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藏特色:《告别香巴拉》作者郭建龙作为藏北无人区穿越第一人,以其亲身经历加充分的想像描绘了一个隐藏在西藏的乌托邦圣地,给读者一个前所未的藏地传奇
传奇的复仇故事:文革时期被迫害逃亡,遇见香巴拉,二十几年之后,儿子为其复仇,告别香巴拉
百科全书式的逃亡生存手册:主角在无人区的生死逃亡让人身临其境,作者描绘了一群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如何利用大自然资源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简单美好的乌托邦与复杂社会的强烈对比,展现了不同形式的戏剧冲突,包括理想与现实、人性的纯净与肮脏、社会的简单与复杂等等,可看性十足。
《告别香巴拉》是郭建龙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
《告别香巴拉》讲述:上世纪70年代,下放在青海的经济学家方以民被迫害,九死一生逃到了西藏无人区,误入香巴拉,一个不可思议的乌托邦式的世界。
在这里,有一个电气学家、一个地质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喇嘛兼医师、一个猎手和他的女儿,连同大量的宝藏,形成了一个超然于世的独立世界。
方以民扎根下来,并生下了儿子方明觉,所有人都把最精华的知识传授给他。方明觉长大后,人们决定让他回归正常的社会。
曾经迫害方以民的人依靠90年代的资本狂飙,雄霸一方。方明觉担负着报仇和惩恶扬善的重任。他是一个人单独和一个权势群体在作战,能帮助他的,是香巴拉那群逐渐老去的人们的智慧,以及那巨大的财富……
父亲的来信
白色的阳光斜照在城市郊外的山间平地上。平地南北两侧的远方,各有一列点缀着绿色斑点的灰色山脉,一脉土路贯穿平地伸向远方的山口,风一吹,路面刮起一阵尘土。路北侧有一片灌木林,覆盖在黄绿相间的原野之上。不远处,是西宁城边的一片低矮、灰黄色的平房,在空旷的背景下,显得渺小而又懒散。
一个青年正站在路边,等待着从西宁出城的汽车。他心急地踱着步子,不时地抬头望着城里方向。恰好这时,天上飘来了一片云彩,遮住了阳光。由于地处高原,气温只有十几度,一旦没有了太阳,青年虽穿着蓝色的长袖衣服仍然感到有点儿冷,不由得抱起了胳膊。在他的身边,放着一个绿色的军用帆布包、一个白色的布袋,这是他在西宁采购的物品。
这条路出西宁不远就会攀升到三千多米的山区,翻过山口,向着新疆或者西藏境内进发。由于偏僻,每天过往的车辆不会超过二十辆。于是,每一辆车过来时,青年都满怀着期盼,从好远开始就一直望着它渐渐驶近。
在青年等待的工夫里,已经开过去三辆车,一辆吉普,一辆黑色的轿车,一辆蓝色的卡车,但这些车显然都不是他等的那辆。青年人掩饰不住眼神中的失落,继续踱着步子,显得有些心急。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第四辆车开来了。这是一辆解放牌的绿色卡车,车的后厢带着帆布棚。青年跳了起来,在离汽车还有两百米左右时,他已经开始兴奋地挥舞着双手。
汽车司机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也挥舞了一下手臂,作为回应。在那个年代,司机是十分光荣的职业,这种踌躇满志也反映在了这位司机的脸上和手臂的动作上。
汽车来到了他的面前,停下了。在车门上,用白漆喷着一行字“光明农场”。光明农场就是青年要去的地方。
“你来晚了。”车外的青年说。
“这已经算最快了。”司机笑着说,“为了加油,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拿着介绍信都不管用,没有人理睬。后来油快用光了,我都担心要推车了。”
“后来呢?”
“后来我动了动脑子,”司机指了指自己的头说,“买了两包烟,到了站里,把烟一递……那里的人刚才还黑着脸的,马上换了副笑脸,挥了挥手叫我随便加油。我还多带了两个小桶,也加满了。快上来吧。”
车外的青年把军用包扛起来,向后车厢走去。然而,就在他接近车厢时,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人,被吓了一大跳。
“方以民,方以民。”车厢里的人站起身来,跟他打招呼。
“是你!陈锁。你怎么来了?”
“嗨,嗨,给婆娘看病。”车厢里的陈锁回答。
“她人呢?也在里面?”
“她没来,我来给她抓药。”
就他们说话的工夫,司机已经不耐烦了。他从驾驶室出来,帮助方以民把剩下的布袋扛起来,扔进了后车厢。“快,坐好,我们上路了。”司机说。
方以民犹豫了一下,他有两个位置可以选择:驾驶室内副驾驶的位置,以及后车厢内。他选择了后车厢。
司机撇了撇嘴,进了驾驶室。但他随即又下来了,手中夹着一封信。“这是你的信。你爸爸写给你的。我刚取来。”司机说。
由于农场太偏僻,外地下乡的职工又多,这里的司机都肩负着邮递员的责任,如果去西宁,往往会把职工的信件都带回去。
方以民欣喜地叫了一声,他简直是扑向了那封信。然而司机仿佛在卖关子,故意把信举过了头顶。
“快给我吧。家书抵万金,你没有离过家,不知道盼信的心情。”方以民说。
司机比划了一个抽烟的动作。方以民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全扔给了司机。司机呵呵地笑着,把信递给了方以民,转身上了车。
陈锁从后车厢里递出来一只手,方以民抓住,用脚踩住铁踏脚,跃进了车厢。车厢内很暗,于是他在人口站了一会儿,适应了一下,才继续向前走。地上放着几捆铁丝,方以民小心地避开了,生怕蹭坏脚上的新解放鞋。在车厢的前部,放了几个草垫。陈锁已经坐下了,方以民挨着他也坐下。汽车吼了几声,歪歪斜斜地上了路。
这两个并排坐着的人乍一看非常相似,都穿着蓝色的衣裤,脚上套着解放鞋。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方以民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两道浓眉略微上翘,显得很英俊,嘴角总像是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显得与人亲近,却又隔着适当的距离。他的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但已经比较标准了。他的衣服虽说是普通的蓝色,但显得很整洁。一旁的陈锁,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看上去又脏又皱,他已五十多岁,脸上的皱纹中都带着泥痕。他说话口齿不清,如果不仔细琢磨就很难懂。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有口音,还因为他根本没有掌握说话的技巧,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话表达得更清晰一点。
方以民并没有急着看信,他仿佛故意要把收信的幸福感拖久一点,转向身边的陈锁,关切地问:“陈嫂得了什么病?”
“说不上来的病,肚子疼,人越来越瘦。同志,这个年头啊,人们总是得一些稀奇古怪的病,连医生都没有见过,给开的全是治拉肚子的药。”陈锁哀叹。
方以民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
陈锁继续说:“可我知道,都是累的,累的……一辈子没有好好睡过一天觉,累散架了,没有用了……”
“应该把她一起带来,好好看看。”
“没有钱,没有钱啊,方以民同志。这次来西宁,我们连两个人的钱都凑不齐。在西宁得吃顿饭、住一天,可我们住不起。我就对她说,孩儿他娘,你去西宁吧,到了西宁,你就找中医院看病,把你的毛病都向医生倒一倒,多拿几服药回来。可她说,不行,我不来,要来我们一块儿来。没有办法,我就一个人来了。方以民同志,我们哪跟你一样,你是从北京来的大人物,等过了这一阵,还要回北京去的。我们穷庄稼人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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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的诞生
2010年,我和朋友王友民再次踏上了藏北的土地。
我们准备骑自行车穿越藏北无人区,这片无人区从规模上仅次于南北极和撒哈拉。在国内,尽管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可可西里无人区更加有名,但实际上最大、最高、最难到达、被视为探险者圣杯的,仍然是藏北的这片广袤的土地。
我们的自行车带了七十多天的干粮,还有高山帐和鸭绒睡袋。按照计划,在六七十天的时间里我们将在没有路的荒漠上前进,不会碰到一个人,直到翻越昆仑山脉,从新疆出来,才有可能再次遇到活人。在这期间,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救助,遇到困难只能按照丛林法则行事:要么解决困难,要么死于困难。
我们到达了藏北的尼玛县,稍作休整,开始了骑行。但一天后,我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放弃这次探险。原因是,我的书已经构思完成了。
《告别香巴拉》就这样在无人区的边缘诞生于我的脑海之中。
2。关于藏北无人区
2006年之前,藏北对于国内的自行车探险者来说,只是传说中的土地。只有几位北欧人利用自行车完成过穿越,由于国内自行车运动起步太晚,人们还在热衷于骑行川藏线、青藏线,对于自行车探险则知之甚少。
至于汽车探险,只是从青海和西藏交界的东线有过穿越,而更加腹地的西藏域内,则还无人涉足。在那儿,自行车由于其灵活性,反而成为比机动车更加适合的探险工具。
2006年,国内自行车探险的先驱“鹰羽”、“紫云”和“石头”从新藏线到达阿里后,选择了大北线从阿里骑往拉萨。这条线路在无人区的南部边缘地带,没有路基,只是一连串由藏北司机们开出来的车辙印。三个人成功地征服了大北线,成为第一批涉足藏北国内探险者。
然而,2006年也是国内自行车探险圈损失惨重的一年。三人到达拉萨后与其他的骑行者会合,吃饭时与当地人发生意外冲突,一名上海骑行者被刺身亡,对方也死了一人。被通缉的“鹰羽”乔装打扮后逃离了拉萨,从此再无音讯。之后,“紫云”和“石头”也逐渐淡出自行车探险圈。而国内另一位探险者“反败东东”在拉萨河溺水而亡,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老的探险者们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烟消云散了。
2007年,我受好友林文涛的帮助,从广东出发开始了骑行。我征服了两条线路:一条是古代的进藏官道,在几十年前青藏、川藏公路修通之前,想进入拉萨只有这里可以通行。后来随着其他公路的修通,官道慢慢衰落,逐渐不为人所知,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彻底不通行了。我利用自行车翻越了十几座大雪山,将所有可以通行的路段都走了一遍。 另一条是藏北大中线,同样游走在无人区的边缘,与“鹰羽”等人的线路相比,大中线更加荒僻不为人知,我可以算做有史以来第一个骑行穿越这条线的人。
走大中线的时候,我还深入了双湖特别区,这里是人类在无人区内设立的最后一站。在那里,我有了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思,并决定将藏北无人区作为小说的背景。
很快,我作为唯一一个穿越藏北大中线的骑行者的成就在2008年被人复制,并在2009年被人彻底超越。
2008年,自行车探险者“丁丁”和王友民反向穿越了我走过的藏北大中线。到这时,中国的探险者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距离穿越整个无人区只有一步之遥了。
2009年,“丁丁”和云南一位叫“老狗”的车友在无人区里骑行了一个多月,其中20天没有见到人,并碰到了不少野生的棕熊,历险无数,终于穿越了无人区的东线。这条线路曾经被汽车探险者穿越过,但自行车是第一次。
2010年,距离最初构思小说已经三年之久,但是在小说整体构架上没有任何进展,灵感极度匮乏的我决定和王友民开始再一次探险,准备从中部腹心地带进行穿越,这是汽车探险者也没有涉足过的地方。但我的撤出让此次探险流于失败。
同样是2010年,探险者杨柳松独自一人从阿里进入无人区,东西向穿越了藏北,77天没有遇到一个人。当人们以为他已经遭遇不测之时,他又出现了。东西向穿越的难度远远大于南北穿越,杨柳松的线路不仅汽车探险者没有走过,就算是国外探险者也没有完成过。这是国内探险者在藏北的最高成就。
3。本书的创作之路
2010年,从藏北撤出后,我来到了云南。
在云南文山的小宾馆里,我开始将小说上部的构思变成文字大纲。
完成上部大纲后,我回到了北京昌平,与从事影视行业的朋友沈碧芸探讨整本书的构思,并写下了小说下部提纲。沈碧芸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始终给予帮助,实际上,在2007年我刚开始构思的时候,她就与我无数次讨论人物和情节,并推翻过至少两个方案。
网易的朋友帅科听说我暂时没有找工作,也没有收入,连忙提供了一份写专栏的工作,不需要上班,只要每周交一篇文章即可,留给我充分的写作时间。
然而好事多磨,2010年11月,我帮助朋友谷重庆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台湾老人戴立宁写传记。其后又接连写了几本商业书,但其中一本被宵小之徒搅黄了,另一本至今还在修改之中,第三本已经出版。写这些商业书籍的时候,我只能利用空余时间来继续小说的创作。除了戴立宁传记之外,其余的书籍可以视为我走过的一段弯路。 其间,我也离开了北京昌平的住处,借住在画家于彤在北京海淀的小屋,在那儿,我完成了小说的草稿和初稿。
2012年5月,《告别香巴拉》进入了另一个修改阶段。修改上部时,我住在杭州蓝狮子出版中心提供的旅馆里。每一次编辑过蕾和赵晨毅为我付账时,我都想表达深深的谢意。
6月,进入下部的修改阶段,我已经到达越南沙巴的绿谷(GreenValley)宾馆,住在一间面向山谷的房子里。房子在宾馆的顶层,我一边从阳台上望着满目的绿色,一边思考着人物最后结局如何调整。
7月,当小说的修改进入尾声时,我又恰好回到了云南文山。两年前,在这里,我将小说的构思变成了大纲;两年后,在这里,我敲出了最后的文字。这份偶然也许带有某种圆满的暗示。
当我把小说完成稿交给王留全主编和王妍编辑的时候,一种完工后的虚脱感油然而生。
4。这些都是为了《告别》
为了写藏北无人区,我再次进入了无人区。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发现藏北的旷世荒凉早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几年后伏案创作,仍然可以感觉到最真实的藏北跳跃于我的笔端。我相信,如果人间真的有世外桃源,那么一定只能出现在那里。所以,在小说的上部,我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圣地。
2007年从藏北第一次探险归来后,我改变了职业,之前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之后成为国内最佳财经报纸的记者,并很荣幸地在2009年获得了全国唯一的IT新闻奖——搜狐IT新闻奖。很感谢这份工作,让我可以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出入于全国最好的公司、接触到最优秀的商人和经济学家、发掘出最感兴趣的内幕。我的朋友们也为我提供了一切便利,去观察企业和社会的运营。
我曾经在一天之内经历天堂和地狱:早晨我穿着破烂的衣服装成一个上访客出现在10块钱的小旅馆里,听最底层的上访者讲故事;中午,匆匆回家换身衣服,又出现在了五星级宾馆的会堂里,参加投资客的聚会,与那些掌握数亿资产的资本家探讨未来经济走势;晚上,再赶到后海,与媒体和企业里的人们在觥筹交错间体会着北京的风花雪月。
同时,其他图书的写作经历也给了我最佳的锻炼。在写戴立宁的传记时,曾经担任过台湾金融业最高主管的他给了我最大的帮助,让我接触到最核心的金融监管知识。在为一位海外教授写书的时候,我又接触到了最深入的经济学理论。
所以,写下部复仇故事的时候,我把场景安排在最前沿的金融领域,主人公是一名掌握了最高科技能力和金融技巧的经济学家。我倾尽所能把那些晦涩的经济学理论讲述得通俗易懂,在精彩的故事情节中穿插高度提炼过的、极富时代特征的商业活动。希望即便是虚构的小说,也能让读者看到最真实的商业和社会脉动。
同时,我把我在西藏的所见所闻、对于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以及我有限的知识充分融入到这本小说里去,希望看过小说的读者,不仅是看一个传奇故事,也能够获得足够的知识。我相信,一本好的小说必然要有足够的知识作支撑。
5。未完成的梦想
如今,小说已经完成,在我的眼里,西藏仍然充满了吸引力。
除了构思接下来的书籍之外,我还在回想着那次中断的探险。
也许那只是一次中断,在未来,我还会踏上藏北的无人区,重新开始一段净化旅程。
也许我的一生就是为体会和观察而活着,对于知识的渴望超过了生命本身。
作为写作者,活着,就要把最真实的世界记录下来,化为文字,交给读者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