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维基斯所著的《斯通与另一个斯通》是一部荡气回肠的作品，颇有奈保尔和狄更斯的风格。亚伯拉罕·维基斯和契诃夫何其相像，他们既治病扶伤，也救赎心灵。本书集真实细节、非同寻常的经历、智慧、戏剧性和诗意于一体，又让人想起莎士比亚。

亚伯拉罕·维基斯所著的《斯通与另一个斯通》讲述母亲是一个修女，因为生我们兄弟难产而死；多年以来，我们始终不知道父亲是谁。我和弟弟出生时被迫做了头部分割手术，但我们形影不离，睡觉也要头挨着头。

直到那一天，我将弟弟从心里彻底抛弃。

《斯通与另一个斯通》中多年以后，抱着弟弟渐渐变凉的身体、再次与他头挨着头躺在一起，我才明白，我用一生在寻找的，其实早已失去！

回望伤寒症

在我们兄弟俩出生的七年前，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从印度来到迷星医院。她和安加利修女是加尔默罗会第一批学习护士课程的见习生，并在马德拉斯政府综合医院获得护理证。毕业那天，她们同时被授予护士身份徽章。也是在那天晚上，她们立下了矢志不移的誓愿：贫穷、贞洁和服从地度过一生。不会再有人叫她们见习护士（在医院）或见习修女（在修道院），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她们都是“Sister” 。那位上了年纪的西塞·吉瓦鲁基斯院长——修女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圣嬷嬷”——非常及时地给这两位护士修女送上了祝福，以及令人备感意外的任务：去非洲。

起程那天，所有见习修女都来送行，从修道院门前到码头的路上排起了长长的三轮车队。此时此刻的我，可以依稀想见她们列队站在码头上唧唧喳喳的情景，一个个因兴奋激动而有些颤抖，白色的修女服在微风中轻轻地飘动，穿着凉鞋的脚边有海鸥飞来掠去。

有一个问题我永远没法找到答案，我的母亲和安加利修女，两个刚满十九岁的女孩离开故土，登上“卡兰古特”号轮船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当送行者依依不舍地与她们惜别时，母亲肯定听到了哽咽声或“上帝保佑”之类的告别语。那一刻，她害怕吗？犹豫吗？在那之前，她已有过告别家乡的经历，那是一次永别。她恋恋不合地离开生身父母，告别故土科钦，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马德拉斯去当修女。对父母而言，那个距离与到地球的另一侧没有什么区别。总之，他们是再也不会见到女儿了。来到马德拉斯三年后的今天，她又一次痛苦别家，信仰的家。不同的是，这一次她要漂洋过海；相同的是，这是一次永别。

几年前我还没有动笔时，专程去了趟马德拉斯探寻母亲的故事。然而，在加尔默罗会的档案里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母亲的记录，只是找到了圣嬷嬷的日记，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卡兰古特”号轮船起锚后，圣嬷嬷像交警一样挥起手臂，“用我平时布道的口吻（有人说我是为了掩饰年龄）”拉长声调诵道，“为了我的缘故，离开你们的土地”，因为《创世记》是她最喜欢的经典。圣嬷嬷深入地思考过这次使命的意义：印度固然有无尽的需求，而且是永恒的，但这不是借口；这两位修会中最聪明、最靓丽的年轻修女充当着火炬手的角色——印度人把基督的爱传到最黑暗的非洲去。这是她最大的愿望。日记里清晰地写着她的一些想法：正如英国传教士踏上印度土地后的发现，传递基督之爱的最好方式就在热敷、涂抹膏药、清洗伤口和安抚。有哪个神父的传道效果能好过康复神父？院长手下两位年轻的修女将肩负马德拉斯赤足加尔默罗会。的重任，渡洋奔赴非洲。赤足加尔默罗会的使命将从那里开始。

善良的院长伫立码头，遥望着渐渐远去的轮船，两个挥手告别的人影逐渐变成两个小白点，她心里突然萌生恐惧。她们是否会因为她的伟大计划而遭遇不测？“英国传教士背后有强大的帝国做后盾……可我的这两个姑娘呢？”她接着写道。海鸥刺耳的尖叫声和四处散落的鸟粪给这场本该壮丽的送行蒙上了不祥的阴影。她感到一阵心烦意乱。码头上充斥着刺鼻的臭鱼腐虾和朽木烂泥的气味，还有光着膀子嚼着槟榔的码头工人，看到她的这群处女时嘴角流出了血红贪婪的口水。

圣嬷嬷仍在祈祷：“主啊，我们把两位修女交给了您，请您保佑她们平安。”她把责任推到主的身上，然后落下了挥动的手臂，它们被自然下垂的袖子遮盖。“万能的主啊，我们祈求您的原谅，祈求您的保护，保护赤足加尔默罗会扩延的服务……”

那是英国人陆续离开印度的一九四七年；那场“退出印度运动”使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圣嬷嬷为此长舒一口气。这是一个需要采取果敢行动的全新世界，或者说，她是这么认为的。

红黑相间的“卡兰古特”号其实不过是一艘寒碜邮船，它横跨印度洋，一路驶向此行的目的地亚丁。船上装载了许多货物，一箱箱的棉花、稻米、丝绸，高德瑞储物柜、塔塔文件柜，以及三十一辆皇家恩菲尔德“子弹”摩托车，引擎外边裹着油布。这是艘货船，本不载客，但只要付钱，它的希腊船长就会高抬贵手。很多人因为经济拮据，是愿意坐货船的，精明的船长还会削减船员节省开支。此次航行，他便捎带了两个马德拉斯修女、三个科钦犹太人、一个来自古吉拉特的家庭、三个形迹可疑的马来西亚人，还有几个欧洲人，其中包括两个急于返回亚丁的法国水手。

“卡兰古特”号有着宽阔的甲板，比任何船只的都要宽大，完全超乎你的想象。一端是一幢三层的船舱，嵌在宽大的甲板上，仿佛大象背上的一只蚊虫。船员和乘客就住在那儿，顶层是驾驶桥楼。

我的母亲，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是来自喀拉拉邦科钦的马拉雅兰人。马拉雅兰人信仰基督教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二年，圣托马斯从大马士革来到印度。“多疑的”托马斯在喀拉拉邦修建了第一座教堂，时间甚至早于圣彼得在罗马修建教堂。母亲本是虔诚的基督徒，高中时期受到一位经常帮助穷人的加尔默罗修女的影响加入加尔默罗会。科钦是一座由五个岛屿组成的海滨城市，如同戒指上的五颗宝石，面对着茫茫的阿拉伯海。几个世纪以来，到此交易小豆蔻、丁香等香料的商人络绎不绝，其中便包括一四九八年的达·伽马。之后，葡萄牙人建立了果阿殖民地，逼迫那里信仰印度教的居民成为天主教徒。随后，，天主教神父和修女相继来到科钦，仿佛完全不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圣托马斯就已经将纯净的基督教义引入印度。令我外祖父母失望的是，母亲居然会抛弃古老的源自圣托马斯的叙利亚基督传统，转而投向这些崇拜教皇的后来者的怀抱，并成为一名加尔默罗修女。我想，就算母亲信仰了伊斯兰教或是印度教，他们的失望恐怕也不过如此。幸亏他们并不知道，母亲还是一名护士，因为那意味着她将像贱民一样玷污自己的双手。

母亲在海边长大。那里四处可见古老的中式渔网，从高高的竹竿上垂挂下来，如庞大的蜘蛛网一般悬吊在水面上。大海是当地居民的天然粮仓，提供了数之不尽的鱼虾。而站在“卡兰古特”号甲板上的母亲，看不到故乡的海岸，也不再熟悉这片哺养她的粮仓。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她想，难道大海的本质就是暗雾重重、心怀叵测、躁动不安？ “卡兰古特”号在海浪的恣意肆虐中发出阵阵哀号，似乎马上就被吞没在滚滚波涛之中。

母亲和安加利修女把自己关在船舱，将男人和海浪都挡在门外。安加利修女忽然开始大声祈祷，把母亲吓了一跳。每天念诵《路加福音》是安加利修女的主意，好为灵魂插上翅膀，让身体更加自律。两位修女将祷文的字字句句反复念诵、思忖反省、提炼升华，以求达到至臻境地。圣维克多的理查德。遗留下来的这一套修行在本次看似漫漫无期的跨洋旅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天晚上，在虔诚念诵祷文十小时后的某一刻，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突然感到眼前的书页和文字都消失了，自己和上帝之间已没有界限。虔心念诵带来的，是肉身愉悦地降服于圣洁永恒无穷的力量。

第六天晚祷时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两位修女都恪守修道院的章程），当她们唱完赞美诗和两首圣歌，正在齐声念诵《圣母颂》时，突然传来一阵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她们被猛然拉回现实。两人拿起救生衣冲出船舱后，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景象：甲板的一部分扭曲变形，向上拱成金字塔形。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错觉这船是用纸板做的。船长却只是悠然地点上一支香烟，嘴角露出不屑的笑容，似乎在说她们实在大惊小怪了。

第九天晚上，四名乘客（船上共十六名）和一名船员发起高烧，症状如出一辙：发热第二天身上冒出许多玫瑰色的疹子，如中国的七巧板般分布在胸口和腹部。安加利修女也未能幸免，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皮肤如在灼烧般。发病第二天，她就陷入昏迷，胡言乱语起来。

乘客中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是英国人，目光犀利，刚刚从印度医疗中心辞职，想到更需要他的地方去。他身形魁梧，但双颊深陷，似乎正忍受饥饿的折磨。奇怪的是，他仿佛总是刻意避开餐厅。其实，在上船的第二天，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就见过他。她当时正上楼梯，地面湿滑，不小心打了个趔趄，年轻医生一把上前扶住了她，小心翼翼的架势仿佛是在保护一个孩子。她仓促道谢，不料他却脸颊绯红，似乎他才是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中较为慌张的一个。后来，普雷斯修女发现被他扶过的地方泛起一片淤青，但她并不介意，因为这不适的背后显然有价值和意义在。只是，从那天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英国人。

而现在，为了寻求医疗帮助，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不得不鼓足勇气，敲响医生的房间门。门后传来虚弱的声音，示意她推门进去。房间里弥漫着胆汁的苦涩味道。“是我，”修女大声说，“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医生侧身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暗黄，几乎和他身上的卡其色衬衫同色。“医生，”她迟疑着，“您也发烧了吗？”P11-15

来临

在母亲昏暗的子宫里度过漫长的八个月后，我和弟弟湿婆终于在公元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的傍晚来到这个世界。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八千英尺的海拔高度，我们吸入了第一缕稀薄的新鲜空气。

我们奇迹般地诞生于迷星医院的第三手术间，母亲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度过一生中多数工作时光的地方。在那里，她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那个九月的清晨，母亲，一位来自马德拉斯。主教管区加尔默罗会的修女，忽然开始阵痛。埃塞俄比亚连日的大雨初歇，滴滴答答敲打在迷星医院瓦楞铁皮房顶上的雨声戛然而止，仿佛一个喋喋不休的人猛然被打断了讲话。夜里万籁俱寂，十字花绽放了，将亚的斯亚贝巴的山峦染成一片金黄。医院四周的草地上，莎草顽强地挣脱了泥土，形成一大片绿毯，延伸到医院门前，似乎不甘心只作板球、槌球或羽毛球的场地，想要大显身手。

迷星医院坐落于一片葱郁的高地上，一两层高由白石灰粉刷过的低矮建筑参差地簇拥在高处，仿佛地壳运动在形成恩陀陀山。的同时，也将它们推上了山顶。经屋顶槽沟流下的雨水浇灌的花圃，如护城河般紧紧围绕着这些低矮的房屋。赫斯特夫人种植的玫瑰爬上了墙，绯红的花瓣围着每扇窗户，一直蔓到屋檐上。这里的土壤太过肥沃，赫斯特夫人，迷星医院睿智又通情达理的院长，甚至警告我们不许光脚踩它，否则就会长出多余的脚趾来。

五条道旁长着一人高灌木的小路从医院主体区延伸出来，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分别通往五座掩映在灌木、小树丛、野生桉树和松树枝叶里的茅草顶平房。在赫斯特夫人眼中，迷星医院仿佛一座植物园，风景优美堪比肯辛顿野生公园（她来非洲之前、还是一个年轻的修女时，常常在那里散步），恐怕夏娃和亚当偷食禁果之前的伊甸园也不过如此。

迷星医院本应叫弥申医院，但埃塞俄比亚人发音不准，所以念成了“迷星”。政府卫生部门一名刚毕业的工作人员在制作执照时，就真的把医院名字写成了“迷星”，反正念起来一样。此后一则《埃塞俄比亚先驱报》的报道更是让这个美丽的错误深入人心。赫斯特夫人一度想纠正，但找到那位工作人员后却被他指着原始文件说：“你自己看看，女士，这里写得清清楚楚，迷星医院！”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仿佛他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证明了太阳在太阳系的中心位置，证明了地球是圆形，并在广袤的宇宙中为迷星医院定位了精确位置。从此，“迷星医院”就定下了。

即便是在分娩的剧痛中，玛丽·约瑟夫·普雷斯修女也没有发出一声喊叫或呻吟。在第三手术间隔壁房间的门外，巨型高压消毒器（由苏黎世的路德教派捐赠）却在为我的母亲低声哭泣，滚烫的蒸汽在为即将用在母亲身上的手术器具和毛巾消毒。消毒室的一角，紧挨着那个不锈钢庞然大物，就是被母亲在七年的工作生涯里视为圣坛的地方。正对墙壁放着一张从一所不复存在的教会学校淘来的连椅桌，上面承载着无数学生的怨恨和挫败。椅背上静静地搭着她的一件白色羊毛衫，据说在两场手术的间隙，她总爱披着它。

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有母亲钉的一张年历，印着贝尔尼尼。雕塑作品《阿维拉的圣特蕾莎》的印画。画中，特蕾莎修女体态瘫软，仿佛晕厥了一般，嘴唇迷狂地半张，双眼若睁若闭，眼神迷茫。她的两侧，一队唱诗班在祈祷台上不怀好意地向下张望。一个天使男孩则站在圣洁、撩人的修女身旁，他面带笑意，有着一副与少年脸庞极不相称的成熟身体。他左手轻轻掀开她胸前的衣服，右手握着一支箭，姿态优雅得如同在拉小提琴。

为什么是这样一幅画？为什么是圣特蕾莎，母亲？

四岁时，我曾经偷偷跑到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仔细研究这幅画。驱使我穿过那扇沉重房门的并不只是勇气，我知道她在那里，那位我一心想要去了解、并最终成为我母亲的修女在那里。我坐在高压消毒器旁，听着机器里传来阵阵如巨龙苏醒般低沉的声音，好像是我澎湃的心跳声唤醒了这头怪兽。随后，当我坐在母亲的桌子前，平静便会降临，将我笼罩，让我与母亲心心相通。

后来我才知道，没有人敢把母亲的毛衣从椅背上拿开，因为它已成为一件圣物。但对一个四岁的孩童而言，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圣的，同时也是寻常的。我把那件散发着芬芳的羊毛衫围在自己肩上，摩挲着桌上干涸的墨水瓶，寻找母亲的痕迹。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我抬头望着墙上的那幅画，就像母亲在世时那样……突然，我像是被画像施了魔法，动弹不得。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圣特蕾莎反复看见的天使幻象被称作“穿心神迹”，字典里解释为“灵魂因上帝之爱‘燃烧’，心脏被神圣的爱‘刺穿”’，这一对她信念的隐喻，也被当作良药的隐喻。我那时只有四岁，并不需要“穿心神迹”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对那幅画的崇敬。因为身边没有母亲的照片，我不由得把画中的女子想象成自己的母亲，她正受到手持长矛的天使男孩的挑逗而快要不能自持。“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来到我身边？”我问，孩童的声音在冰冷的地砖上回荡。你什么时候才会来到我身边？

我会轻轻回答自己：“上帝作证。”这是我唯一的凭据：我第一次游荡到那个房间时，戈什医生出来找我，他的目光越过我肩头凝望着圣特蕾莎的画像，然后把我抱在怀里，在消毒机的隆隆声中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她来了，上帝作证！”

从那年至今又过去了四十六个春秋，我奇迹般地回到这个房间。我发现那把椅子已经容不下我的身躯，羊毛衫围在肩膀上也窘迫得像教士的披肩。但椅子、羊毛衫，以及印有“穿心神迹”的挂历依旧在原处。虽然我，马里恩·斯通，早已不复当年，这里的一切却维持了旧日模样。站在这个被时光遗忘的房间里，我的回忆如潮水般奔涌，是那幅永不褪色的圣特蕾莎雕像印画（如今已装裱封存）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被迫梳理起自己的人生事件，承认一切从这里开始。因为是从这里开始，故事发生了，又最终返回原点。于是，我在这里！

我们是不请自来地到了这个世界。如果足够幸运，我们会躲过饥饿、贫穷、早天这些其实再也平常不过的命运，并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我长大了，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成为一名医生。与其说我意图拯救世界，不如说是要拯救自己。虽然大多数医生，尤其是年轻一辈，不会这样承认，但在选择成为医生的那一刻，我们一定是在潜意识里相信，治愈他人其实就是治愈自己。它的确会，但也不可否认，它会使创痛愈来愈深。

我之所以选择外科，完全是因为赫斯特夫人的缘故——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直有赫斯特夫人的身影坚定地陪伴左右。“你能够挑战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在我前半生最为黑暗的那一天，我去征求她的意见，被她这样问道。

我有些窘迫。赫斯特夫人轻易就看穿了我在理想和权宜之计间的举棋不定。“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挑战最大的困难昵？”

“那是因为，马里恩，你是上帝派遣到人间的乐器。孩子，别让乐器静静地躺在盒子里，要弹奏起来！让每一个部件都唱响最美的乐音。既然有弹奏《荣耀经》的潜力，为什么委屈自己去弹《三盲鼠》。呢？”

赫斯特夫人的话让我想起教堂唱诗班的吟唱。一听那歌声，我就会有种幻觉，仿佛自己正和所有世人站在一起，在惊讶与不知所措中仰望苍穹。赫斯特夫人是了解我的，知道我的性格还没有定型。

“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演奏巴赫的《荣耀经》……”我低声嘟哝着。我从来没有弹奏过什么乐器，也看不懂乐谱。

“不，马里恩。”她温柔地看着我，粗糙的双手摩挲着我的脸颊，“不是巴赫的（（荣耀经》，是你自己的！ （（荣耀经》就在你的内心深处。如果不去发现它，不去理会上帝赋予你的潜能，你便犯下了最大的罪过！”

从性格上来说，我其实更适合研究认知性学科，从事内省医学，比如内科或者精神病学。手术台的场景会令我恐惧，一想到要拿起手术刀，五脏六腑都会拧成一团（现在还是这样）。外科手术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困难的事。

于是，我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

三十年后，我小有声望，但不是因为手术做得飞快，也不是因为大胆、医术精湛。说我沉着稳重，说我总是能够因病治宜的评价，在我看来才是最好的赞扬。我的勇气来自同事，他们在自己不得不挨刀子时总会来找我，因为知道马里恩·斯通不仅关注术前和术中，也同样关注术后的心理修复。他们知道我不盲目推崇那些手术室格言，例如“有怀疑，就切除”、“只要能手术，千万别延误”之类，因为它们恰恰反映出说者在医学领域的浅薄。父亲曾经说过，“效果最好的手术，就是你决定不去做手术”，而父亲的精湛医术，我至今仍深深崇敬。知道什么时候不做手术，知道什么时候力有不逮，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向如我父亲那样有才华的医生求助——这样的“才能”，这样的天赋，是不可预见的。

一次，我请求父亲给一个病人膏肓的患者做手术。父亲沉默地站在病床边，虽然已经测出心率，但他的手指依旧长久地停留在病人脉搏上，仿佛需要借助这种切实的皮肤接触和动脉血管的跳动进行抉择。从他紧绷的表情中，我感受到他的全神贯注。我似乎看见他大脑的齿轮在紧张转动，看见他眼中泪光闪烁。他慎而又慎地掂量着每一种可能，最终摇摇头，转身离去。

我跟在他身后。“斯通医生。”我喊着他的头衔，虽然内心长久以来都渴望叫他一声“父亲”。“手术是他唯一的机会了。”我说，虽然知道手术的成功几率极其小，病人恐怕连麻醉都挺不过去。父亲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温和地看着我，仿佛面对的不是儿子，而是一位资深同事。“马里恩，记住第十一诫，”他柔声说道，“不要在病人弥留的那天为他动手术。”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月圆之夜，当刀光交错、子弹和石头乱飞的时候，当我仿佛置身屠宰场而不是手术台、浑身上下溅满陌生人鲜血的时候，我记得父亲的话。我记得。但是，人不可能事先知道手术的结果，而做手术时又一心扑在上面。也只有在手术结束之后，能说会道的专家方会发布所谓的“手术回顾”，召开“发病率和死亡率”研讨会，宣布你的手术决定到底正确与否。其实，人生也是这样。昂首向前走，回头才领悟。你只有在停下来回望时，才会发现车轮下的尸体。

如今，在生命的第五十个年头，我见到开膛剖腹的画面时，依旧怀有无限敬意。我为世人恶意伤害彼此、亵渎身体的行为感到羞耻，但正是它让我看到人类身体内部奇妙的和谐——心脏在肺叶后偷偷张望，肝脏和脾脏在膈膜的掩护下窃窃私语，这些总是会让我失语。我的手指在九曲回肠中游走，寻找着利刃或子弹留下的创口。真是难以想象，二十三英尺长的肠子，怎会盘亘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如果将我的指尖游走过的内脏连接起来，恐怕可以一直延伸到非洲的好望角，而我看到的还不过是这条巨蛇的脑袋。但我能够亲眼目睹那些隐藏在皮肤下、骨骼里和肌肉间奇特却又寻常的景象，目睹它们的主人没能亲见的奇迹。世间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特权吗？

此刻，我要感谢我的双胞胎弟弟湿婆，湿婆·普雷斯·斯通医生。我要找到他，在两个手术室间的玻璃隔板上找到他的身影，点头致谢。是他成就了今天的我，一名外科医生。

对湿婆来说，生命终究不过是修补破漏。他并不是在打比方，而是在精准描述一生的工作。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形容也是对我们职业恰如其分的比喻。可是，生命中还有另外一种破漏，那便是令家人分离的创伤。它有时发生在生命伊始，有时发生在漫长的人生过程中。我们终此一生都在修补破漏，那是我们的使命。未能完成的，还要留给下一代。

出生于非洲，流离在美国，最终又回到非洲。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地缘决定命运。命运最终将我带回出生时的坐标，出生时的手术台。我戴着手套的双手就在第三手术间的手术台上方，与当年父母的双手共享同一片空间。  有的夜晚，数量众多的蟋蟀呜叫着，声音此起彼伏，淹没了山麓那边鬣狗的低吟和嘶吼。但是陡然间，万籁俱寂，仿佛点名结束，它们趁着夜色结伴撤退。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我听见天上繁星的私语，内心狂喜，为自己在浩瀚银河中有渺小的一席而感激涕零。每逢这样的时刻，我就会想起自己对湿婆的亏欠。

我们是双胞胎兄弟，直到十几岁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头碰头，四肢和身体蜷曲。如今的我们早已过了那样亲密的年龄，但我依然渴望着，渴望着再次与他头并头相偎。当我在新一天的阳光中醒来，第一个冲动就是唤醒他，对他说，多亏有你，我才能享受一个又一个清晨的美景。

我最亏欠湿婆的，是说出下面这个故事。一个我母亲未来得及讲述、父亲因此逃离、而我不得不一点点拼出全貌的故事。只有把它讲出来，才能够弥补我们之间的裂痕。是的，我深信当今的医疗技术精湛高端，但没有医生能够修补一对兄弟之间的创伤。如果丝线和手术刀都无能为力，那就寄希望于这个故事吧。让我们从一切的最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