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堀田江理编著的《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是一部从日本视角审视珍珠港事件的历史作品。1941年，日本袭击了美国珍珠港。作者认为，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明白，他们已经卷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作者发掘了大量罕见的材料，并且提出了七十多年来一直被许多历史学家忽略的重要问题，进一步向我们展示出了，裕仁天皇、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近卫文磨等日本将领如何理解战争并作出决策，同时还生动记录了当时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本书从日本国内视角审视了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集中关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8个月的历史细节。

作者堀田江理发掘了大量罕见的材料，并且提出了多年来一直被众多历史学家忽略的重要问题，例如：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带入危险的道路？为什么他们作出了从一开始就错误的决定？……与公认观点不同的是，本书认为，日本领导人其实认识到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甚至在发动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原本也可以避免这一对决。

除了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关注，作者还着重探讨了日本与中国，以及日本与西方的关系，《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必将重构我们对太平洋战场的认识。

中文版序

序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第一章 战争传闻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第三章 一切的开端

第四章 军人的两难境地

第五章 摆脱麻烦还是保持友谊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第七章 危机悄然临近的7月

第八章 “朱诺见”

第九章 毫无胜算又非打不可

第十章 最后一次机会

第十一章 军人接任

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车轮

第十三章 崩溃边缘

第十四章 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第十五章 赫尔照会

第十六章 纵身一跃

尾声新的开始

主要人物

1941年4月前的日本历史大事件

近卫在1941年春天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日本政府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中日战争胜利的遥遥无期(日本甚至无法体面地撤出中国)。近卫后悔与法西斯结盟的决定，但仍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尽管军方强硬派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竭力主张对美开战，但近卫身边的幕僚却认识到，这样一场战争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对于许多军方领导来说，一个未曾言明的问题是如何保全颜面，即在排除战争选项的同时又不损伤军人的名誉。军方不情愿向蒋介石或美国做出让步，也许一些焦躁的军官需要得到安抚。帝国海军和陆军总是为了更多荣誉和拨款相互竞争，两军都不想看起来是较弱的一方(请记住，获得更多预算是海军最终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方并不是唯一存在内部分歧的机构。外务省主要分裂为亲德派与亲英美派。1940年夏，近卫内阁外相解除了许多亲英美外交官的职务，任命亲轴心国的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Shiratori Toshio)担任外务省特别顾问。这极大削弱了外务省内的自由派，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影响。

日本宪法对于天皇的模糊定位也让形势更加复杂。尽管裕仁天皇日益沦为一种象征性角色，成为这个家族式国家的神圣族长，但他仍然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动荡时期，裕仁天皇在普通日本人眼中变得更加神圣(这也是掌权者想要努力确保的)。1940年11月10日，几乎有5万人聚集在帝国皇宫前，参加近卫首相主持的庆典，庆祝日本皇室据信有2600年的统治。庆典还通过广播进行直播，日本各地也都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民众很早就接到通知，要放弃一切休假计划，并被鼓励前往各地著名的神社朝圣。许多人欣然前往，只求从日常生活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而铺张的娱乐活动被明令禁止，这是日子艰难的又一佐证。  庆典成功提升了天皇的地位，而对皇室作为神圣庄严的准宗教机构的强调也削弱了君主的世俗权力。这意味着近卫无法期待太多来自天皇的公开帮助，以引导日本驶离错误的轨道。近卫出身于日本最显赫的家族，拥有足以比肩天皇的社会地位，他本可以坦率地与裕仁天皇讨论政治问题。但自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KidoKoichi)阻碍了与天皇的直接沟通。近卫政府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技巧行事，所以他备感焦虑，常常禁不住要溜出办公室，投人他喜爱艺妓的怀抱。1941年4月18日，好消息终于从美国传来。自2月中旬担任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向外务省发回一封电报，概述了所谓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这份粗略的计划包括日美同意承认(伪)“满洲国”，同意蒋介石与汪精卫政府合并以结束中日战争，并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不管怎样，该草案让矛盾方聚拢到谈判桌前成为可能。

美国的友好姿态足以让副外相大桥忠一(Ohashi Chlichi)感到高兴。他读到这封电报后激动地大喊：“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都将因此而好转!”裕仁天皇也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据木户4月21日的记录，裕仁天皇对近卫说：“美国总统主动愿意详谈，这真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终重要的还是保持耐心与坚持不懈，你觉得呢?”言辞间仿佛和平即将到来。在当晚核心决策人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内的军方领导人也对此感到欣喜。日美试图和解的前景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日本陆军与海军刚刚决定暂缓前一年制订的向南扩张的计划。两军的共同决议说，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原则上必须通过外交方式(获得)”，日军应避免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挺进。

与裕仁天皇猜测罗斯福“愿意详谈”相反，《日美谅解协定草案》事实上只是太平洋两岸一些希望避免战争的“业余外交家”的产物。

P50-P51

1941年12月，日本决定进攻美国及其盟友，本书把焦点集中在日本作出这一灾难性决定之前的8个月。与公认观点不同的是，本书认为，日本领导人其实认识到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当时，日本企划院估计美国的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发动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也本可以避免这一对决。除了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关注，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日本与中国以及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关系。

中国对于1941年的日本十分重要。二战结束前，对日本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顽强而难以制服的对手，日本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却从来无法将中国打败。正如每位中国读者所知，日本自1931年起开始对中国东北积极进行军事扩张，自1937年7月起，日本为了征服中国大陆而开启残酷的战争。1940年，日本甚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尽管日本在军事上占上风，但中国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日益孤立又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铤而走险，侵入东南亚，这冒着卷入一场新战争的风险，但自相矛盾的是，这样做日本才能继续与中国无休止地打下去。

当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不如意与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没有必然联系，但日本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控制中国的确影响到日本最高领导人的政策判断。到1941年秋，美国要求日军从中国撤出，这成为阻碍美日外交谈判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正如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华盛顿对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说，在美日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去掉哈姆雷特这一角色一样”。但东京的领导人不这样认为。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官方解释是，日本被美国这一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实施的惩罚性经济制裁措施逼上了绝路，不得不发动战争。这种看法说明，日本领导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多年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进一步挺进印度支那才招致了制裁。日本还为发动战争寻找正当理由，认为发动战争是为了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其他地区(而与此同时却在攻打中国的亚洲同胞)。日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自己是在反抗傲慢白人的欺凌。大声叫嚣的日本右翼至今仍持有这种歪曲事实的观点。许多日本人仍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是防御性质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如果想到日本本可以避免这场毫无意义又损失惨重的战争，他们的内心会难以承受，而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就会感到轻松得多。

然而，正如本书再三论证的那样，日本拥有选择权。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开高层会议，探讨战争以外的选项，这说明日本领导层心里清楚，与西方开战将无法获胜，因此应该避免这样做。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出面阻止日本的黩武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正是日本已为战争作好了全面准备。虽然不论在政府还是军方，日本的决策过程称不上独裁，但基于共识建立的政府阻碍了有意义的直接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参战在内的重大决定的责任分摊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导人之间，最终由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来批准，而天皇本应被视为凌驾于政治之上。可以说，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寄希望于其他人来采取行动。通过对个别领导人的详细剖析，包括近卫文磨、松冈洋右、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我所寻求的不是原谅，而是剖析悲剧人物的弱点与缺陷。

显然，一场战争不会无缘无故打起来。日本说到底就是一个侵略者，首先入侵中国，其次是亚太其他地区，日本主动发动袭击，早就在该地区践行各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入侵，盲目否认这些事实没有意义。同时，我们应该从更加广泛的历史角度审视日本的帝国主义以及令人忧虑的中日关系。虽然当今两国关系紧张，但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敌对并不总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

即使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朝后，日本精英阶层仍然崇拜中国文明的辉煌，他们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熟知程度与他们掌握西方语言的才能一样突出。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也将日本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典范。所以在1905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国民党前身(中国同盟会)的地点是在东京，这一点也不偶然。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两国能够相互学习、互惠互利的地方还有很多。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曾总结说，历史“是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对话”。这种对话必须不断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挑战、修改并重新注入活力，这样我们才能加深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理解。显然，让历史问题政治化来解决短期问题不会改变历史及书写历史的宏观进程。我希望在这一持续性对话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最后非常感谢新华出版社和译者马文博将本书带给中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