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健全道德自律、社会监督和制度约束“三位一体”的公车私用防控体系，才能将公车私用关进“制度的笼子”。
2013年4月5日，有媒体曝光了河南多起涉嫌公车私用事件，一些公车停放在河南省一些旅游景区、娱乐场所。
次日凌晨2时，开封供电公司发布消息称，针对媒体报道杞县供电局公车私用一事，经初步调查，该局党委书记杨建军利用公车接送朋友，确属公车私用。目前杨建军已被停职，自行承担当天车辆发生的一切费用。
清明节之前，尽管各地纷纷发出禁止公车祭扫的通知，但江苏、安徽等地还是连续曝出有人“顶风作案”而被查处。
时下，从中央到地方都纷纷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规定，在“厉行节俭”、“轻车简从”背景下，公车私用再度引发热议
“公车私用与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的要求相悖，引发公众诟病。管住公车私用背后的权力，已成社会诉求和民意所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说。
在鲁照旺看来，要遏制公车私用的腐败行为，还需下监管“猛药”，加大监督力度，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要通过建立刚性制度来约束权力，健全查处问责机制，细化管理规定，增加违规成本。
公车私用更趋隐秘
多年来，公车私用一直是个顽疾，已成为中国一个令人见惯不惊的社会现象。据权威部门披露，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从以往曝光情况来看，在中央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全国上下狠抓改进作风的关键时期，公车私用的情形得到一定遏制，但与之前相比，有些公车使用者躲避公众监督的方式，也变得更为多样而隐秘。
最常见的做法是，如果领导干部到朋友家赴私宴，司机把领导送到后，随即把车开走，等领导需要时再来接；当规定公车不能在夜晚出入宾馆、娱乐场所，就索性将车停在僻静处之后再步行前往，以避人耳目。
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做法，由于对公车私用查处越来越严，有些领导干部用车已由地上转移到地下。“有些政府的公车虽然入库，但更多国企的公车，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很多增加的公车使用者都是政府领导干部，而买车养车的却是企业。”北京一位国企司机王师傅向记者透露。
“有些与企业有直接关系的领导干部，一直是企业公关的主要对象。因此，有些企业会主动为其购买专车并聘任专职司机。”王师傅说。
更为恶劣的是，有媒体曝出有些公车使用者甚至故意以遮挡号牌，或套用军车牌和假牌等方式逃避社会监督。
“目前有些地方公车私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千方百计逃避监督，不但弱化了制度的约束力，也使公车的管理规定名存实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好钢用到刀刃上，公车并非为某一个官员的个人利益服务。”李成言说，“公车私用浪费了国家财产、公共资源，滋生了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更是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理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公车私用已远远超出公车使用的问题本身，并成为检验领导干部利益观、权力观的一面镜子。”李成言认为。
存在三种普遍心理
目前，公车私用者普遍存在三种心理，即贪小便宜心理、侥幸心理、“特权”心理。在这三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公车私用不仅挑战社会大众的容忍底线，更是对相关部门查处公车私用违规力度的考验。
首先，贪小便宜心理。有些领导干部对公车私用抱着“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的贪小便宜的心理，于是汽油由单位埋单，过路费不用自己掏，公车坏了也由单位修，全然把公务车看成自己私人所有。
“虽然只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公车私用，但他们的这种行为，影响的是整个干部群体的‘廉政为民’形象。”李成言说。
其次，侥幸心理。有些领导干部对公车私用抱有侥幸心理，总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被查到，更有甚者自视职位高、有背景，即使被曝光也能“摆平”。
记者采访的不少市民认为，有些领导公车私用隐蔽性很强，只要不过于张扬，也没有多少风险。“再说，即使老百姓发现想举报，也往往不知道向谁举报，而且举报提供相关证据也很麻烦。”
“目前公务车除警车、城管等有少数明显标识的公车外，很多机关、国企的公务车与私家车样子难以分清。而普通公众，根本不会从车牌号鉴别出是否是公车。所以，只要不被监察部门或媒体记者盯上，被群众举报的可能性极小。”云南一位县级领导这样对记者说。
以往公车私用被查处，也几乎是群众举报或媒体曝光后，纪检机关才介入调查。而纪检机关更多是过年过节进行突击检查，虽然能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但极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P18-20
民意是什么？看完此书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我看来，民意似水，可以温柔安静，滋生万物，也可以惊涛骇浪，无坚不摧。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底层民意》以独特的观察视角，通过大量艰苦卓绝、由点到面的深度调查，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激烈转型时期底层民众的基本诉求，案例典型，数据翔实，剖析精辟，全书闪耀着民生为本的人性光辉。
汪玉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做一个敏锐的监督者，做一个积极的建言者。《底层民意》从底层民众的视角，诠释了这个群体之于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命运，其浓郁的人性思量、民生关切和家国情怀，展现了李松作为一名记者应有的使命感、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
一声闷响，火焰迅速上蹿，数十条鲜活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
2013年6月7日下午6时30分左右，在厦门BRT快1线途经金山站往南500米处，一辆公交车起火，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嫌犯陈水总被当场烧死。经警方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走向极端泄愤纵火。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多起针对儿童、女性或其他无辜群众的暴力伤害事件。在这些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人中，不少属于无业或没有稳定工作、长期被边缘化的“失意群体”。由于相对剥夺感与反社会人格结合，经过长期淤积发酵，他们对社会产生了仇视心态，从而采取极端手段对社会进行宣泄报复。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权力寻租与资本依傍相链接，由此垄断更多社会资源，占有更多上升机会，攫取更多发展红利。这种利益的多元化及阶层的日趋固化，给底层民众带来的，不仅有制度性的分配不公，而且还有等级化的人格歧视。
比较突出的是，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当前，弱势群体已倍感生存压力，而“房叔”“房姐”动辄坐拥几十套房产的财富神话，更是刺痛人心。再看看中国广大的乡村，有些土地被地方政府强行低价征占、被资本强势集中流转，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被侵夺，更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危机。
中国必须让每位公民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如果底层民众的心中，涌起对生存发展的无力感、对人生梦想的挫败感和对尊严体面的羞辱感，任何一点新的伤害，都可能成为点燃他们极端暴力的导火线。
那么，当前中国有多少底层声音，已沉没在众声喧哗中？
二
《庄子·说剑》曰：“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明代高启《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图》诗：“君多恤民意，毋忽岁馑忧。”
在中国民智已开的今天，民众维权意识日趋增强，他们渴望一个开放、平等、互动的社会环境，但一些地方的权力部门还沉浸在以往的运行惯性中，他们以权力美学的好恶为中心，视舆论监督如芒刺，一遇民众表达诉求就浑身不自在。
而事实上，当前中国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已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堰塞湖”现象——民意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底层民众的实际状况和利益诉求难以及时上传。在“沉没”地带，聚集着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以及改革领域尖锐的矛盾冲突。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说，“各阶层的利益要求要顺畅反映，否则不满会越积越多。”中国领导人也警告说，现在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
然而，在中国现实社会里，不论是富裕阶层，还是草根百姓，都普遍热衷于表达自己的不满，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走呐喊，具体表现为既得利益者为集聚财富丝毫不让度，利益受损者常常不惜以生命作为暴戾的武器来表达诉求，这种局面在剧烈地割裂社会、割裂人心。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没有稳定的环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均无从谈起，甚至已取得的成果也会毁于一旦。对此，中国有着更为深刻的经验教训。比如“十年动乱”导致经济社会几乎处于崩溃状态，而改革开放以来大局的稳定，给中国带来了连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此外，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动荡后民生凋零的社会现状，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以往情况分析，不少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事件，均源于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现实利益受到侵害。所以，作为执政者必须清楚，民意的通畅表达是纾解和缓释社会不良情绪的前提，有助于培养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服从、忠诚与合作，取得他们对政治体系运行的认同与支持，提升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程度。
天涯社区推出“天涯观察”指出：面对太多群体性事件，执政者该如何处置，确实考验其政治智慧。当底层民众心死之际，就是惨剧发生之时，前车之鉴，血迹斑斑。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倾听到那些“沉没的声音”，同时能切实解决问题，惨剧一定能避免。
无论如何，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需要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汇聚人心凝聚共识，而并非像如今各个阶层彼此对立，毫不妥协。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共识，没有共识，就没有合作。每个中国人，要想实现利益最大化，要想在国家发展中实现个人发展，就需要本着妥协与合作的精神，完成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的彻底整合。
最关键的是，这需要执政者摆脱自身的一切利益纠葛，在制度上做出顶层设计，避免社会积怨的加深和矛盾的激化，以免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
三
从法治国家的治理角度出发，对任何极端暴力犯罪都必须进行严厉打击，但全社会更应作出深刻反思，从源头上彻底铲除其产生的现实土壤。
当前，中国执政者有必要深入社会底层，把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作为起点，打捞起更多“沉没的声音”，并置于阳光下，做到“表达”与“回应”的良性互动。特别要着眼于革除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两级分化的“畸形权力”，努力构建平等竞争、自由发展、有限干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其中，推进民主和法治，发展机会平等、改革和发展成就能让广大民众平等共享，这是未来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
可预见，这些改革必然会遇到来自权力和利益集团的竭力抵制。这需要执政者具有非凡的决心和智慧去改革，以更大的魄力，更强硬的手段为中国社会精准托底。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播发，详细地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并提出了11个重要方面的改革，吹响了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进军的新号角。
但是，在中国深化改革之前，有必要明确一点，即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最需要什么？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只有具备清醒的问题意识，才会为之付出有效的雷霆行动。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一直汲取于人民。这点在其诞生伊始，就毋容置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核心即“人民”。而且这一核心，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治话语体系和制度中，比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公仆”等等。几乎在每个政治概念和制度前面，都能见到灼灼生辉的“人民”二字。
如今，尽管中国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国共产党客观上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发展的成败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目前需要警惕的是，在有些领导干部那里，“人民”二字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不但淡漠民众的利益诉求，甚至与民争利，这样做直接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导致了“脱离民众”的危险。
更有甚者，有些领导干部还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用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方式，来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堡垒，享受着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好处，规避市场经济带来的一切坏处，由此割裂了自己和民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对于任何执政党来说，不关心民生疾苦，甚至与民争利都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如果演变为利益导向，民众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不但着力点精准，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历史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注意打捞底层民众的声音，在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才能获取永无止境的执政活力。
四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作品，把民众的声音，尽量呈现给社会。当然，如果执政者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更是我的一种良好愿望。
这部《民意为天》选编的58篇作品，大部分是我近两年刊发于中国时政名刊——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从中国社会心态的角度，通过大量调研采访，聚焦底层民众呼声，不回避社会矛盾，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研究员对于社会心态，有着更深入的解读。“当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时候，在很多时候会形成一种共同的体验和价值偏好，并且这种体验和偏好经过各种传播渠道，特别是新型媒体的传播，变得广为人知。”
“人们有两种需要，一方面人们希望了解别人的感受，以别人的感受为参照，来调整自己的感受和反应。另一方面，人们希望表达自己的感受，通过表达唤起共鸣。在这样的反复互动和振荡中，整个社会便酝酿出一种特别的社会心理氛围和底色，这便是我们日常感受得到的社会心态，一种被社会成员建构出来的‘共享的现实’。”杨宜音说。
可见，社会心态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自己的社会中，关注到每一个个体的声音。尤其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发表过的作品，选编入书时，基本忠于原文，仅在细节方面进行了适当删除和修改，或补充了一些最新信息。
此书出版，首先得知名学者李成言和王俊秀拨冗作序。其次，感谢所有采访对象，是他们为这部书贡献了智慧。再次，感谢新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同时，感谢朋友们在此书的成稿过程中，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当然，此书出版，我期待有更多善意的批评和指正。我的电子邮箱xhslisong@163.com
李松
2014年2月1日于北京
《底层民意(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是揭露“驻京办”第一人、新华社调查型记者李松又一部关注民生的倾心力作。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并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体现在社会心态方面。比如中国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焦躁疑惧、迷茫失落、仇官仇富、愤青思维、拜金主义等，就是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
近年来，李松从实名举报、公车滥用、政务公开、雾霾、学区房、城管制度、社会诚信、未成年人被侵害等诸多社会热点问题入手，对中国的干部管理、环境保护以及就业、教育、住房、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由点到面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依托来自专业调查机构的独家数据，请国内知名专家结合典型案例对这些材料进行理性、客观的精辟分析，从而挖掘、描绘出了激烈转型期社会大众的基本需求、价值取向、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与认识，深入解读了当前的中国社会底层心态。作者还进一步尝试解释社会心态背后的生成原因，特别是制度性的原因，从社会管理角度探究解决之道。
本书为读者了解当前中国社会提供了真实的材料，同时也为社会管理者理解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角度。
揭露“驻京办”第一人、新华社调查型记者李松又一部关注民生的倾心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教授推荐！
这部《底层民意(中国社会心态调查)》选编的58篇作品，大部分是李松近两年刊发于中国时政名刊——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从中国社会心态的角度，通过大量调研采访，聚焦底层民众呼声，不回避社会矛盾，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