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时代》是一本记录20世纪留学生活的小书，集中展现周作人、蒋梦麟、许地山等25位学人的留学记录。虽然他们所学不同，如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社会学、美术、语言，皆有各自学科的特点；但负笈远行时的共性也都存在于各自的文字间。他们无不需要克服语言和心理上的困难，努力适应国外学习的方法与节奏。

希望这样一本小书，在今天依然是一“出国热”的时代中，能对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起到一点鼓励的作用。

《留学时代》是一本记录20世纪留学生活的小书，集中展现人文学者的留学记录。收录的是周作人、蒋梦麟、许地山等25位学人关于留学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于了解二十世纪的留学文化，展望留学生涯，抑或反省留学得失，均有帮益。

《民报》社听讲

负笈西行

牛津的书虫

在康奈尔的几年

四年美国自由教育

我所知道的康桥

爱丁堡大学中国学生生活概况

游学美邦（节选）

巴黎学子

雅典城美国古典学院

海德贝格记事（节选）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节选）

我与鲁汶大学法学院

留英记（节选）

学习吐火罗文

哈佛七年

在牛津

我在耶鲁的时候

公费留学到巴黎

耶鲁谈往

杂忆留苏

在哈佛听课

哈佛的一天——知识的拾穗

哈佛教我一个“变”字

致陈思和老师——谈美国大学教育

编后记

蒋梦麟(1886—1964)，现代教育家，1908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我拿出一部分钱，买了衣帽杂物和一张往旧金山的头等船票，其余的钱就以两块墨西哥鹰洋对一元美金的比例兑取美钞。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人大海，让它随波逐浪而去。

我拿到医生证明书和护照之后，到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请求签证，按照移民条例第六节规定，申请以学生身份赴美。签证后买好船票，搭乘美国邮船公司的轮船往旧金山。那时是1908年8月底。同船有十来位中国同学。邮船起碇，慢慢驶离祖国海岸，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在上船前，我曾经练了好几个星期的秋千，所以在二十四天的航程中，一直没有晕船。

这只邮船比我前一年赴神户时所搭的那艘日本轮船远为宽大豪华。船上最使我惊奇的事是跳舞。我生长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里，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我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

船到旧金山，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睛检查得特别仔细，唯恐有人患沙眼。

我上岸时第一个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

我们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钟头，还到唐人街转了一趟。我和另一位也预备进加州大学的同学，由加大中国同学会主席领路到了卜技利。晚饭在夏德克路的天光餐馆吃，每人付两角五分钱，吃的有汤、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和一杯咖啡。我租了班克洛夫路的柯尔太太的一间房子。柯尔太太已有相当年纪，但是很健谈，对中国学生很关切。她吩咐我出门以前必定要关灯；洗东西以后必定要关好自来水龙头；花生壳绝不能丢到抽水马桶里；银钱绝不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门时不必锁门；如果我愿意锁门，就把钥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她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告诉我就是了。我很了解客居异国的心情。你就拿我的家当自己的家好了，不必客气。”随后她向我道了晚安才走。

到卜技利时，加大秋季班已经开学，因此我只好等到春季再说。我请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学给我补习英文，学费每小时五毛钱。这段时间内，我把全部精力花在英文上。每天早晨必读《旧金山纪事报》，另外还订了一份《展望》(砌e仇砌础)周刊，作为精读的资料。《韦氏大学字典》一直不离手，碰到稍有疑问的字就打开字典来查，四个月下来，居然字汇大增，读报纸、杂志也不觉得吃力了。

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障碍，经过四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能慢慢克服。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之间。

最困难的是克服开不得口的难关。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国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矫正过来。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语音学的方法，单凭模仿，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发音。因为口中发出的声音与耳朵听到的声音之间，以及耳朵与口舌之间，究竟还有很大的差别。耳朵不一定能够抓住正确的音调，口舌也不一定能够遵照耳朵的指示发出正确的声音。此外，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对中国人并不太亲热，难得使人不生身处异地、万事小心的感觉。我更特别敏感，不敢贸然与美国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时，我也很怕羞。许多可贵的社会关系都因此断绝了。语言只有多与人接触才能进步，我既然这样故步自封，这方面的进步自然慢之又慢。后来我进了加大，这种口语上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我在课内课外参加讨论的机会。有人问我问题时，我常常是脸一红，头一低，不知如何回答。教授们总算特别客气，从来不勉强我回答任何问题。也许他们了解我处境的窘困，也许是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加以原谅。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我虽然噤若寒蝉，对功课仍旧很用心，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多半列在乙等以上。P5-9

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甫开，20世纪的中国恐怕就进入到了“西风烈”(冯友兰语)的时代。且不论留学东洋与留学西洋者的差异、隔阂，甚至门户之见，单就从容闳将第一批留美幼童送到大洋彼岸开始，百年来跨洋过海的一代代学人，都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先后留下过自己求学求知的足迹。正是有了他们，才使得中西学术交流、文明沟通具备了文化基础，才使得中国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有了实现的可能。从大陆到海洋，中国人在“留学时代”中，形成了新的思想交锋，如中西之辨、传统与现代、“冲击一回应”与“内在理路”等话题，都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里面有无数的故事，有欣喜，有悲伤，有些被记录下来，而更多者恐怕已经永远被埋入历史的尘土。

本书就是这样一本记录20世纪留学生活的小书，集中展现人文学者的留学记录。虽然他们所学不同，如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社会学、美术、语言，皆有各自学科的特点；但负笈远行时的共性也都存在于各自的文字间。他们无不需要克服语言和心理上的困难，努力适应国外学习的方法与节奏。其实对于中国的传统学问，世人多有误解，蒋梦麟在本书中就公允地谈到“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很褊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一个传统的学者，“具备学问的广泛基础”。而出国留学之后，学习者会受到西方某一学科较为完整的训练，在组织性较强的学习过程中(赵一凡)，会得到很大的思维与实践锻炼。正如浦薛凤留学时的老师所言：“我是推人下水，让你们自己学习游泳，浮沉不管。”留学前后的学习，大概是在“博中有精”、“专而又广”的状态中进行。这样的学习经历，在本书的种种留学故事中屡见不鲜，作者们想必也都受益匪浅。

本书编选反映“留学时代”的文章25篇，除对讹脱倒衍做基本的修订外，也保留了个别人名、地名上的民国表达习惯。希望这样一本小书，在今天依然是一“出国热”的时代中，能对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起到一点鼓励的作用。借用钱钢先生的话说，那些“留学时代”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人格化的奋斗象征”。

由于我们见闻有限，未能获得一些文章作者或其家属的联系方式，因而无法事先获得他们的允诺，请作者或其家属鉴谅。并请见书后示知联系办法，以便奉寄样书与稿酬。

20世纪中国的许多海外留学记录之所以好看，原因在于20世纪本身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充满了“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王朝向现代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期间经历了无数艰难的蜕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国家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时至今日，这依然是未竞之责。留学生群体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人自强不息的一个缩影。那些留学生的选择和奋斗，也只有配上如此的历史场景才显得珍贵，让后来者读来不胜欷欺。笑历史和命运有时候将人是如此玩弄于股掌之间，像一个木偶；叹人有时候以风中芦苇的勇气努力前行不屈不挠，像一位战士。这本选集里面的文章主要是人文学科的留学生的记录，还有许多理工科的留学生像邓稼先、钱三强、何泽慧这些精彩人物并没有留下完整的关于留学生活的文字，但是有时候事功要比文字更重要。

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周棉先生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是我不时翻检的工具书。我依然记得大约十年前冒着鹅毛大雪在云龙山下拜访他的情形，也依然记得他对我的鼓励和期待。在这里我要谢谢他。选文篇目最终由春田和我讨论编订。感谢写出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希望读者们，特别是年轻的中学生读者们在这个依然“西风烈”的时代能够从这些文字里得到有益的启发。作者中有人没有能联系上，还望版权持有人鉴谅，请他们与三联书店联系，到时再寄奉样书和稿酬。最后，要感谢卫纯兄，没有他的支持就没有这本小书。

张耀宗

2012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