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编著的《杨东莼大传》主要按时间顺序讲述了杨东莼历经艰难而又奋进向上的一生，介绍了在历史与人文间激荡交汇而碰撞出的许多看似平淡实则充满波澜的史实，涉及其生平经历、社会活动、学术研究和翻译成果、教育实践与思想沿革等多个方面，是了解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杨东莼的生平及其所走过的心路历程的珍贵资料。

那些渐已远逝的传奇故事，那段无法平静的人生履痕，或是明日黄花，或被尘埃湮没，或在风中消散。岁月其徂，古人乃喟叹：“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杨东莼，这位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些作为主角活跃在中国历史中心舞台并给后世留下巨大身影的历史人物不同，有关这位大时代的参与者的传说正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与记忆，可一旦拨开历史的氤氲迷雾，那些零零散散的记忆碎片不断浮现，总能激起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好奇与探寻。周洪宇编著的《杨东莼大传》讲述了杨东莼历经艰难而又奋进向上的一生。

导言：大时代的参与者

第一章 逐梦少年

第二章 “五四”新青年

第三章 从理性之光到革命之路

第四章 流亡日本

第五章 学术的黄金期

第六章 “杨把戏”

第七章 抗战救亡

第八章 再为“冯妇” 

第九章 逃亡香港

第十章 雾都岁月

第十一章 短暂的“芳园” 

第十二章 “一个非广西籍的广西人” 

第十三章 桂子情深

第十四章 真诚与同情的纠葛

第十五章 徘徊于学术与政治的苦闷

第十六章 落日余晖

结语：历史的评判

杨东莼生平年表

杨东莼主要编译著系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这场“庚子国难”最后以清延战败，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为终。列强步步紧逼，慈禧太后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来求得一时苟安。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赫然出现在国人眼前，此时清朝“天朝上国”的盛世繁华已经不再，内忧外患不断升级，中国犹如一艘随时可能倾覆的古船在风雨中飘摇。

正是这一年，190¨。年农历3月8日寅时，杨东莼在醴陵渌江乡河西村(今称“两山史家老屋村”)一个林木丛竹掩映下清幽静谧的小院子中呱呱坠地了。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在罗霄山脉北部西面，西有株洲、长沙，东与江西萍乡相接，居长沙、株洲、湘潭三角地区。县城依山傍水，一道名为渌江的大河，穿城而过，流入湘江，出洞庭湖。这是一个山水秀丽、人杰地灵之地。

离杨家不足5公里的北乡，有个株林树下村，村口有一株相传从明朝留下来的参天古树，村中有栋朱家老屋，屋背后靠着一座名为建安山的高岭。这户人家靠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份薄产过日子，世代务农，并不富裕。家中最小的儿子朱竹怡(后改名为朱克靖、朱笃一)这年正好5岁，顽皮机灵，经常在一排二层农舍前的池塘边嬉戏，被父母亲叫做“黑子”。这个出身老实农民家庭的脸色黝黑的男孩，在多年后，成为杨东莼关系密切的同窗学友。

杨东莼的父亲叫杨策，祖父叫杨畹兰，曾祖父叫杨东阳。杨畹兰育有三子，即杨炳书(杨策)、杨笔书、杨竹书①。在渌江乡，河西村的杨姓人家很多，杨东莼的祖上是大户人家，原籍江西省高安县。曾祖父杨东阳靠经商起家，因头脑灵活善于经营，颇有积蓄，家底甚厚。祖父清朝廪生出身，受洋务运动影响，热心于开煤矿、熬樟脑，并设书局发售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新书，但对于经商心有余而力不足，惨淡经营几年后，几乎败光偌大的家业。到杨东莼出世时，杨家已经衰落，不再是富贾之家了。

家业不再昌盛，但道统依然延续。杨东莼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晚清社会典型的读书人，深受儒家传统影响。他们有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地理闭塞的渌江乡那些终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民不同，他们关心时政，对外界有一定见识。杨畹兰接受了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希望从器物层面来改良社会、救亡图存，为此他甚至倾家荡产；杨策感受到“甲午战争”惨败的沉痛教训，深信国难之际最紧要的是强兵御侮，于是弃笔投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杨策是个秀才，思想比他的父亲杨畹兰更激进。少年时由乡赴省，进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当时省城有岳麓、城南、求忠三大书院。城南书院院长刘凤，学问平常，但喜欢提拔后进。杨策秉性聪明，志气宏远，爱读孙吴兵法和诸葛亮心书。当时与杨策同榜入泮的有程潜①，二人年龄一样，志趣相合，且是同科秀才，因此交往甚密。

杨家父辈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在不自觉中成为杨东莼脑海里的印记，他继承了这一由修身而经世的传统，这也成为他日后一切行为的前进动力之一。

杨东莼的出生，让杨策喜忧参半，喜则头胎得子，振兴家业有望；忧则国事式微，处境危艰。他给长子取名“人杞”，又取了个乳名“岂匏”②。有较深传统文化涵养的杨策，给儿子取名字自然有一定寓意。“岂匏”这两个字出自儒家经典《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③，意指怀才而莫展，如匏瓜中看而不可吃用。也许，是出于对清政治腐败无能的失望，和对国家前途的无比忧虑，杨策希望儿子在乱世里，能成就才学，施展抱负，经世治国，而不是一个无用的“匏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士大夫型”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景，如同南宋词人辛弃疾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恢复国土无望，壮志难酬，发出了“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干叠”的悲怆感慨。

P7-8

那些渐已远逝的传奇故事，那段无法平静的人生履痕，或是明日黄花，或被尘埃湮没，或在风中消散。岁月其徂，古人乃喟叹：“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杨东莼，这位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些作为主角活跃在中国历史中心舞台并给后世留下巨大身影的历史人物不同，有关这位大时代的参与者的传说正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与记忆，可一旦拨开历史的氤氲迷雾，那些零零散散的记忆碎片不断浮现，总能激起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好奇与探寻。

握准回忆性的故事脉搏，人们往往习惯从临近生命之河的终点溯流而上。1979年，举国上下沉浸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喜悦里，亿万人民在欢呼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五四”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庄严美丽的穹隆顶下，一群老者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当年的“五四青年”杨东莼说“社会科学院写一本历史书，给青年人看看，但不要写八股文。现在有人还写八股文，写来写去还是那么几句，历史书要有事实，有形象，感染、教育青年人”①。

当时光倒流至60年前的同一天，即1919年5月4日，关于那场被赋予了神圣的启蒙色彩的五四运动是不是“还是那么几句”呢?京城十三所高校，三干余学生，愤慨于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的受挫，焦灼于日本将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于是集聚天安门，游行使馆区，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诚如杨东莼所言，通常人们耳熟能详的仍是这些被概念化、符号化的“集体行为”，至于那些生动细节却无从得知了。

置身危难交织的时代，杨东莼身处不舍昼夜的时代大潮里，呈现的是怎样的一幅人生图景呢?这是怎样的一位进步的“五四”青年呢?他的一生因“五四”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值得很多人怀念至今?

一个好的历史考据家一定是一位出色的侦探，要想全面客观地描述杨东莼的一生，使读者“读起来像侦探故事”，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比跟“五四”一样的重要历史事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1940年12月4日，中共南方局以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名义发电文给李克农，要求他转告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教育长的杨东莼(地下党员)加强对李任潮(李济深)等人的统战工作，“对李任仁应根据佳电多向其解释华北无法容下两部，我军必须在华中求食，可经杨东莼等促他多做解释工作，并说明反共阴谋之咄咄逼人，企图造成内战以便投降，同时应解释此次白之作反共先锋实为不智”①。

事实上，周恩来在不同时期对杨东莼有三个评价：一是“杨东莼在广西，力足敌十万健儿”②。二是“学识渊博，胆小如鼠”。三是“既是老革命，也是新党员”。第一个评价，无疑肯定了杨东莼在广西的革命工作。他曾在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后，受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的委托，从上海专程去南宁，代表救国会入桂“共商国是”，表明救国会“全国应该团结抗日，不赞同内战”的主张，他的雄厚辩才与敏锐眼光使李宗仁、白崇禧另眼相看。

几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了，李宗仁、白崇禧再次与杨东莼探讨对时局的看法，杨东莼反对胡鄂公与章伯钧等的做法(他们极力要李济深乘机推动李宗仁、白崇禧起事)，尖锐地指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定的，“西安事变”的结果最终还是会由统一战线来决定，并赶到梧州戎墟看……

本传的撰写，追溯起来，缘起于业师章开沅先生多年前的嘱托。

记得20多年前笔者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之后，开沅师就指示，你是专研教育史的，应多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做工作，以与其他专研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风俗史的师兄弟们分工合作。研究陶行知，不妨借鉴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佳作，撰写《陶行知年谱长编》，写一部有特色、高质量的新型陶行知传记；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不妨先研究一下华中师大百年历史上几位颇有作为的老校长，如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代校长黄溥和华中师院首任院长杨东莼，为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借鉴。我深知，开沅师胸中实有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希望弟子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各方面有所建树，成就专才，把关一方。他日条件成熟，合撰一部类似于费正清主编的《晚清中国剑桥史》高水准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这么多年来，尽管阴差阳错，个人游走于学术与行政之间，每日杂务缠身，先生之嘱却始终未忘，只要有可能，就抓紧进行。

眼下，经过笔者及学生刘大伟的共同努力，四卷本135万字的《陶行知年谱长编》已经完成，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而《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则由马敏兄和我等编辑，早于1995年就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黄溥学术论著选》、《黄溥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两书，也或由笔者与丰春光、黄继溥合作完成，或由笔者指导学生丰春光完成，分别于2011年前后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传的撰写固有此远因，但真正促成此事的，实为两个近由，那就是2013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校庆110周年与2014年民进湖北省委会60周年纪念。在2012年筹备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校庆时，开沅师、马敏书记、杨宗凯校长等人希望我在完成《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和主编《杨东莼文集》之外，最好再撰写《杨东莼传》，以铭记这位学校早期领导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奠定厚基的丰功伟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及冯会平主任也对此选题予以积极回应和支持，而正巧，杨东莼也是我现任职的民进湖北省委会的创始人，民进武汉市委会第一任主委，可以说是我学术与党派工作的“双重前辈”，民进湖北省委会也在积极考虑组织力量编写《杨东莼大传》，在2014年省民进成立60周年纪念时，宣传、学习这位民主党派的前辈，并用会史教育会员“始终在正道上行”。这样，远因近由交叉叠合，撰写《杨东莼大传》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传记的撰写过程，从筹备到搜集整理资料、拟定写作大纲、撰写初稿、重新撰写、修改定稿，前后整整一年半，经历诸多故事，可谓曲折反复，这里且不细叙。只能谈点感受，算作补充说明。

首先，恩师章开沅和民进老人胡铭心等人的全力支持是笔者完成此重任的强大动力。开沅师对此传寄予厚望，多次予以指示。60多年前，开沅师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当年曾深得一院之长且为学术前辈的杨东莼厚爱，得到杨东莼精心栽培和提携，带到北京开阔眼界，与一流人物交往，学问与境界得以迅速提升。开沅师曾多次与人回忆这段往事，听者无不动容。开沅师在与笔者交谈过程中，虽只从客观立场讲述杨东莼对其关照的往事，语气极为平静地讲述他当年因写李自成的文章，从北京回武汉接受批斗，杨东莼给予关爱的点点滴滴，一切都那么生动、具体，那么亲切、淡然。他丝毫不顾溽暑，不顾自己已是近九十的高龄，娓娓道来，忘却了时间的流逝。胡铭老也年近九十，是协助杨东莼创建湖北武汉民进的重要当事人。笔者拜访他时，他也与开沅师一样，充满深情，侃侃而谈，眉飞色舞，这使笔者深深体会到：杨东莼其实并未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和记忆里。

开沅师对本传写作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提示本传在表述方式上，应尽可能多写实，少溢美。通过杨东莼的一生，展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生逢危世的跌宕命运与爱国救国的价值追求。实事求是，这丝毫不会减弱其人格魅力，毕竟光影似箭，有太多与杨东莼相关的鲜活的物事，可以使传记转化为传奇。

其次，占有史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基础。本书的撰写，得益于民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