝了。宪兵队长继续躲在一边。克莱尔皱起了肩头：她不怎么喜欢维洛尔热那黄眼珠为她“解开扣子”（用她的原话）。真到了问我是遗憾还是不遗憾的时候了吗？乔治·维洛尔热的母亲是一个专横的寡妇，她不鼓励儿子给她添一个媳妇。这乔治，从前人人都叫他乔乔，曾是成绩很优异的学生。他本来可以成为工程师。但他更愿意成为自己村庄中的第一把手，承接了父亲的汽车加油站，从手动油泵过渡到自动加油器，又增加了那台自动冲洗机，用机器上的大刷子洗刷车辆。从前克莱尔很讨他喜欢……但是反过来则不然。

“简而言之，”萨鲁依内太太又开口说道，“为了使公众舆论放心，我们认为一次检查势在必行。一些亲眼见过或者自以为见过这个人的目击者提供了大量的特征，有人说是一个瘦高个，有人说是个矮胖子，不知哪个对，哪个错。背上背着背囊。不足为信。可是您，校长先生，还有您，太太，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人……”

“一丝不挂？可叫蚊子高兴了！”

这句话是维洛尔热说的。波莫涅站起身来，凭窗朝蓝色的法国“信使”牌汽车望了一眼，那里宪兵队一个副官穿着土黄色军装在无线电话旁监守。然后他又坐下了，跷起二郎腿。  “一丝不挂，对，”克莱尔说。“在我看来，他刚刚洗了内衣。”

“一个主张返回自然生活的人，为什么不可能昵？”宪兵队长终于开口说道，“我每年夏天都看见这样的人在大树下露营。但是在酒桶塘下搭造一个涉水而过的地方，一个过路人大概想不着。最叫我惊讶的，既不是捕鱼点，也不是莫名其妙的通道，而是那个定期前来的人。”

“我也是，”戈迪翁先生也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说道，“但我看不出一筐小白鱼和一群羊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是一个怪人，他延长了自己的假期，在大自然中扮演没有夏娃的亚当这个角色。”

从人们在我面前有礼貌地撇撇嘴来看，很明显，除了我的女儿以外，谁也没有信服。萨鲁依内太太问我凭什么理由这样看：我的理由很单薄，更多是来自感觉，而不是信念。谈话于是转成了盘问。就那个不认识的人的身材，衣着，下巴、鼻子、耳朵的形状，眼珠的颜色，头发长短向我提了一百个问题，好像我通过望远镜能对他进行罪犯人体测量似的。我对萨鲁依内太太稍有了解，她利用法官的终身性特权紧紧攀住这个地区，像我一样拒绝移动位置。她享有办案严厉的名声，但是对于本地出生的人犯罪又表现出某些宽容。她常常对合法形式驾轻就熟（她的拜访就证明了这一点）。肯定她愿意叫维洛尔热心满意足，因为维洛尔热为他自己的绵羊担心，主张对酒桶塘搞一次袭击。但是萨鲁依内太太怕闹出笑话，她还在犹豫。她终于站起身来，喃喃低语：

“不过必须弄个水落石出。”

“可以随时去看看，”宪兵队长说道，“不过，如果没有向导，我手下的人可能会一筹莫展。”

原来如此！宪兵队长站起身来原地踏着小步，“灰太太”客客气气地斜眼打量着我，鼓励着他。他轻轻地清着嗓子，可是越清，嗓子越堵。至少可以说，这不太正规，他不敢直截了当请我给巡逻队当向导。他希望我毛遂自荐……

“你们找高兰吧，”克莱尔说，“他是最好的守林人。”

有三个守林人巡视这一片公有森林，但是大荆棘丛以远，他们对地形不大有把握。萨鲁依内太太迈着小碎步穿过房间。她前来纯属偶然，对于我能理解没有抱太大希望。我没说出“太太，那我像个什么样子？”这句话来，她大概已经觉得满不错了。她表示感谢，向我伸出干巴巴的手。宪兵队长穿着蓝裤黑杠的两腿站得笔直，也表示感谢并施礼。他那穿着军服的后身，腰间系着皮带，两侧有小包，包里装着他的MAC50手枪，身体有点摇晃。他走出去，已经不在意，又去执行其他任务，那种悠然自得的劲头，只属于教会和法院的人。只有维洛尔热到了门口回过头来，然后相当有情绪地带上了门。

这一提醒等于是一句责备的话。我的女儿随即骂了一句，他大概没听见。

“我对你说什么来着？果然不出所料！”

P21－23

卢梭主义的又一次跃动

柳呜九

在北京的风沙中，我一直向往着绿。

每当望见漫天的昏黄尘沙，每当看着我窗外一片灰色的房屋，每当看到飞机下方一片黄褐色的大地，我就产生一种强烈的对绿的渴望。

巴黎生活使我难以忘怀，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绿意。我不能忘记住在巴黎郊外时，掩映在我窗口的浓密树荫，不能忘记我在纳意桥区的住处的大门外两排高大而望不到尽头的梧桐树，不能忘记我住过的那家旅馆的带风景的房间，一撩开蓝色的帷幔，在玻璃墙的外面就是卢瓦河碧绿的水流与绵延无际的森林。

我的巴黎生活中也有少绿的时候，那是1981年冬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住在北站附近一条古旧的街道上，周围都是灰色、黑色、昏黄色的房屋，几乎没有树木，于是，我在巴黎也感到了对绿的饥渴。为了缓解这种饥渴，我只要有时间，就乘地铁到拉雪兹神甫公墓去。在那里，道路旁、空地上、墓碑间，多的是树木花草；要不然就到亚历山大三世大桥附近的塞纳河岸去，那里有宽阔漂亮的林荫大道。就是在我需要费点力气才能寻觅到绿意的这段时期，巴赞的《绿色教会》正好出版，书店里、超级市场里、图书馆里到处都有。它封面上那密林丛薮的墨绿色，在当时就给我一种清凉之感，真可谓“沁人心脾”，而翻开来，它那郁郁葱葱的第一章、它全书中的那种森林野趣、那种绿色拜物教，都亲切地滋润着我的心田。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中安排《绿色教会》这个选题并约请袁树仁同志译出来的缘由。

小说所讲述的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它的奇特性构成了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解答的巨大悬念。村镇的居民发现了一个在森林里过着原始生活的青年，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始终拒绝透露他的身世与姓名？他为什么要舍弃社会、脱离人群、遁入孤独与林莽？他为什么要坚决拒绝使他回到现代社会生活中来的努力？他为什么对社会生活中一切既定的规范、条文、法律、约定俗成的习惯与思想方式抱有如此大的反感与蔑视、并采取了绝然对立的态度？他最后自由地离开了这个村镇，他的行踪何去？他的结局如何？所有这一切，作者轻轻地撩开了纱幕的一角，让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东西，然而却又未让人完全看得一清二楚。

可以肯定时是，他绝非一个在逃的罪犯，他有良好的教养与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他也不是一般的衣食无着的流浪汉，他有财产继承权与宽裕的经济条件；他更不是一个冷酷的仇恨人类、敌视人类的狂人，他在大水灾中勇于冒生命的危险去抢救他人，而对那些对他的离群索居抱有敌意的凡夫俗子，他不过采取一种淡漠、轻视与嘲讽的态度而已。看来，他很可能是一个受到了社会的亏待与损害、心灵上形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因而对社会表示了厌弃的悲剧人物，然而，他却又没有这种人物身上常有的那种希克利式强烈的恩怨心理与报复情绪，也没有这种人物身上常有的那种偏激的愤世嫉俗之情，他更没有由于本人的身世与遭遇而发展成为一个对社会明确宣战、对现存秩序进行斗争的叛逆者、反抗者。如果说，他比那几种人物短缺了一些骚怨、火气与斗争性的话，那么他却拥有一种为那些人物所短缺的东西：哲理意味与超脱格调。

在第一章中，无名青年第一次出现在密林中时，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他用力把自己的手表扔得远远的。在这里，手表是作为现代文明生活的一种标志、是作为人类的时间意识的体现被扔掉的，这不仅是对社会现实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而这个青年之所以坚决对世人拒绝透露与承认自己过去的身世，甚至甘愿承受法律手续的纠缠而坚持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回避过去生活中的隐痛，不如说是要从自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状态中彻底挣脱出来，要彻底割断自己身上所有一切社会纽带而把自己还原到亚当的状态；他之所以固执地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与其说是为了保守身世的秘密，为了获得再回到丛林生活中的方便，不如说是要完全否定自己作为社会人的那个标志，而要完全把自己还原为一个自然人。他冷静地把这种追回大自然、向原始状态的复归、向自然人的还原视为一种理想、视为一种道路，明知走这条路会遇到种种难以逾越的困难，即使就在他眼前，现代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法律条文、行为准则、习俗偏见、人际交往等等，正像千万条纽带一样束缚着他、羁绊着他，他也毅然决然地要坚持走下去。他这种复归的愿望与意志是如此强烈，甚至在他因受伤被收容、又回到了现代社会生活中之后，他宁可利用树影与原始的方法来计时，也不愿意依靠墙壁上挂着的时钟。这样，在他身上就明显地存在着一对对超脱于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哲理性的命题：社会与自然、文明与原始、社会人与自然人。他对这一对对哲理命题肯定有自己一系列的思考，他的行为就是他的思考的外现。

……

鲁滨孙早已把现代文明的秩序带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荒岛，米歇尔·图尔尼埃的鲁滨孙即使想永远留在没有人烟的荒岛上亦不可能，他回到了文明世界，并且永远再也找不到他那个原始的世外桃源；埃尔韦·巴赞的无名氏青年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原始的隐遁地。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原始的绿的乌托邦已经完全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对绿的向往、对绿的情趣、对绿的精心爱护，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实实在在，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得到的。

为此，我相信，这本书将会得到一切渴望着绿的读者的喜爱。

1989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