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任编著的《园林内外》内容介绍：从中国人最钟爱的国兰写到非洲红心兰，从英式庭园写到美国植物名园，一部领你进入绿手指境界的作品，一本以庭园为主角的湖滨散记，今年最春意盎然的散文集！

刘大任编著的《园林内外》收录作者二十年间以花草园林为题的作品，从一株非洲堇写到一片与家人共同栽植的纽约州园林，从寄情花木的文人墨客心境到以自然为师的哲学境界。《园林内外》中的这些文字可以看成是作者在中文世界里另辟“园林写作”这一新文类的重要见证，既非百草图鉴也不落文人酬兴，只是从一盆植栽认识起，举凡泥土、品种等等细琐无一不笔。从荒芜到丰收，作者领我们走进另一个世界，一个重新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大世界。

代序：无果之园

山山蝴蝶飞

虽无一庭香雪

残雪烧红半个天

百日菊织锦

花事无须了

冬不闲

秋红故人来

阳台秋思

铁线莲

拒鹿

园梦

完美的早餐

泪眼问花

久雨初晴

盆栽四季

大寨田

因尼斯夫莉园

长岛种植场

多花金钟

因缘大索

湖南素心

鸢尾

异乡寻花

紫藤

沧桑玫瑰园

优种茶

黑金

台北看花

草山行脚

茑萝

春迟更好

豹纹

皮尔斯先生

园意

湖的故事

热带雨林的黄昏

四十腰

对秋



银杏

大麻王国

百事可乐雕塑园

黑猩猩与蓝纹鱼

蓝纹慈鲷

春烧

一个人逛苗圃

日本枫

日本枫补

杜鹃

花非花

后记：两种文化观

百日菊织锦

收到小林来信的那天，是个炎阳高照的午后，我正在院子里忙着除草。

除草的工作，说重不重，但也不十分轻松。尤其是在夏日滋长繁茂的百日菊花丛里，原来相隔不到一尺的植株，已经连成一片，顶端开放的花朵几乎缀结成盘，要除杂草，只得弯身下跪，匍匐前进。

这片花圃有三四年历史了，原来不叫百日菊花圃，曾经是百分之百的玫瑰园。中心点生长着高高矗起的树玫瑰，四周分植着我多方收集的各色优雅茶玫瑰和多花玫瑰。这是我处心积虑要在平民风的“无果园”内画龙点睛的壮举。

今年，山河变色，大地异帜，玫瑰园瓦解崩溃。

剐过去的那个冬天，酷寒异乎寻常，怎么保护都没救，三十株名种玫瑰杀掉了百分之八十，剩下不到十株，拨开冬防护根的堆土后，发现主干溃烂逾半，即使抽枝发芽，也不可能旺盛如常了。

这是今年四月中旬的事。

创造百日菊花圃的决心，大概发生在那个时候，但它的胎动，却又在去年八九月间。

应该说明一下。从贵族气质的玫瑰园降落凡尘，变成了老百姓风味的百日菊花圃，思想上，有一个过程。

我这个院子，面积不算小，但除房子占地以外，四围有各种先天原生和后天栽培的参天大树环绕，院子基本上成了绿荫覆盖严密的盆地。太阳每天直射约二小时，其他时间都是斜射的过滤弱光。这种格局，限制了玫瑰的健康发展。玫瑰，尤其是屡经配种改良的优种茶，起码要求每天六小时以上的阳光。当初设计时，并非忽略这些因素，总以为勤能补拙，注意其他各方面的条件，或许仍有成功机会。

然而，人定不胜天。

此地纬度偏高而温度偏低，适合玫瑰生长的季节，一年不到六个月，且空气湿度大，病害除之不尽。经过三四年的苦斗“天灾”之后，不得不改弦易辙。

玫瑰本来与贵族气无涉，但我的玫瑰因为逆天行道，勉强开花便显得娇嫩珍贵。这样的成果，其实是违反我的园艺哲学的。

我的哲学有一条基本要求，我要我收养培育的生命尽可能发扬本性，一句话，我要它们快乐。然而，贵族是不可能快乐的。

百般呵护依旧扶不起的贵族，迟早不免淘汰，国兰经验是另一例。

国兰中，最喜爱的是一梗仅着一花的春兰。不但香气好，叶姿柔软中隐现刚强，花形大而圆满，尤其是宋梅、匿神梅等品种，然而，历年来屡试不成。春兰适应能力有限，中国江南地方的气候与环境，在我居住的地方无法复制，除非下大本钱，盖玻璃温室。可是，这又与我的哲学相抵触。我不愿见到手中的生命活在人工制造的环境里。所以，到头来，只有一个选择——割爱。

去年八、九月间，跟一批球友到距此约一小时的一个半公半私的高尔夫球场打球。

也是有缘，那天的天气异常美好，北温带的阳光，明亮而纯净，仿佛赤道高原地带的天，竟一丝杂质都没有。

球友进入会所办手续那十几分钟，我站在屋檐下，忽然眼前一亮。

在第一洞发球台的后方，约莫有两公尺宽二十公尺长的一列花圃，密集生长着清一色的一种植物，茎叶肥硕，几乎相互拥抱成一整床的绿色大团块，而在这绿色大团块的顶端，怕不有上万朵各种颜色的花，混合成一片灿烂辉煌的织锦毡。颜色之鲜亮，远超过十九世纪末的后期印象派点彩风景，简直像吃了迷幻药看见的荧光镶嵌画。

走近才发现，不过是极普通的一年生露地草花，英文叫做zinnia，中文称百日草或百日菊。

奇怪的是，我平日熟习的百日草，高不过一尺，茎细而叶薄，花色平淡无味，是相当平庸的切花素材。眼前的这个迷幻锦绣花圃，植株平均高度在三英尺左右，花形比百日菊大上三四倍有余，而且除单瓣、叠瓣外，还有各种变化，有的堆砌成球如大理花，有的花瓣团聚若百褶裙，中间有峰起的雌雄蕊。花大之外，颜色最教人惊疑不止，几乎没有一朵花可以称之为正色，全像经过特意的调配与洗染，好像画家为了追求最绚丽夺目的效果，利用调色盘，巧夺天工创造出来的非自然效果。

趁开球前的等待时间，向管理花圃的老先生请教，才知道这种百日菊确实不是普通品种，而是近年来杂交出来的新花样，名字仍叫zinnia，不过前面加了一个字：giant(巨型)。巨型百日菊现在也已全面推广，我几经打听，终于在一家专营花种的邮购公司的目录上找到了。

四月初，四包种子寄到，纽约天气仍在乍暖还寒阶段，不敢径往外撒种，遂播于塑料盘中。一个星期后发芽，一个月以后，有真叶五六，主茎似黄豆芽而略粗，遂择吉日，一一移种于玫瑰园。

玫瑰只剩七株，我也未予铲除，尤其是其中一个大花品种，名叫“加利格兰”(不错，就是好莱坞那位永恒的小生明星)，花瓣形状与颜色均属上选，居然幸存，如今偶开花一二，配在巨型百日菊的艳俗世界里，自有奇趣。

花圃除草每三五天便得坚持进行。为了达到梦想中的富丽堂皇效果，曾新添十几手车腐殖土于花床。这些腐殖土是社区提供的廉价产品，未经烘烤消毒，内藏野草种子无数，天气越暖，发芽越快，生长也越茂，尤其是六月初之后，气温上升到华氏九十度上下，跪地除草，每致大汗淋漓，腰酸背痛，十指抽筋。

小林信到，正是苦不堪言的狼狈时刻，遂以冷水洗手、淋头，软瘫于花圃旁铁摇椅上，饮冰龙井一大杯读之。

小林是我近几年返台时结识的文学朋友，他写硕士论文，选了我的小说做题目，不时给我打电话写信。收到的这封信却比平日厚重得多，原来里面附寄了另一位研究生撰写的论文副本。

在如今也像我去年惊艳时见识过的一片五光十色令人晕眩的花坛边读着这本研究生的论文，有一种此身不在人间的怪异感觉。

研究生的论文也是以我的小说和散文为讨论对象。我看到别人下了不少功夫研读自己现已差不多忘却的作品，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帧遗像，挂在一个遥远不可及的世界里，寂寞苦笑。

特别是那篇论文的结尾，有点为我请命的味道。论文的作者说：

“像他(指刘大任)这样长年努力求变的作家，又有这么大的产量，‘我们’是不是应该重视？并给予更高的评价？(大意)……”

“我们”两字的引号是我加上的。这两个字，透露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我知道指导这篇论文的教授，是我曾有数面之缘的陈芳明，应该算是“台独运动”里的第一把文学理论家吧！

回头望向那株一息尚存的加利格兰。百日菊趁夏日炎炎积聚着虎虎的长势，巨大的躯体相互拥抱成团成块，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贵族遗老，终将被消灭于无形无影的命运，怕是难以避免的了！P17-22

把近年来陆续写的这批文字集合起来，选了一个整数(五十篇)，书名就定为《园林内外》，因为书的内容，除园林外，还涉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物与情。读者也许感觉，园林内的物与情，跟园林外的物与情，事实上是相通的。通在什么地方？正是读完后供反刍与回味的材料。

还有一些细节，应向读者说明。

第一，这批文字的写作，先后时间跨度差不多二十年，早期与晚期，风格略异，编排上，大致是从晚到早。希望读的时候，也越来越感觉年轻；

第二，文字的篇幅，大致有两种，短小者一千五百字左右，长的也许接近三千字。这是因为写作主要为了两个专栏，《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三少、四壮集》和《壹周刊》的《纽约眼》。

在此应向杨泽与董成瑜两位编辑致谢，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鼓励，我这个懒人是不会动笔的。

还应该谈谈与写作本身有关的一些问题。

所谓“园林写作”，在我知道的中文世界里，多少是个“新文类”。中国人文传统中，确有些类似的东西，但各走极端。一种是有关植物药用价值的研究，如李时珍(一五一八一一五九三)著《本草纲目》；另一种是文人骚客赏花玩石的酬兴之作，如欧阳修写的《洛阳牡丹记》。台、港和大陆一些提倡园艺的杂志，接触面还算广，但水平不高。专业的植物志一类著作，当然比较科学，比较深入，但也不是“园林写作”。

近代也有人承续欧阳修的做法，苏州人周瘦鹃即其一例。我仔细读过周前辈的《拈花集》和《花木丛中>，称得上见闻广博、意趣盎然，但本质上应归于抒情小品散文，只不过取材集中于园林花事而已。

西方人由于有自然史、植物分类学与美学的基础，近两百年来，园林写作领域，分工细腻，名家辈出。试看一下当代，像剑桥大学出身的格拉汉·汤玛斯这一级的作家，中文世界里不但找不到，连做他学生资格的也一个都没有，包括我自己在内。

严格说，我的园林写作，只能算是两个半调子合成的怪胎。自评一下，传统文人的品味与情趣，约莫一半；另一半是“自然论”的哲学观点。两个一半，都只有半调子的水准。

这个奇怪的半半结合，造成了困局：既不能于纯粹的品味情趣中安身立命，又无法全心全意做个自然学者。唯一的出路，只好从理论中找知识，实践中找感觉，成品当然只宜抛砖引玉。

品味与情趣，首先来自遗传基因。

每个人，甚至每一通过有性生殖繁衍后代的物种，身体里面都有两套不同而并存的密码，一套来自父亲，一套来自母亲。我也不例外。

父亲一系的血脉里，有终生在土地里讨生活的农民天性。我的祖先来自中原(河南)，据说五胡乱华时向南方逃亡，落户在湘赣边界的山区，从此“耕读传家”，上千年的休养生息，离不开土地。

童年时代，有两个重要发现。

第一，手脚一接触泥土与植物，心便快乐，不由自主。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快乐程度必随之倍增，屡试不爽。第二，似有一种辨认植物特征的天赋本能。凡经手的植物，举凡形态、组织与生长方式，以至于根、干、茎、叶、花、实的纹理、外形与细节，多能明察秋毫。纤微之差，过目不忘。

若不是代代相传的农民本能在血液里起着作用，何能致此？

母亲一系，世代读书做官，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方式，少不了怡情悦性的审美习惯。可惜外祖父过世太早，只从母亲的回忆中知道一些他种花养鱼的故事。他的独子，也就是我的舅父，是个不事生产的名士派，一辈子的爱好，不外古董字画、戏曲文学。我九岁以前曾跟舅父一家共同生活过两三年，显然耳濡目染，受了教育。记忆中，他的庭园里，只见花木，不种蔬果。  我细胞里携带的母系基因，在父系农民根性之外，增添了一种从植物的欣赏中取得心境平和宁静的因素。这种近乎病态的纤细审美观，跟西方崇尚的健康型自然论者的审美态度，很不一样。不过，我至今不觉得两者之问有任何高下之别。桶子与苹果，不能比较，也毋庸比较。

因此，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与审美观点，我也从不排斥。

这方面，初中博物课是我的启蒙。不久前去世的唐玉风老师，传播了一套基本理念。虽未及于孟德尔的遗传律与达尔文的演化论，但唐老师的课，完全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既帮助了我的思维方式，也开启了以后自修学习的大门。

要谈这两个“半调子”的结合经验，不能不涉及自己下海动手的过程。

我的“园椿事业”，是从一盆简单的非洲堇开始的。

一九七五年春的一个礼拜天，在唐人街买菜，心情有点郁闷，突然在肉铺附近的花店窗台上，看见一盆紫花白边非洲堇。眼光一接触，居然无法脱身。

一沾手便一发不可收拾。

立刻上图书馆找有关非洲堇的专著，又因为当时住在公寓里，盆花搜集过快过多，不得已，只得自己动手设计，制造了有人工光照配备的多层花架。架上植物，也从非洲堇扩大到各种热带室内植物，不久就进入兰花的王国。

一年后，调差到非洲的肯亚。其后三年，算是我“园林事业”的第一次“大跃进”。

我租住的那幢住宅，原主人英国老太太，是个道地的英式园艺家，亲手设计布置，经营了三十年的庭园，让我三年于兹，无论阴晴晨昏，等于实地上课，随时都有发现和收获。虽然地处赤道边缘，选用的植物不能不就地取材，因此园中多为沙漠干旱地生存的仙人掌属和多肉汁植物，但由于她的学养和文化传统，这些植物的安排，依然遵照英式庭园的法则，植株的高矮大小，茎叶的色调配置，花期的掌握调节……都可以看出力求符合大自然生态环境的要求。而花圃中的群植法应用，明显承继了多年生草花圃的规律。

更有趣的是，园中不少树上，驯养了多种肯亚原生种的兰科植物，引发了我主动参加当地兰协的动机。

参加肯亚兰花协会，除有助于增进现代兰学的知识，更接受机会教育，亲赴原始生境探索，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恶性破坏。肯亚兰协每两个月开会一次，多在热心的会员庭园中举行。会员们将自己培养的珍贵品种带来展览，并邀专家讲评。

我的“园林事业”第二次大跃进，发生在纽约。这方面，书中写得较多，不再重复，只需谈一下几个重点。

做一名半调子的园丁，纸上谈兵是不够的，一定要下地接触泥土，因此，得有一片供施展的空间。这在我，要等到不惑之年以后，才有条件。

利用肯亚生活指数低因此而有的积蓄，加上我的园林战友杰英的私房钱，终于在纽约北郊丘陵地上购置了接近一英亩的土地。这是块几乎可称之为白纸一张的处女地，除了后山原始林，只有几块草坪，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于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规划；第二，用什么材料。

对付第一个问题，我采取“土法炼钢”与“书生问政”相结合的办法。所谓“土法炼钢”，不外是一有空就在地上到处走到处看，逐渐把感觉“挤”出来。所谓“书生问政”，倒是从小便有的习惯，凡有问题，便跑书店、图书馆。当然，过程最重要，即如何将书中提供的“答案”与实地走出来的“感觉”，进行心安理得的完美结合。

用材又是个全新的课题。此间为北温带，植物材料、气候与土壤条件，对我来说，都是以前不曾碰过的。实践起来，倒也不难．大抵是学习、观察、试误、调整而已。屡败屡战之余，终归还是会出来一个自觉差强人意的“样子”。

二十余年如一梦。是不是到了可以卖门票供人参观游览的境界呢？

那就想错了。

有时，我把这块夫妻两人共耕的土地称为“无果园”，除了地上确无一棵果树，也无非是说：这是座看不见“果”的“园”，除了自己，谁都无法真正欣赏。

所有的果实，都在过程中，包括这里编集的几十篇文字。

刘大任

二○○六年三月七日

后记：两种文化观

《园林内外》即将出版简体字本，编者嘱咐我写篇《后记》，直接跟大陆的读者说几句话。这个建议，本来怀疑，会不会画蛇添足？因为已经写过一篇《无果之园》，作为代序，书中的文章，也借机发过一些议论，题外的话说多了，难免不担心自己多嘴。然而，全书温习一遍，确实发现一些问题，站在读者的立场设想，如果就这么直通通地丢在大家面前，作为作者，是有点偷懒的嫌疑了。

写书的人，应该尽量避免读者阅读时无端产生的隔阂，否则就是不负责任了。

这本书，有没有制造“隔阂”的可能？

反躬自省，不但有，而且还可能相当严重。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应该说明一下，设法帮助读者排除阅读障碍，恐怕是义不容辞的。

第一层障碍，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

我出生在江西，八九岁随父母迁居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读书，然后，大半辈子在美国的东西两岸生活。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书中谈到的知识和经验，绝大部分离不开这种特定环境的影响。

如此特殊的生活环境，我可以想象，对于国内的读者，必然形成阅读上面的心理障碍。

国内有多少人，有可能化上三十年的业余时间，把一块面积大约一英亩的土地，从接近荒地的状态，改造成自己拥有的私家园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只能这样解释：在这里，只要有心，任何中等收入的上班族，都不难办到。当然，你得排除许多其他的诱惑，准备每天多化一二小时通勘，还得认真读书学习，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

对照目前国内的现实情况，这种生活方式，我认为，也许程度不同，照样可以成为自己的选择，只要下决心，拒绝别墅式的小区文化，不怕搬到荒郊野外去。此外，即便是住在大楼公寓里，利用窗台或日光灯，经营属于自己的“植物世界”．早已是现代都市人“绿色运动”的一部分。纽约曼哈顿人称“玻璃水泥丛林”，但是，有人发展“天台森林”，有人在“统楼”(一般是艺术家将废弃的仓库或工厂改造成大统间式的居住和工作空间)里创造“热带雨林”，还有人在地下室搞生机蔬菜园。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二层障碍，涉及本书谈到的多数植物品类。

中国人爱花，园林艺术在中国，历史悠久，独具风格，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园艺界一向承认，中国人是世界上保存花木种类最多的民族。植物分类学上，凡以sinensis作为种名的，都代表原产地在中国。然而，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每一个领域，我们都落后于西方，包括园艺在内。

这一个半世纪，人家利用科学技术“配种”，创造了无数新而优秀的产品，我们基本援用老法“选种”。我因为住在别人的地方，有条件见识这种园艺品种琳琅满目的荣景，“无果园”选购材料，自然也方便得多。但是，这却给国内读者无端又制造了一层隔阂。举例说，我谈到的“玉簪”，主要是观叶植物，无果园内就有二三十个不同品种，叶面色泽、大小形状和纹理，变化多端，而国内读者绝大多数没有见过。西方原无玉簪，中国原生玉簪，基本指两个“种”，hosta plantaginea和hosta ventricosa。这两个“种”，直到一七九○年左右才引入欧洲，四十年后，住在日本的荷兰花农YOn Siebold又从日本；I进不同品种，构成育种的基本素材。今天，西方通过杂交创造的品种以千计，用途广泛而效果明显，成为园林设计的重要原料，所形成的“玉簪文化”，中国人简直无法想象。

同样的例子还很多，书中谈到的不少情况，对国内读者，很可能“不知所云”。

这两层障碍，居住环境和园林植物品种，是两种不同文化制造的“隔”。这两种“文化隔”，目前不可能消除，只能作为“他山之石”。随着中国近来经济条件的迅速变化，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读者们将会发现，我介绍的一些东西和观念，会出现在生活环境的周边地带。

“两种文化观”其实不止这些内容，更重要的是下面要说的第三层。

我的想法来自英国小说家斯诺。请注意，此斯诺非彼斯诺，不是写《西行漫记>的那个美国友人。斯诺原名C．P. snow，他不但写小说，又是物理学家，并出任过政府官员。一九五九年五月，斯诺在剑桥大学演讲，提出了有名的警告，题目就叫做《两种文化观和科学革命》(后来出了书)。他认为，西方知识界严重两极分化，一个集团叫做“科学家”，另外一个集团，他称为“文学学者”。两者相互排斥．我瞧不起你，你看我也不是东西。

“两种文化观”所以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严重“警告”，显然涉及教育上过分强调“专业化”的社会效应。西方人警觉，大学教育分工过细，一位物理博士，可能一辈子不必读莎士比亚，而文学博士，可能连基本物理观念都搞不清楚。一个社会，在文化上发生这种现象，有什么危险？小自个人生活态度、家庭和人际关系，大至公众价值和国家理想，都可能出现僵硬和偏枯。

最近这一二十年，西方有人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想法。斯诺本人在六十年代就说过．也许“社会科学家”可以变成“第三种人”，结合科学方法和人性的理解，多想想社会深层的问题。当代也有人提出，演化生物学者、心理学者和神经科学者，有可能超越文学工作者，挖掘人类内心深层的意义，塑造新一代人的生活理念。

西方知识界的这些“警告”，跟当代中国读者阅读《园林内外》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关系可能不小，“两种文化”在目前的西化大潮中，已经在中国泛滥成灾。

《园林内外》虽然是本小书，它隐约包含下面几个企图。

一、基本上不同意甚至批判传统中国士大夫文人的园林艺术观。宋词可以作为标准的反面教材。无可否认，宋词作者绝对是爱花如痴，可是，他们也绝对是从不动手，只知多愁善感的旁观者。这是一种美学上的“懒散文化”。

二、极力提倡结合西方植物分类学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园艺活动。对于中国传统以“人的快乐”为主轴的园林设计哲学，对于日本稍涉禅意却还是不脱“取悦于人”意味的园林哲学，维持批判态度。了解植物的生命历程，尊重它们的需要，让它们活得自然，活得快乐，应该是人类跟植物共生关系的根本。

三、大规模、高成本的园艺研究推广设施，是社会公共财产。雄心万丈的皇家贵族园林，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见证，当然没有排斥必要。但是，一个社会的园林文化成长，在于知识和实践的全面普及。这本书的各篇文章内容，虽然没有专论，显然是很想传达这个消息的。

近二十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提升很快，我几乎每一两年都回国参访旅游，亲眼目睹各方面的变化，兴奋之余，却也不免忧心忡忡。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品味，处处反映西方“快餐文化”的恶劣影响。我不是反对吸收外来文化，只是提醒，吸收过程中，不可不慎重鉴别品质高低。

希望，《园林内外》略尽抛砖引玉的义务。

刘大任

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人生得失难免，只要有一个完整的春天细用慢享，一切也就无所谓了。——刘大任《春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