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是全景式反映“四人帮”兴亡的唯一纪实文学作品,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生动读本。由著名作家叶永烈潜心30春秋,收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100多位当事人,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完成。全书共分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25章,以近200万字的篇幅及大量反映历史现场的图片,真实反映了“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一生及“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共4册)》最新图文增订版,补充了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四人帮”兴亡》初版的错误之处。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共4册)》是作者叶永烈潜心三十春秋,收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众多当事人,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完成的。全书共分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25章,以近200万字的篇幅及大量反映历史现场的图片,主体上将“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作为一个“帮”来叙述,根据其产生和兴亡的脉络,具体生动地讲述了“四人帮”及极左路线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党和人民与“四人帮”殊死搏斗,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本书是全景反映“四人帮”兴亡的唯一纪实文学作品,是读者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读本。
其实,在1966年、1967年,还不存在“四人帮”!
“四人帮”是在王洪文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才形成的。毛泽东本来寄希望于王洪文,把这个年轻人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谁知王洪文到了北京,就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警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上海帮”的话。
毛泽东最初称他们为“上海帮”,显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名词。因为“上海帮”带有鲜明的地域概念,容易造成混淆,把在上海工作的干部都算进“上海帮”;再说,有了“上海帮”,就容易引出“北京帮”、“山东帮”、“广东帮”之类,更会造成混淆。
另外,“上海帮”给人的印象是由上海人组成的帮派,而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他们四人之中,无一上海人。除了姚文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拉”都不会说。他们只是在上海生活过,或者原本在上海工作。所以,称他们为“上海帮”,并不太确切。
倒是毛泽东所说的“四人小宗派”,极为确切。
毛泽东显然发觉“上海帮”一词的涵义不准确,所以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便改称他们为“四人帮”:“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小宗派”,便被称之为“四人帮”。
当然,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人生道路上,上海的一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
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戏”,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克”——张春桥钻人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亭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1948年入党,1957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追溯“四人帮”中四个“伙计”的“结交史”,也都是在上海。
在“四人帮”之中,江青与张春桥应该最早认识。
江青、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都生活在上海。据沈醉回忆,他在《大晚报》副刊主编崔万秋那里,既见到过穿蹩脚西装的张春桥,也见到过殷勤倒茶递烟的蓝苹(即江青)。当然,那时候的蓝苹是否与张春桥有过来往,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张春桥与姚文元相识。他们在上海当时都住在香山路。先是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此后,姚文元与张春桥有了诸多接触。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在1963年从北京前来上海,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1966年1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安亭拦截火车,造成京沪线中断。张春桥奉命从北京飞往上海,赶往安亭。在那里,张春桥结识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王洪文,给予“鼓励与支持”。
自从王洪文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那么,四人结成“四人帮”,是不是从毛泽东在197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批评“四人小宗派”算起呢?
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第一种见解——
主张以毛泽东的这一批评,作为“四人帮”出现的日子。
第二种见解——
以为四人结成“四人帮”,应该从王洪文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算起:在四人之中,王洪文最后一个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当然,在王洪文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已经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但是,那不能说已经形成“四人帮”。“四人帮”,应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四人小宗派”,所以应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算起。
王洪文在1973年8月3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所以,“四人帮”应从1973年8月算起。
第三种见解——
王洪文并不是刚一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王洪文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逐渐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小宗派”。到毛泽东批评这“四人小宗派”时,表明“四人帮”已经正式形成。所以,“四人帮”大体上形成于1974年。
这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
在笔者看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也许比较妥切:从王洪文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开始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形成“四人小宗派”,亦即“四人帮”。
不论这三种见解如何不同,但是都一致认为,在1973年8月底之前,亦即王洪文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还没有形成“四人帮”。
接下来,书归正传。让我们循着“四人帮”每个成员的初起、发迹,以及如何狼狈为奸,横行一时,最后走向覆灭的轨迹,回顾“四人帮”的兴亡史。首先从“四人帮”的第一号人物江青讲起。P5-7
增订版前言
《“四人帮”兴亡》是我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也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1980年观看中央电视台转播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实况节目,触发了我写这部长篇的计划,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
《“四人帮”兴亡》题材庞大,最初分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本书,在1988年初版,此后多次修订再版。由于“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分成四本书来写,部分内容重复,而且是把这个“帮”拆散了来写,没有整体感。到了2002年,终于把四本书合为《“四人帮”兴亡》,即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在《“四人帮”兴亡》完成之后,搁置多年,未能出版。
2008年,《“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人帮”兴亡》共182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我庆幸能够在许多“文革”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倘若我在今日才动手写这部长卷,那就无法获得那么多极其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
《“四人帮”兴亡》出版之后,我花费很多时间对全书进行大修改,大补充,而且还进行了许多补充采访。放在您面前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便是补充了2002年以来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最新成果的版本。由于新增了十几万字的内容、增加了与“四人帮”成员及历史背景有关的图片,增大了整书的篇幅,原来分上、中、下三卷的做法不利于读者阅读;同时考虑到“四人帮”从产生到灭亡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因此,增订版按照“四人帮”的兴亡历程,分为初起、兴风、横行、覆灭四卷。这样既方便了读者阅读,也勾勒了“四人帮”兴亡的脉络。另外,增订本还逐一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本书初版的错误之处。
在今天,出版《“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可以说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让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了解那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很多年轻人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上,更谈不上汲取“文革”的沉痛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防止“左”的顽症卷土重来。
二是近年来沉渣泛起,为“四人帮”翻案者借助网络推波助澜。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为“四杰帮”,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
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了解所谓“文革四杰”的真正面目,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对《“四人帮”兴亡》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早在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就多次与我联系,期望出版《“四人帮”兴亡》。这次,他们得知我完成《“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再度热情约稿。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当代中国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感谢。
《“四人帮”兴亡》是一个大题材,涉及中国当代诸多政治人物与重大事件,需要不断修改、增订。我愿继续对本书进行修改,以求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叶永烈
2012年10月7日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