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之重大毋庸置疑：它结束了束缚华夏五千年的封建王朝体制，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人们精神的解放。

吴安宁所著的《民国权力场(辛亥元老的台前幕后)》讲述辛亥革命那批人，怀着救国理想，前赴后继奔赴沙场，尽管匆匆忙忙的政治设计未能得到彻底实施，但他们为国家民族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改良还是革命，他们都是希望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能步入“法治”轨道。其为国为民浩然之气、处心积虑筹划之心，百年之后，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民国权力场(辛亥元老的台前幕后)》讲述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江南北，一时间党派丛生。北洋派、国民党、立宪派、西南派表面精诚合作，力促统一，实则暗中早已分歧日深，相互攻讦。派系之间因利益相搏：暗杀、威胁、斩首、兵变，层出不穷。十大元老分属不同势力，台前虽都怀有救国理想，希冀中华民族早日觉醒自强自立，但幕后却未能摆脱派系纷争的困扰……

《民国权力场(辛亥元老的台前幕后)》由吴安宁所著。

前言◎001

第一章 黄兴，江湖侠气剑如虹◎001

第二章 陶成章，但愿苍生俱饱暖◎035

第三章 张振武，北望中原气如山◎069

第四章 宋教仁，太平宰辅宪政梦◎097

第五章 陈其美，谷底浪尖总风流◎127

第六章 张静江，满堂花醉三千客◎157

第七章 章太炎，天下谁人似我狂◎183

第八章 吴景濂，书生何意觅封侯◎221

第九章 李烈钧，铁血丹心扶社稷◎251

第十章 胡汉民，万里归来负初心◎271

参考书目◎302

武昌拜将

1911年10月28日下午，武昌城。

一匹快马突然从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府大门内急驰而出，马背上的军官高举一面一丈二尺长的旗帜，上书斗大三字——“黄兴到”，军官边跑边高喊：“黄兴到！黄兴到！”快马在武昌城内跑了_圈，接着过江到汉口，在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巡游。

的确是黄兴到了。那个领导过多次重大武装起义、为民主革命立下赫赫战功、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革命领袖黄兴到了武汉！起义将士听说黄兴来了，顿时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

黄兴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来到湖北，的确极大地鼓舞了湖北革命阵营的士气。

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第三天汉阳、汉口光复。清廷派冯国璋指挥大清精锐——北洋陆军3万多人猛攻汉口。起义的鄂军和增援的湘军共一万五千余人以劣势装备拼死抵抗。10月底，汉口战役已经陷入极端艰苦的困境，起义军伤亡极大，清军攻入汉口市区，甚至有军官开始与清军勾结准备反水。最让湖北都督黎元洪头疼的是，居然选不出一位全面指挥汉口战役的总司令——在这胜负难料的紧要关头，谁都不愿意出头，起义军五路人马只好各自为战。

黄兴在这个时候到来，对起义将士来说，既是定心丸，更是兴奋剂。

黎元洪深谙军心、民心之道，他别出心裁地令人做了一面写有“黄兴到”的特大旗帜，待28日黄兴的船在武昌码头一靠岸，就全城奔告。

首义都督黎元洪本是被人从床下拉出来才坐了湖北头把交椅的，一直不敢居功，在起义的第二天，湖北军政府刚一宣告成立，就电促黄兴、宋教仁、居正来汉，筹划军事。当时黄兴正在香港，得到起义成功消息后，立即回到上海，赶赴武汉。行前，黄兴以诗明志“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在武昌起义前不久，黄兴曾满怀信心地写信给一位同志并转告孙中山，透露他的全盘构想：“湖北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事态的发展果真不出黄兴预料。

黄兴一到武昌，立即与各方面负责人集议汉口战事，自告奋勇率师督战。次日临行时，黎元洪告诫诸将：“诸事唯黄先生之命是听！”诸将皆敬诺。

黄兴组织革命军猛烈反击，一时略有斩获，但革命军人数有限，夺取了阵地而不敢守，仍退回原地防御。敌方，冯国璋也到达汉口前线亲临指挥，凶残地传令各部清军火烧汉口。繁华的汉口市区成为一片火海，坚持巷战的革命军被迫后退。黄兴率督战队拼死督战，不准革命军退出战场。

情势危急，军政府担心黄兴的安全，便以商量汉阳防务为由，特派多人挟持黄兴回武昌，前线交由他人指挥。黄兴一步一回首，顿足叹息。

11月2日晚，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报告了汉口战况，分析了失败原因，大家讨论保卫汉阳和武昌的有关问题。会上有人提议，黄兴督战汉口没有正式名义，全凭个人威望，因此常有将士不服从命令的情况，建议推举黄兴为民军战时总司令，并效仿刘邦拜韩信为将的办法，定于次日举行拜将典礼，众人皆称是。

11月3日，武昌阅马场，湖北军政府在此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各机关人员和驻守武昌的军官士兵在广场上整齐肃立，象征全国十八省的18星军旗飘扬在拜将台四角，“战时总司令黄”的巨大红旗高高竖立在拜将台中间。正午时分，军乐齐奏，黎元洪和黄兴骑着高头大马并辔登场。全场欢声雷动，鼓乐齐奏。

黎元洪以最高统帅、开国元勋的身份首先发表讲话，大意是：“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全军将士，特拜黄兴先生为战时总司令，于今日此时就职，率我军民，推倒满清恶劣专制政府，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然后请黄兴登坛受职。

黎元洪亲手将聘任状、印信、令箭授予黄兴，黄兴当即发表演说。

拜将一事是武昌起义生动而传奇的一幕。从事发当日直至今天，一百年来，民间一直有个关于拜将“秘密会议”的传说。刘凤舞先生在《民国春秋》里对民间传说的“秘密会议”有一段精细的描述：

(汉口战役失败之时)在武昌的一些同盟会会员讨论让黄兴取代黎元洪作为湖北军政府的首脑问题。同黄兴同来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以及湖北革命党人居正、蒋翊武、杨王鹏等人力主拥护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地位和职权均在黎元洪之上。

11月2日晚，宋教仁、居正、田桐等部分党人及军政府有关人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拥护。但是旧派人物吴兆麟却提出反对意见。他站出来滔滔不绝地罗列了6条理由，反对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革命党人不敢坚持原则，在辩论中显然也没抓到要害，他们既不敢公开揭发黎元洪、汤化龙等排挤革命党人的反动企图，又不敢公然为革命争夺领导权。相反，吴兆麟强调更换都督将引起军队内部分裂和帝国主义干涉的指责，倒是触动了革命党人的隐忧。吴兆麟这么一说，很快有人退缩了，于是大家决议，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

对战时总司令的职权和出任方式又出现了争论：党人主张与黎元洪分权，总司令的名义由“公推”产生，不经黎元洪委任；旧派人物则以“统一事权”为理由，力主由黎元洪委任。汤化龙、胡瑞霖道：“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这种主张获得通过。

P3-5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之重大毋庸置疑：它结束了束缚华夏五千年的封建王朝体制，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人们精神的解放。而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私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革命主体之目的不尽相同。

孙中山、黄兴两位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勉强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两湖共进会会旨则将“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目的是团结家境殷实的同志；浙江光复会更不同，其纲领“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与洪门天地会一致，至于建立怎样的政体，光复会提出的是“圣人治国”、“大同世界”。

众所周知，同盟会是个松散的“反清联盟”(主干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和黄兴先生创办的华兴会)，与之关系密切的共进会和光复会，在革命理念上尚且存在分歧，遑论从天地会演变下来、带有帮会性质的各分支“三合会”、“洪江会”、“孝义会”了。

反清时各路势力尚能合作，清帝退位后，北洋军阀华丽上台，革命之路该怎么走？统领北洋的袁世凯是汉人，如果只是“恢复汉室江山”，那袁世凯是不是也能“黄袍加身”？

盟军分流，即便孙、黄执意北伐，已然步履维艰。

其二，“精英治国”理念超前，既没能普及民众，也没能警醒权贵。

留学海外的宪政先辈们，意图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移植国内，结果导致大批人无所适从。

民国建立，社会各界兴起组党风潮，除了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外，保皇党、立宪派、军旅派、官商派都有自己的“政党”。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议会”、“内阁”是什么东西，只想在“改朝换代”时捞点好处。江苏都督程德全就说，所谓的党，都是一些士大夫们在闹腾，老百姓哪懂这些，他们只求把日子过好就成了。

孙中山、黄兴沉浸在“总统、内阁、议会”三权分立的理想世界里，甚至力劝临时总统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是什么人？从刀光剑影的晚清政坛爬上来，岂会不知其中深浅？于是袁无奈表示：“我入此党，彼党不欢，我入彼党，他党不愿，均是老朋友，叫我如何是好？”他自称不党不私，手中却牢牢抓着军队，建议控制在他手中的内阁“全体加入国民党”，如此儿戏，谈何“政党政治”？

直到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党魁宋教仁即将组成“责任内阁”限制总统，几颗罪恶的子弹让宋倒下，“民主共和”之梦被彻底击碎。

其三，同盟会(国民党)内部对“民主与法治”贯彻执行得并不彻底，屡打折扣。

破坏比建设容易，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在推翻旧秩序时功勋彪炳的元老，不一定能成为构建新政体的栋梁。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13天，光复会元老陶成章便被人刺杀。多年后历史学家们揭开真相：行刺者是蒋介石，主使者是蒋之义兄、同盟会元老、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光复会与同盟会有些不合，陶成章与孙中山也发生过抵牾，但双方追寻的“民主”，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何以刀枪相向？

上海本是青帮大佬陈其美的天下，租界探长黄金荣是帮中后辈，同盟会不少人心知肚明，此案会因无法查下去而不了了之。光复会气愤难平且不论，更深刻的是，依法治国，岂是一句空话？

无独有偶，“武昌三武”之一张振武是湖北共进会骨干，因性格孤傲，屡次讽刺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投机革命”，后遭到正副总统暗算。黎元洪发电报请袁杀人，理由是张振武“阴谋叛乱，忤逆共和”，袁世凯乐得南方内斗，下令陆军部逮人。汪精卫当年刺杀清廷摄政王，查得铁证如山也只判监禁；民国年间只要副总统疑心、大总统签字，就能将辛亥元老枪毙，《临时约法》威严何在？

张振武临死前异常愤慨：“想不到共和国如此黑暗！”事后黎元洪痛哭流涕，袁世凯深深自责，连孙中山、黄兴等人也被蒙骗，相信了袁、黎之“无意”。同盟会不再追究，共进会孤掌难鸣，“国会弹劾总统”一案流产。

既然陈其美能杀陶成章践踏民主，袁世凯也就能杀张振武挑战法律，双方互不追究。可谁都忽略了一件事：民国立国之根基被动摇了！

厘清上述三点，更能深刻体味民国肇始之动荡、辛亥元老之艰难。

陶成章、张振武之死尚未能引起国民党与北洋反目，宋教仁遇刺，让本已很脆弱的《临时约法》彻底崩盘：孙中山主张迅速起兵倒袁；黄兴认为走法律程序弹劾政府；袁世凯大借外债充当兵饷，准备对付南方。

“二次革命”很快打响，也迅速失败，国民党输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更是盟友支持：共进会、光复会因陶、张之死对“共和”几乎失去信心；江湖帮会因国民党改组时将他们踢开，也不再相助；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尚未通过法律途径就起兵，落下了“叛乱”之名，未能一致行动。

袁世凯则借题发挥，宣布国民党是“乱党”，甚至认为所谓的“共和”还不如“帝制”；之后控制中央政权的北洋皖、直、奉三系，谁不当“议会”、“内阁”是摆设？更有荒谬绝伦之“辫帅”张勋，居然在北京城上演了12天的“复辟”大戏，请溥仪再坐江山。

民国动荡不安，辛亥元老们不得不再起征程。只是水溢瓶口，各方散流：孙中山认为党内一片散沙，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必须发誓按手印效忠党魁；黄兴、李烈钧、谭人凤等人觉得此举无疑是从政党退回帮会，婉言相拒；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大力拥戴，后起之秀崛起；国会议院议长吴景濂等谋求与当权者合作，转向北洋集团……

几经转战，故人凋零，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很困惑：为何历经南北谈判、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和平也好革命也罢，总是不能国泰民安？后来他很落寞地总结：国民党大部分人是因为服膺领袖才加以追随，根本不了解革命之最终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靠威望维系的团结，很容易被功名利禄侵蚀。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质疑同盟会“并非怀疑总理人品，而是怀疑本盟的制度”；宪政精英宋教仁也提出“立国需要的是良好的制度，而不是完美的领袖”，诚哉斯言！

辛亥革命那批人，怀着救国理想，前赴后继奔赴沙场，尽管匆匆忙忙的政治设计未能得到彻底实施，但他们为国家民族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改良还是革命，他们都是希望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能步入“法治”轨道。其为国为民浩然之气、处心积虑筹划之心，百年之后，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也许因政见分歧，曾彼此攻讦，但江浙革命先驱陶成章的一句话足以代表他们最朴质的理想：“只愿乡民安宁，苍生饱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