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浪汉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流浪汉时的惊吓。那是1978年的12月1日，我九岁生日的前一天。外面下着雪。父亲与我步行走在去曼哈顿西区的路上，那里有一家卖超8电影的影像店，我们每年都会去一次。每一年，在我的生日聚会上，吃完午饭和蛋糕，父亲总会在他的木地板办公室里那个逼仄的住处装好超8电影放映机。凭借着六七个小孩、黑暗以及一点点想象力，父亲的办公室一下子获得了魔力，变成老电影的殿堂。一整个下午，我们看着《马戏团》中的卓别林，《德拉库拉》中的贝拉·卢戈西，以及《乌鸦》中鲍里斯·卡洛夫和文森特·普莱斯的打斗场面——它们都被适当压缩成适合超8的放映格式，这也让我们能够在天黑之前再踢一场儿童足球。父亲用投影仪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总是新收集来的藏品。

父亲和我在店里花了一个小时淘恐怖电影——我们最喜欢的类别。最后《公元前一百万年》和《弗兰肯斯坦》让我们左右为难，结果，我们选择了《他们》代替，一部关于巨型辐射蚂蚁的另类经典。我们还约定，第二年要挑一部喜剧片。走出商店，我们试着用积雪团雪球，但雪似乎还不够厚。当父亲问我接下来想做什么，他的笑容溢于言表，他知道我的答案。二十年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依然是我最钟爱的目的地。

我在一个叫佩勒姆的小镇长大，它位于韦斯切斯特和布朗克斯的边界，距离南边的曼哈顿只有三十分钟的车程，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中，和父亲去曼哈顿的旅程却是我童年的大冒险。紧紧抓着父亲的手，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我感到快乐和骄傲。我们从不是造访大都市的外乡人，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地巡视的征服者。登上宽阔的阶梯，就是博物馆的入口，而我的心跳已经因兴奋而开始加速了。我们匆匆掠过六十三英尺长的独木舟，里面摆满了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模型；忽略掉全球鸟类和非洲人模型，径直到达卡尔·阿克力非洲哺乳动物大厅，下午，我们就在这里，仔细观察那些镶着玻璃眼珠的大象、狮子和羚羊。在那个年纪，我可以一整天谈论动物，而父亲似乎深受其苦。

随后，在海洋生物馆，来回漫步在我最钟爱的展品下方——一头雌性蓝鲸的复制品从天花板垂直悬挂而下——我向父亲透露了自己一个最大的秘密：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将更爱动物，而不是人类。我以为他会被吓到，我的宣称足以让他大吃一惊，然而他却笑了，亲了亲我的额头，说有时候他也这么觉得。

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展览给我的惊吓太多，以至于已经不能将它说成是我的最爱了，但这一切仍足够令人着迷：幽暗的光线让人犹如置身于海洋深处，一头抹香鲸和一只大王乌贼被困在瓶子里，濒临死亡。我的身体紧贴着玻璃，对父亲说我最爱的鲸鱼是抹香鲸，因为它长着牙齿。而父亲告诉我，他的最爱是驼背鲸，因为它的叫声。我们又对着这幅让人心生敬畏的景象注视了几分钟，父亲提醒我，我们该回家吃晚饭了。

坐地铁到了时代广场，我们没有换乘s线，而是决定穿过第42大街走到中央车站。我们也还盘算着在雪中玩一会。从地铁站上来，手拉手，我们对这一天，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这时，流浪汉出现了。他很高，几乎和父亲一样高，消瘦，乱蓬蓬的长发，胡须凌乱，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脏衣服。雪花落在他外套的肩膀，他的头发，他的胡须里，积了薄薄的一层。我可以从他站着的地方闻到他的气味。他试图和我们说话，这把我吓了一跳。他的声音让我害怕。他呼出的气息就像是一团烟雾。他很快地说着什么，听上去很生气。我还没听清他在说什么，父亲就把我拉到了一边。

红绿灯把我们挡在拐角处。我屏住呼吸，收紧下巴，顺着肩膀慢慢回过头看。他站在同样的地方，在雪中大声说着什么，并用力地打着手势，就好像仍能看到我们，好像我们仍站在地铁出口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拽紧父亲的手，向他靠过去，庆幸他在这里。我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一些本不应如此的东西。一个人对着不存在的对象大声倾诉，这并非常理。它违背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我们总是在和什么人说话。绿灯亮了，我们穿过街道，但我仍在顺着肩膀回头看。父亲感觉到了我的恐惧，他低声向我解释，有时人会迷失在自己的思考之中，就像走在城市里，他或我有时候会迷路。

从那天起，每次去曼哈顿，我都会看到那个流浪汉。他的容貌在逐渐改变，但总穿着同样的衣服：饱经沧桑的皮肤，脏兮兮的衣服，凌乱不堪的头发。最终，时间的魔法将我的恐惧转变为刺激和漠然。流浪汉不知不觉从我的意识中悄悄溜出来，进入我头脑中存储平凡事物的行列。他成了一种都市生活的客观事实，不多不少，像上下班高峰期或者出相车。

P13－15

拉胥梅耶用其诚实而并不伤感的叙述，透过孩子充满无条件的爱的双眼，完成了一次打破沉寂，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投掷光亮的非凡之旅。

——《罗克兰日报》

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如何最终以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无家可归的潇良汉的身份离开人世?他的儿子也为此迷惑不解，而这也正是让他心酸和痛苦的故事。一本写得非常好的书，勇敢的叙述提醒着我们，掩盖在无家可归者们的面具背后一张张真实的脸。力荐。

——E·富勒·多利，医学博士，斯坦利基金会研究项目执行主任

作者用小晓的时间和观念为我们呈现了一道关于现实的菜肴。而最终的结局，让读者获得很多信息，一次愉悦的阅读，即使最孤僻的心也将被打动。

——《最新时事评论》

致谢

作者的话

Part One

流浪汉

局外人

守门人

混乱的感知

Part Two

父亲

囚犯

精神分裂症患者

Part Three

陌生人

小偷

病人

意外死亡

这是一本关于我父亲的书。这也是一本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书。在全球，有将近百分之一的人们遭受着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仅仅美国就有两千五百万。而每年，都会有十万的新增病例。他们发作的年龄，虽然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都集中在青春期晚期或是成年早期。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包括一系列和丧失工作以及社交能力相关的征兆和症状，和流行的看法相反，精神分裂症和多重人格分裂没有关系。它的症状包括：妄想，幻觉，言语紊乱，极端混乱和紧张行为，情感淡漠。将近三分之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包括我父亲，都属于偏执型的子类别，这一类别的主要特征是显著的妄想和／或者幻听，经常都是围绕一个常见的主题，并没有明显的认知功能和情感上的混乱。

在所有的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是患病时间最长，并具有衰竭性的一种，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每年超过三千的死亡人数中，93％是因为自杀。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个一生中，他们的自杀率超过了10％：将近一半的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会在他们生命的某一个时间尝试自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死亡率是普通人的两到四倍。而在经济层面，这些人每年需要325亿美元的投入，用于直接的治疗及支持、生产力的损耗、护理以及相关的服务。与其他的人类的苦难相比，精神分裂症，再加上躁郁症，还定义着美国城市的特点，他们组成了美国无家可归者人口的三分之一。

因为他们的失常，这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们比起他们发病之前，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更低。很多人都无法继续维持工作，而且比他们父母的职位要低—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下迁移”。大部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结婚，很多人的社会交往相当有限。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患病知道很少，或者根本觉察不到。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失常之后，他们的情况变化会因个例而不同，有些人会显示出恶化或者减缓，而另一些人则发展成慢性病。但彻底减缓的例子非常罕见。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原因，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有好几种。但有一点共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神经生物学意义上的失常，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它的病因基本上是生物学方面的，而不是因为社会方面。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主要方法是抗精神药物治疗，它作用于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再加以职业以及社会技能训练的辅助。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抗精神药物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某些症状——尤其是妄想和幻觉方面已经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但这种疗效并不对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效，而且它还有副作用。大部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终其一生，都在忍受着一些治疗并不能够触及的其他症状。对精神分裂症，无药可治。

1995年1月，25岁的作者突然接到警方的通知：与母亲离婚多年，失踪在外的父亲，因心脏病和孤独病死在一间老旧残破的公寓里。

在父亲过世之后，拉胥梅耶决定踏上探索父亲内心疯狂，孤独历程的旅途。他握着父亲寄给他仅有的几封短信，循着有限的线索，穿梭父亲曾经待过的城市乡镇，寻访曾与父亲接触交谈过的人。逐渐地，那个在他成长过程中一直充满疑惑、模糊不清的父亲的内心世界，慢慢拼凑成形。《无法触碰的爱(通向父亲与疯狂斗争的旅程)》作者纳撒尼尔·拉胥梅耶将父亲一生对于了解爱，美善与正义等永恒真理的渴望，以及父亲陷入绝望与恐惧的挣扎心情记录下来，希望透过这些触动心灵的文字表达表达自己对失落的父爱的救赎，也借由真实地揭露精神病患与流浪汉的内心世界，使世人更加理解与体谅那些需要关爱的社会边缘人士。

一个被精神分裂症夺去理智，最终夺去生命的父亲的故事。

用生命与人性之爱，感动全美的温暖与希望之书。

纳撒尼尔·拉胥梅耶所著的《无法触碰的爱(通向父亲与疯狂斗争的旅程)》描绘了一副疯癫的父亲的肖像，他的写作充满同情和坦诚，从文学的角度对精神分裂这一疾病提供了人性和情感的关怀，是一本能给人巨大安慰的、充满情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