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市最有名的李家沟煤矿有人几次给刘志文打电话，说他们煤矿的领导根本就不顾他们的死活，在煤矿多次发生闪爆的情况下，依然在生产。那位打电话的人说：“我求求你了，我们450多号人的生命都寄托在你手上了。”
“你们给当地的安检部门反映了吗？”刘志文问。
“反映了，根本不管用，我们经常看你的报道，觉得你是一个敢于主持正义、有责任、有良知的记者，我们希望你能把我们煤矿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曝光，你要是能把我们煤矿的安全隐患问题曝光了，你就积大德了。”
刘志文留下那个自称叫陈小超的手机号码，安排好手头的事情，就去李家沟煤矿去了。走时，雷晓红一再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她说，很多煤矿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刘志文对雷晓红说，他会把每一天的采访图片和录音都发到邮箱里，让她经常打开他的邮箱帮他整理那些录音和照片。
到李家沟煤矿后，刘志文首先约见了那个给他打电话的陈小超。陈小超是当地人，在那个煤矿已经干了7年。在陈小超的介绍下，刘志文得知，这个煤矿的品位和储量在全省都是少有的。煤矿从开采以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该煤矿已经采用半机械化操作，在开采中已经形成了3个巷道，整个煤矿实行三班倒，每一个班有150多人在矿井下工作。
刘志文被陈小超领到了他们宿舍。那是刘志文见过的最简陋的宿舍。在不到30平方米的宿舍里，有两排通铺，每个铺上睡8个人，宿舍的房顶盖着石棉瓦，那些石棉瓦透光的地方有雨水浸蚀的印痕。因为宿舍里住的人太多，整个宿舍里弥漫和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和鞋袜的臭味。
刘志文在通铺上坐下之后，陈小超便迫不及待地告诉刘志文：“我们煤矿已经不止一次出事，都被矿上抹平了。尤其是最近，整个井下瓦斯浓度很高，已经出现了两次闪爆，还着火了，灭了两天的火也不停工。你说，在这么危险的井下工作，我们的安全怎么能保证？更让人可气的是，前天巷道起火后，我们往外跑时，领导不让跑，说谁敢往外跑就开除谁，这不是让我们等死吗？”
刘志文不敢相信陈小超说的话，其他几个人附和道：“他说的都是真的。我们这些挖煤的人是被人称作活着的死人，我们每一天从这里下井时，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安全回到这个地方？还能不能见到阳光？没人关心我们的死活，真的。”
“我想到井下去看看，你们有什么办法吗？”刘志文问。
“想下井简单得很，我们这里有很多老矿工，发现井下瓦斯浓度高的时候，就开始转让工牌。”
“什么叫转让工牌？”刘志文问。 “我们下井时，是凭工牌领矿灯和安全帽的，工牌上只有名字，没有照片，所以，好多老矿工，也就是正式工，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工牌转让了。他把工资的一半转让给替他下井的人。这样一来，那些不愿下井的人，到月底还是全勤，奖金也不少拿，就是少收入一点，但他们很安全啊。”
刘志文很不解地问：“这样的事没人管吗？”
“这种事在我们矿上早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好多农村来的矿工，为了多挣几个钱，从井下出来，甚至顾不上吃饭，就又替别人下井干活去了。”
那天晚上，刘志文和那些矿工聊了很多，也了解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态。他为这些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感到担忧，也为煤矿的这种管理震惊。
第二天一大早，陈小超给刘志文找了一个工牌，刘志文把相机和录音笔藏在衣服底下，跟着陈小超他们下井去了。他要亲眼看看矿工井下的工作环境。他要拍摄闪爆的照片。
从煤矿的井口到工作面有一千多米，上班的150多人全坐上了20节长的小火车。小火车进入矿井之后，刘志文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黑暗的矿道和轰隆的火车声，让人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恐惧，有一种通往地狱的感觉。
十几分钟后，刘志文和那些矿工到达工作面。陈小超悄悄地把刘志文带到前天起火的那个巷道。那个起火的地方虽然没有明火，但还飘散着呛人的煤烟味。刘志文用相机拍下了依然还飘散着烟雾的画面。
刘志文问陈小超：“会出现闪爆吗？”
陈小超说：“说不准，昨天和前天都出现过，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出现，我不希望出现，因为闪爆随时都可能引发瓦斯爆炸，一旦出现瓦斯爆炸，就会引起煤尘燃烧，煤尘燃烧起来，我们根本就出不去，那后果不堪设想。”
刘志文在井下呆了8个小时，他害怕闪爆，又想拍到闪爆的镜头，可是，直到他回到地面，也没有看到闪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真正出现闪爆之后，会是什么结果。P227-229
15年前，我因为一篇特稿，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一开始，我在报社的文艺部当副刊编辑，编辑一些风花雪月的散文和诗歌，做着自己沉迷不醒的文学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文艺部被调到了特稿部，从一个副刊编辑成了一名特稿记者。
从做特稿记者的那天起，我就给自己定了目标，写10年特稿。再写小说。可我没想到，我做了整整13年的特稿记者。13年里。采访了多少人，采访了多少事，我记不清了，但我知道。我在全国近百家报刊发表了几百万字的特稿，这些稿件饱含了多少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让我知道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记者的道德良知是何等重要。
2008年1月，我以《编外记者》为题，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我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个优秀的特稿记者。因为他始终践行着一个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使他陷入在尴尬与无奈之中。半年时间，我写下了22万字。写完之后，我总觉得我的那些人物还悬在空中。悬在空中的人物是缥缈的，模糊的，我被这些飘忽不定的人物纠缠着，折磨着。
两年后，我在延安租住的房子里又开始修改《编外记者》。在修改中，我把《编外记者》改成了《调查记者》，并续写了五万多字。那段时间，是我最煎熬的一段时间。严重的失眠困扰着我，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爬到虎头峁上。虎头峁在我租住的房子后边，峁上有亭子，有平台，站在峁上，能看见宝塔山。我在寒风凛冽的峁上徘徊，看着宝塔山上的灯火辉煌，拖着沉重的步子踩踏出冰雪痛苦的声音，我在为我作品中的人物寻找归宿。我在为我作品中的人物寻找出路的时候，也在为自己寻找出路。人常说，四十不惑，而我，步入不惑之年之后却更加迷惑了。我觉得我像唐·吉诃德一样悲哀，唐‘吉珂德好歹还有一个跟班桑丘，而我，孤独得只剩下了一颗冰冷脆弱的心。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睡眠都不超过三个小时。我躺在那个有地辐热的地板上做仰卧起坐，像驴打滚一样辗转反侧。我使劲地折腾自己，但我还是睡不着，在黑暗中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眼前却浮现着形形色色的人物。睡不着，头重脚轻地爬起来写作，写得我头疼欲裂，血压升高。那时，我体会到了写作是多么艰辛、多么熬人的一件事情。熬的不仅是心，更多的是血。
今年春节之后，我又开始修改这部作品。在修改之前，我把《调查记者》改成了《寻找真相》。真相远比想象的复杂。我觉得，在我们痛惜道德不断滑坡、焦虑信任危机不断升级的今天，寻找真相、揭示真相、面对真相更能体现媒体的力量和记者的责任。我原以为我写完了小说，安排好了我的那些人物，就会轻松一些，没想到，写完之后，我反倒更沉重了。我无法接受我主人公的命运，可他的命运却是我一手安排的。那是一个特稿记者在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命运，也是特稿记者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
当我们今天提倡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的时候，我们能否思考一下，媒体记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任何一个领域的腐败都可能通过媒体曝光，尽管在曝光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利益驱动将负面的做成了正面的，但媒体的腐败谁来监管
我们需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我们更需要记者坚守起码的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因。媒体与记者，只有客观冷静地面对真相、寻找真相，才能更理性更健康地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需要发展，更需要健康的发展。
我们需要在阳光下生活，不需要无奈的雾霾。
2013年5月9日
特稿，是指对特别事件的特别报道，深度反映着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特稿记者为了撰写特稿，必须秉持记者强烈的正义感和和使命感，排除各种阻力，对真相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
周书养编写的《特稿记者》主人公刘志文是一名特稿记者，在对各种真相进行调查、报道的过程中，曾因为拒绝贿赂被诬陷嫖娼，因为揭示煤矿安全隐患被栽赃陷害，因为调查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儿子被绑架，同时他还必须面对特稿记者的职业带来的爱情与婚姻的磨难、记者队伍中的败类制造的各种诱惑以及打击报复……但他始终坚守和捍卫着新闻职业的道德底线，以一个记者的勇气和责任，书写了道德与利益的冲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不断地努力地寻找真相，还原真相……
《秦西时报》的外聘记者刘志文，富有正义感，在报社特稿部工作期间，调查和报道了不少社会问题，例如矿难、医疗事故、司法事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等，在期间经历了被贿赂、被抹黑、被打、被处分、开除等等，揭露了围绕着特稿记者对社会事件的调查和报道所发生的令人不可思议的黑幕。周书养编写的《特稿记者》描写了很多社会的黑暗面，但是也描写了不少具有正义感的人物，描写了人间的真善美，描写了亲情、爱情的美好，使读者在对黑暗的感到愤怒的同时也感到了生机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