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铣、阮庆祥等编著的《山海经故事丛书：徐文长的故事》以明代中晚期历史为背景，从徐文长少年时代的传说故事《竿上取物》起，一直说到他的临终遗言《化千成万宝中宝》止；故事内容包括：惩罚土豪劣绅，抗击倭寇的奇谋战绩；杰出的诗词、对联和书画；解决疑难问题的智慧和谋划；对敌人的辛辣讽刺，对朋友和下层百姓的百般呵护。从中体现出徐文长的超人才华和“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个性和品质。

谢德铣、阮庆祥等编著的《山海经故事丛书：徐文长的故事》为山海经故事丛书中的一册。内容均以从民间搜集整理的传说故事为主，且各册都有一个核心的人物或主题，保留了很多的民间智慧，体现了民俗风情与历史面貌。《山海经故事丛书：徐文长的故事》围绕徐文长，讲述了很多关于他的流传于民间的故事。

原序

竿上取物

猜帽子

“该当何罪？”

斗米斤鸡

“僧在有道”

写呈子

“一头牛”和“一斤油！”

“小处不可随便”

考场写长文

卸御赐金牌

“半头牛毛”的字

贡院考试

府学宫斗钦差

“山阴勿管，会稽勿收”

为虎作“伥”

“青天高一尺”

“泰山石敢当”

蜡烛头鱼行主

两颗良心一般黑

一百文钱一只桃

猪猡朝奉

写招牌

利息三两酒

气煞马员外

尸体落河

借佛骂“剥皮”

免死金牌

绝倭涂用兵

二圣祠题联

大堂画

“田水月”画群猫

三江题联

南镇留墨

“嫁乎？不嫁？”

“廿年媳妇廿年婆”

昌安门比武

“红白诗”与“洒壶诗”

“磬有鱼”和“呱呱呱”

埠船上讲故事

“天天天天天天天”

游湖题咏

“迟”“早”三个月

“落雨天，留客天”

凉亭比梦

“何忍于心”

“化干成万宝中宝”

后记

竿上取物

有一年春天，徐文长的伯父想试试孩子们的聪明劲儿，拿了两个小木桶装上水，把十来个年纪相仿的小孩子，领到一座又矮又小的竹桥旁边，说：“孩子们！你们能把这两桶水拿过去吗？要是谁能够拿过桥去，我就送他一包礼物！”

“好！”孩子们一阵笑嚷；但再看看这座桥，便不敢了。原来，这座竹桥桥身很软，贴近水面，普通的孩子只可拿三五斤东西，才能勉强过桥。否则，桥身就会发软，弯下去碰到水面的。

大家正在思考，不料有个胆子比较大的孩子站了出来，他莽莽撞撞地拿起两桶水想走过桥去，可是才跑了几步，鞋底早已沾着水面。别的孩子见状，个个都怔住了。

徐文长见大家一声不响，便走出来说：“既然大家都不走，就让我来试试吧！”

他脱去长袍，又脱去帽子和鞋子，先拿一桶水放到水里试试，见木桶没有沉下去。于是又找来两根绳子，把两桶水在水面牵着，边牵边走，便轻轻巧巧地走到了桥对岸。

“好哇！”孩子们见徐文长过了桥，个个都拍手称好。他的伯父一边点头称赞，一边就把事先藏好的礼物取了出来。孩子们一看，咦？这包礼物不是拿在手中，而是吊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面的，心里很奇怪。伯父拿着竿子说：“孩子们！现在礼物就吊在上面，你们拿时要依我两桩：～，不能把竹竿横放下来；二，不能垫着凳子去拿。你们如果这样能把它取下来，这礼物就归你们。”伯父还未说完，许多孩子都争着想试一试，有几个甚至在竹竿下跳得老高老高，伸着手想去拿，但一点用处也没有。

徐文长站在一旁，不动声色。他听清了伯父的吩咐，仔细打量了一下长竹竿，想了一想，就走了上去，从伯父手中接过了竹竿。他很快把竹竿拿到了一口水井的旁边，然后让竹竿竖直，慢慢地从井口放下去，放下去，当竹竿放到和他身子一样高时，便笑嘻嘻地把礼物从竿头上取下来了。

猜帽于

徐文长从小很聪明，左邻右合都喜爱他。

一天，隔壁阿公拿着两顶蓝帽子和三顶黑帽子，对徐家的三位堂兄弟说：“我来试试你们谁聪明。现在我有五顶帽子，只两种颜色。等会你们闭上眼睛，我给你们三人每人戴上一顶帽子。另外留下两顶。你们可以看别人的帽子，但是不能说出别人戴的帽子的颜色，也不能脱下来看自己的帽子。那么大家来猜猜看，剩下来的两顶帽子到底是什么颜色？”大家觉得很有趣，连忙照阿公的指点，分成三角，面对面站好，并把眼睛闭了起来。

阿公很快给徐家三兄弟戴好了帽子，然后就叫他们张开眼睛来猜。大家看看别人的帽子，又摸摸自己的帽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起来。想了一会儿后，大哥才说：“我想来想去猜不出来。”二哥也说：“我想来想去也猜不出来。”然而年纪最小的徐文长却说：“哈，我猜着了。那剩下来的两顶帽子一定是一蓝一黑了！”

阿公笑着问他：“文长，那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徐文长回答道：“我这样想：要猜剩下来的两顶帽子的颜色，就要先知道另外三顶帽子的颜色。现在，两位堂阿哥帽子的颜色我看得见，要弄清的是我自己戴的这一顶颜色。但自己戴的这一顶颜色却看不到。怎么办？因此我只能从他们的两顶帽子上来设想。”徐文长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见大家专心致志地听着，便接着说：“我看见大哥戴的是黑帽，二哥戴的是蓝帽。本来，我也猜不出自己帽子的颜色。但后来大哥说猜不出，二哥也说猜不出。于是我从这里想出答案了。”

“你是怎么想的呢？”P1－5

这本《徐文长的故事》，是由谢德铣、阮庆祥、寿能仁、李韩林四位同志整理，由谢德铣同志选集并定稿的。以前，李韩林同志曾寄给我五十一篇徐文长的故事，大约本书选了十来篇。可见，原来可能有近二百篇的样子。至于起初的搜集面，那自然就更广了。

此书1979年7月，曾由杭州《西湖》月刊编辑部和绍兴县文化局分别印过内部征求意见本。当时只有四十篇，现在已增加到四十六篇。我觉得这本书编得相当好。新中国成立以前记录徐文长故事，其中的确有些是统治阶级的有意歪曲和捏造，也有的是帮闲文人的随意编造，甚至还有不少是庸俗下流的。这是贬低了徐文长，也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现在出版的这本书，我看就没有这些缺点。所以，在前年征求意见本付印前夕，我曾借用宋朝大诗人陆游有名的诗句，稍稍改写了几个字，作为给这本书的四句题诗。诗云：

斜阳古柳各村庄，

故事闲谈当作场。

身后是非定要管，

重新编写徐文长。

我认为这本书诚然有许多别的好处，但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身后是非定要管”。对于徐文长的故事，这本书的确做到了认真的搜集整理，还人物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这位性格独特的艺术家加以颂扬。这就符合了事物本质的特点。

这本书的内容和编辑次序也是很有意义的。它从徐文长少年时代的传说故事写起，一直写到他的临终遗嘱；不仅写到他对于土豪劣绅的惩罚，而且写到他的对倭寇的战绩；不但写到徐文长的诗、对联和书画的杰出，也写到他对于解决疑难问题的智慧和谋划；既写他对于敌对的人尽量嘲讽，也写到他对朋友的爱护。如《“田水月”画群猫》和《“小处不可随便”》就与其他的作品不同，不只是开开玩笑，或者只是同情友人。它连开玩笑也没有，倒是相当严肃正派地写他的书画成就和知过即改的精神的。

我认为，民间故事有一个特点：古人的故事，往往不一定就加在一个固定的人物的头上。它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徐文长的传说故事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如《“廿年媳妇廿年婆”》，这类故事在民间比较多，有的不是讲孙媳而是讲孙女要长大以后把破碗给她妈妈用。这类故事，我们中国有，德国格林兄弟也都有情节类似的故事；但都没有像本书写到的那样，是徐文长教她这样做，却都是她自己的意思才这样做的。又如《昌安门比武》，说的是徐文长和李大比武的故事，我原来就听说过“柴堆三国”即关于周仓和关羽比武的故事的。又如《埠船上讲故事》中的第三个故事，讲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经过一座独木小桥，就让兵丁一个一个地走过桥。徐文长学着走路的“的笃的笃”的声音，就这样“的笃的笃”地讲下去。听故事的人问：“怎么老是‘的笃的笃’？”讲故事的人说：“是要这样……过完桥，才能往下讲哇！”这故事我也很早听到过，不一定真是徐文长讲的，大抵属于名氏的口头传说。又如《“落雨天，留客天”》两句‘‘五言”的改读，这也是个老笑话，还常被用来作标点符号的故事的。改读的人谁都可以，也不一定真是徐文长。不过，这本书的故事说徐文长并没有硬赖在主人的家里；只是把这两句话，在堂前纸上重新加了断句。可见，民间文学作品由于采集面和历代流传不断变化的关系，有时是允许改换古人的名字的。一件事可以传说是徐文长做的，、也可以传说是关羽或别的无名氏做的，只要在本质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是不碍大事的，

我们看《徐文长的故事》，也不能用旧的框框去套，它不全是阿凡提那种类型的故事。有的故事是相当认真严肃和有意义的，如《绝倭涂用兵》就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相当接近历史故事。当然我们不能把民间故事当作一般的历史故事，因为历史故事又是另一种性质的故事。这本书所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只是人民对于徐文长的爱戴和赞颂，是人民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的。人民自己的写作不一定押韵，更不大管平仄，而是代代口头流传的群众创作。所以，我们看了故事，当然不会误认为故事里的徐文长，就是生活中的真人；故事里的诗和对联，都是徐文长自己写的真实作品。

我看了原稿，有的地方也略加改订。例如，《猜帽子》，我作了必要的增补；《凉亭比梦》，我作了一点删削。个别文字也作了一些小的调整。

总之，我认为这本《徐文长的故事》编得相当好。所以，我愿意写这篇序。我还看到书中还有几处不太妥帖的地方，如把铜钱上的字说是有“万岁”二字，似乎不会有，可能指的“万岁”的年号吧！但这因是民间传说，也无关大局，所以也就无须讲究什么过细的考据的。我想，可能这本书里还有些别的不太妥当的地方，但只要是真正忠实于历史，认真细心地记录整理下来的，那就不必苛求了。

徐文长（1521—1593），名渭，号天池，晚号青藤，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文学家和书画家。

徐文长自幼聪颖，一生勤奋好学。二十岁时，考中了山阴秀才。以后，他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徐文长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学习书法，博采前辈知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贺知章、杜世昌诸大家，卒有所成。随着书法艺术的进步，他的绘画艺术也逐渐成熟起来。

徐文长出身于小官僚的家庭。他诞生后一百天，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苗宜人是继室，家庭地位很低，在人们的歧视下，辛辛苦苦把徐文长抚养长大。十四岁这年，苗宜人不幸亡故了，他只好依赖于两个哥哥生活。他的两个哥哥都是他父亲前妻童氏生的，比他大许多岁，经常在外游历，所以实际上这时他已成了孤儿。到他二十岁时，他的二哥亡故；二十五岁时，大哥也亡故了。他只好依靠妻家过活；不幸，这一年他的妻子潘氏也病故了，他从此无依无靠，开始过着穷困的生活，并把自己的住处称为“一枝堂”，表示自己的身世像鸟儿栖居一样。家庭的变故和经济的困难，没有影响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他在这一时期广泛接触了社会和各个阶层的人物，从而在书法、绘画、戏曲、音乐、武术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

徐文长仕途坎坷不平，一生很不得志。三十七岁时，他应邀到浙江总督胡宗宪属下担任幕僚，亲临前线参加了浙江沿海和绍兴一带讨伐倭寇的战斗，曾出计谋屡建奇功，并写了许多激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文，备受当时人的重视。可是，由于明朝统治阶级内部钩心斗角，加上后来宦官弄权，严嵩当道，朝政腐败不堪。严嵩被弹劾后，胡宗宪亦受牵连，不久竞自杀身死。徐文长清名受污，更受到排挤。这时，他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抗倭爱国理想无法实现，神经开始失常。四十五岁时，他写了《自为墓志铭》准备自杀。不久，又怀疑续妻张氏不贞，失手误杀了她，从此开始了七年狱中生活。

徐文长在五十三岁时被人营救出狱，以后就经历了六年的漫游生活。他“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漫游使他突破了原有生活小天地的局限，增长了见识，丰富了见闻，从此他的书画就完全成熟了。他在晚年，傲视权贵，同情平民，与封建统治者采取了完全不合作的态度。他在不少诗文中表达了对当时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当权者的痛恨，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备受歧视迫害的不幸遭遇。

徐文长晚年生活十分悲惨。六十一岁漫游回来后即贫病交迫，身旁无人，只有一只狗伴在身边。他缺米少酒，衣衫单薄，屋子破旧，步履艰难，只得挣扎着，以鬻画为生。最后只好把几千卷心爱的藏书变卖一空，移居到后衙池王家卒岁。尽管生活如此潦倒，但他并没有在权贵面前屈膝，不肯随便为他们题诗作画，保持了我国历代正直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骨气和崇高的品质。

1593年，徐文长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卒年七十二岁。死时以稻草盖身，木棺草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也没有墓冢。他生前没有人为他刻集子，直到死后好几年，公安派首领袁宏道偶然发现了他的诗文，为他刻印了集子，才使他的艺术才华没有被湮没。

徐文长一生在黑暗世道中挣扎，抗争，辛勤创作。在他生前死后，都有不少封建卫道者攻击他，歪曲他，污蔑他。但这一切丝毫掩盖不了他高洁的品格和艺术的光辉。明代以来，我国知名文学艺术家如袁宏道、陈洪绶、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等，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并深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珍视徐文长的艺术才华和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1961年，北京举行我国古代十大画家展览会，徐文长列为其中之一。他的画作受到了国内外的很高评价。徐文长的故乡绍兴，也保护与修复了他的故居青藤书屋。他的杰出作品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重视和赞赏。

徐文长的传说故事，在我国城乡民间是老幼皆知，家喻户晓的。但据明清笔记记载，在当时这些故事还相当罕见。徐文长故事在民国以后才多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等地曾出版过不少《徐文长故事》《徐文长趣事》《徐文长逸事》等书。但这些书中的故事，有不少思想意义都比较差，甚至包含庸俗下流的内容。它们有的是统治阶级的有意歪曲和捏造；有的借了徐文长的名义，把许多有害的笑话和低级趣味的故事，如“骗瞎子”、“都来看”、“请人吃粪”等添油加醋，张冠李戴，把它们一股脑儿都硬说成是徐文长的故事。这样，原来流传在民间一些积极的东西，不是被歪曲了，就是被偷换了。当然，这些书中的故事，也有记录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50年代，绍兴县开展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徐文长的故事在绍兴民间流传较多，我们着重搜集了这方面的故事，并本着“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原则，逐步把它整理出来。从1960年起，这些故事开始在《民间文学》《东海》《西湖》《故事会》《群众演唱》《宁波大众》等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1979年7月，《西湖》月刊编辑部和绍兴县文化局曾帮助我们把这些故事汇成集子，广泛吸收意见。之后又重新进行了修改和整理，并充实了部分新搜集的故事，共四十六则，编成一集。这些故事，虽未见诸正史，多属传说，但从这些传说里，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徐文长某些本质的方面来。如幽默乐观，智慧过人，亲近平民，扶弱济贫，蔑视权贵，惩罚凶暴，等等，便是如此。当然，流传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徐文长故事是远不止此的，还有更多的徐文长故事等待着我们去搜集整理。期望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搜集整理过程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西湖》杂志社，绍兴县文化局、文化馆等许多单位的同志，曾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成稿以后，承蒙上海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仔细审阅、修改了原稿，并为本书作序。均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见闻不广，本书一定存在很多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