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中国版图在明清时期有什么变化?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明清政权有何影响?明清时期图书如何流通?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英雄人物的个人选择与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有什么关系?慈禧的恶相是怎样形成的?……海内外史学大家汪荣祖教授在《明清史丛说》中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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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明清史丛说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汪荣祖 |
出版社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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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广袤的中国版图在明清时期有什么变化?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明清政权有何影响?明清时期图书如何流通?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英雄人物的个人选择与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有什么关系?慈禧的恶相是怎样形成的?……海内外史学大家汪荣祖教授在《明清史丛说》中一一解答。 内容推荐 汪荣祖编著的《明清史丛说》收录了史学大家汪荣祖先生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的文章共十三篇。专题论文九篇,涉及明清帝国的诸多重要议题,如明清帝国版图的变迁、生态危机、知识流通、英雄人物抉择的成败、秦淮河畔的文学想象与历史记忆、明清之际的大变局、满族汉化之争、晚清自强运动失败之因、慈禧历史形象的形成等。书评三篇,犀利地剖析了三部明清史研究的专著,直陈其得与失。另有一篇短文解读圆明园的西洋楼。《明清史丛说》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其开阔的研究视野,集中表达了作者对明清史的重要见解,也是作者在明清史坛辛苦耕耘的心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目录 弁言 论说 一、 明清帝国的空间 二、 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 三、 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 四、 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 五、 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 六、 从明亡到清兴 七、 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 八、 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 九、 论清后叶赫那拉氏 评说 十、 晚明消费革命之谜 十一、 梦忆里的梦呓 十二、 《清朝征服中亚记》书后 十三、 解读圆明园西洋楼 试读章节 空间的开拓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出现以及舆图绘制技术之发达,才有明确的国界,或列国之间的疆域。政治国界因有关主权,必须划得一清二楚。然而在传统帝国时代,帝国之疆域乃兵力与国威之所至,或民族与文化融合之所至,并无划清疆界的必要;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以天下自居,中华之天下乃中华文化之所被,文化认同甚至超过种性,即章太炎所谓中华民族属于“历史民族”②,以致到近代形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国,汉族虽然一直占大多数,但中华民族并不等同汉族。而且居绝大多数的汉人已杂有他族的血液,而他族也大都已经汉化。 中华帝国自秦汉以降发展到明清,种族与文化已经多次征服与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一体。清帝国由满族所建,入主中国,为了巩固基业,大步向西迈进,征服蒙古,收新疆入版图,势力直达中亚,扩大了中华帝国的疆域。事实上,朱明于14世纪推翻庞大的元帝国之后的势力范围已经不小,不仅收复了两宋所失去的燕、云、甘、陇,而且兵威伸入塞外。不过,元朝退回蒙古本土之后,主力犹存,明成祖永乐又五度远征沙漠,虽成功地击败蒙军,但由于粮草不济,难以深入,终不能彻底歼灭敌人,不仅不可能完全承继元帝国的广袤空间,而且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未解,只好采取防御措施,着力修建居庸关至山海关的关隘,凭借燕山而建城设防。到16世纪后期,北边威胁日增,始大规模重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明代长城约12,000余里,北经京师一段,依山兴建,气势宏伟,沿线共筑九个边防重镇,东起鸭绿江边的辽东,经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西至甘肃,号称“九边”。 明初国力犹盛,沿长城内外而设的九边,并非国界,而是汉蒙两族南北对峙的防线。永乐皇帝驾崩之后,不再耗资远征,但当时蒙族没有雄主,草原分裂,难有作为,而明廷分化其部落,并开马市以为羁縻,故北疆尚称安宁。然至15世纪初叶,明宣德皇帝以后,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强人也先,攻打并收编附从明廷的蒙族,骚扰边城,势力又渐渐向南扩张。当也先攻打大同时,明英宗轻听宦官王振之言,于1449年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冒进遇伏,王振被乱军所杀,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也先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迎驾,幸能臣于谦处置得宜,死守挫敌;也先屡战不利,又闻勤王之师将至,遂大掠而归。① 土木堡之变后,明廷易攻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开始筑城,于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营到花马池长达1170里的边墙,沿边分布数以百计的城、堡、墩、台,后又于16世纪的30年代重新修筑了300余里的花马池边墙,完成了自宁夏向东经盐池、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长城。到嘉靖中叶又先后动工三次,一共修筑了1930余里,完成从山西西北黄河东岸起,经过大同、宣府到居庸关的一条“外边”,以及西由偏头向东经宁武、雁门、平型、龙泉、倒马、紫荆等关口,到达居庸关的一条“内边”。直到万历初年,仍在修墙,然由于满族的崛起,所筑多在东边。辽东方面的边墙始自正统年间,先“编木为桓”,再“易以版筑”,至嘉靖时完工,由山海关向北到广宁,再南下跨辽河向东北而去,再经辽阳、沈阳、铁岭的外围,北抵开原,再自抚顺往东南,经今安东凤城而抵达鸭绿江边。西边的长城较小,平均高度只有457.2厘米(15英尺),但靠近东边约804.67千米(500英里)的城墙平均大约有1,066.8厘米(35英尺)之高,609.6厘米(20英尺)之宽,每半英里就建有嘹望台。 明代新建长城主要为了防守,蜿蜒万里的边墙像一条境内的马其诺式的军事防线,防线也不时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而移动。蒙古人曾入居河套,明人也曾在边外设立卫所。明朝实力式微后,不得不改变早年设九边为以攻为守的战略,而以边墙作退守之计。不过,长城南北并不仅仅是对峙,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汉蒙两族在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尤多。汉蒙间的通商无论官府或民间早有历史成例,而双方也有互补的商品,如蒙古的马匹与汉人的粮食和织物都是对方亟须的。然而,明廷缺少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贸易来消弭在边界上的对峙与冲突。 明朝曾积极经营东北边疆,洪武时已经固定辽东守卫,永乐元年(1403)松花江流域内附,设立建州等卫,永乐七年(1409)又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②。但国势渐衰后,不仅未能开拓,反而退缩,然晚明仍保有辽东。朝鲜则为藩属,洪武二年册封为高丽王,于明始终忠顺,明亦对朝鲜特别礼遇。明朝的西疆则到达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开国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儿子朱棣曾不断地向大西北招抚,建卫册封,尤其想经营哈密,欲其“统领诸蕃,为西陲屏障”。不过,当蒙古势力强盛的时候,哈密就成为蒙古的附庸,明朝的西北范围实力只能及于肃州,退守嘉峪关。西疆自青海、西康南达喜马拉雅山麓以及缅甸与云南之西,在西藏分设乌思藏都司与朵甘都司,和印度结邻。藏族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西藏北边与东边的藏族,史称羌人。西藏与唐朝关系最密,与蒙古也亲近,虽然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冷淡,文化上的影响并未中断。P6-8 序言 最近十年来,我曾写了一些有关明清史的文章,原想写一部论述明清社会文化史的大书,终因其他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一时未能完成,无力分心,难任“艰巨”。这本丛说收录的十三篇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论文,一共九篇;另一类是评说,一共四篇,多半是书评。这些文字只能说是我研读明清史的一点小收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动征稿,愿意出版,殊感幸慰。 历史研究固然要重视时间,但空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问的进展,沧海桑田,空间也在变化。明清帝国的扩张尤其显著,从东亚大陆一直延伸到中亚。《明清帝国的空间》一文即在论述帝国开疆辟土的经过,点出帝国景观的分布,以及庞大空问的联系。明清五百年的可观发展也在环境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就在于检视这几百年中的环境变迁,包括森林面积的迅速减少,以及发生在十六七世纪小冰期的影响,探讨危机之由来,何以环境日趋恶化。一言以蔽之,人为的破坏与气候的异变形成生态危机。明清时代的有识之士虽一再警告必须善用自然资源,但积重难返,毕竟利用资源求生胜过保护自然。所谓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不像西方文化要征服自然,而与自然为友,证诸明清史并非实情。中国一如其他文明,也为发展付出了深重的代价。不过,明清帝国的成长,不仅是开发资源,提升经济,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不可磨灭的成果,知识借由书籍的大量流通而传播,虽未能达到现代的普及程度,但无疑出现了坚硕的知识阶层以及市民读者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动,《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一文就是叙述此一相关问题的。 明清两朝可视为一个整体,其间颇多相陈的关系,洋人称之为“中华帝国的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然而也有变迁,满族毕竟是以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旧制,不能不对承继的中国有所调适。满人何以能一统中华,其故诚多,不一而足。其中不能无视逐鹿中原的领导人物,何人胜出,似非偶然。《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一文即讨论此三巨头的成败,关键在各人所选择的策略:比较之下,多尔衮所选择之策略,无疑要比其他两位高明。多尔衮率满洲铁骑南下,明南都虽有江南之富,长江天堑,竟不能维持几年。南明京城位于六朝故都的南京,规格不下于北京,秦淮河畔风华最盛,然而满族入侵,顿使繁华成空,幸存者深感家国之痛,兴亡之悲。当故国恢复无望,遗民们唯有怀念逝去的风月、承受故国之沉哀。收录在本书里的《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以幸存者余怀亲见的秦淮盛况,道出风月与兴亡,以及从生于清初的孔尚任经由其历史剧《桃花扇传奇》,刻意写出秦淮风月与亡国悲痛的完整故事。孔氏写的是传奇,而非史传。但是所撰《桃花扇》一剧的艺术创造,将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悲思极其传神地呈现出来。由于内容的动人以及文笔的高超,受到广大而持久的欢迎,直到民国以后,仍然有人将之改为新式的舞台剧,或改写为新式的长篇小说,或拍摄电影。于是明季风月与兴亡悲剧性的美感,通过孔尚任的笔墨,成为难以磨灭的集体历史记忆。但经由文笔书写所刻画的历史记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文笔并不能取代史笔,但史笔远不如文笔之更能刻画集体的历史记忆。 《从明亡到清兴》综述17世纪皇朝赓续的过程,其中不无兴亡的硬道理,人谋之臧否仍然是主因。统治庞大的专制国家,若无贤君能臣,必然如小孩驾大车,无从面对危机,驶向坦途,更无论应付罕见的气候异变,以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给关外满族以可乘之机。满族以少数民族而能够一统中国,更非无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不仅英明且有远略,终于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大清帝国经过康、雍、乾三位君主的经营,雄立东方,版图深入中亚,疆域之辽阔,前所罕见。近年不少欧美学者有鉴于帝国之庞大,种性与语言之异趣,遂谓大清帝国有异于中国,进而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号称“新清史”。此大清非中国之论,似是而非。且不说大清君臣莫不以中国自称,清廷始终以中原为根本,北京为都城,一如19世纪之“大不列颠帝国”(the British Empire)以英伦三岛为根本,岂能说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非英国乎?《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一文就是回应新清史而写。及至近代,清朝与中国更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同受列强欺凌,而图谋富国强兵。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陷北京,清政府痛定思痛而有自强运动。北洋海军的建立,可谓自强的高峰。然甲午一役,大败亏输,几全军覆灭,其故非一。《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聚焦于贪污腐化,导致新政之事倍功半。此非事后之聪明,实当时人如郭嵩焘、丁日昌辈早巳洞见,只是积习已深,不能改弦更张,以致败亡。谓之“关键问题”,岂不宜哉? 清帝国倾覆之前的最后掌权人物为叶赫那拉氏,以慈禧太后闻名于世,实际统治大清帝国将近半个世纪。不同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人,对同一个慈禧太后,出现形形色色甚至离奇怪诞的记忆。民国成立前后,由于国家积弱的伤痛,以及康有为、章太炎等言论界巨子的影响,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慈禧成为前朝罪恶的化身。记忆与历史不尽相同,每一个人都有记忆,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更是社会的产物,经长期累积而成,往往真假莫辨,信以为真;历史则要讲究客观可信,尽量澄清往事的真相。记忆是对往事的一种重演与回顾,而历史必须解释往事,产生历史意识。《论叶赫那拉氏》一文以这位女主作为个案来说明记忆与历史之异同,历史学家凭借可靠的史料与理性考证,可以呈现比较真实的叶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难以取代存在于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 本书的“评说”部分,乃是平昔阅读明清史的若干心得,偶有所见,未敢自秘,一得之愚或亦可供读者之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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