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移人最巨者何哉？莫大于言议、觉议矣。父子之亲，天性也，而佛氏能夺之而立师徒；身命之私，至切也，而圣人能夺之而徇君父。夫以其有之身，及其生身之亲，说一法、立一义而能夺之，则天下无有不能夺者矣。故明此术者，何移而不得？故善为君师者，明于阖辟之术，塞其途，瑾其户，令之梯而登天，穴而入地，诱于其前，鞭于其后，若驱群羊然，积之既久，则习非成是，而后道义名焉。颛颛由之，不能自舍，虽反其道以易之，非百数十年不可矣。然欲驱之，不能不依于势，无其势不能为也。明于时势，通于人心，顺而尊之，曲而致之，而才智足以操驭焉，则若决江河之堰，放湖堤之波，积巨石大木于高山之上，惟其意所欲为，无不如志矣。
天伦之大，身命之重，犹可以虚言易之，况以政事束民，而礼乐润色之，焉求而不可。匹夫倡论，犹能易风俗，况以天子之尊，独任之权，一□笑若日月之照临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动焉，卷舒开合，抚天下于股掌之上，但精神能运之，气魄能镇之，则意指所属，顾盼自定。故居今日地球各国之中，惟中国之势独能之，非以其地大也，非以其民众也，非以其物产之丰也，以其君权独尊也。其权之尊，又非势劫之、利诱之，积于二帝三王之仁，汉唐宋明之义，先圣群贤百千万人、百千万年讲求崇奖激励而成之。故民怀旧俗而无外思，臣慕忠义而无异论，故惟所使也。故挟独尊之权，诚知阖辟之术，则人才之乏不足患，风俗之失不足患，兵力之弱不足患。一二人谋之，天下率从之，以中国治强，犹反掌也，惟此时之势为然。
或日：“子之学得无近于管、商乎？”答之日：不然。子之所谓管、商者，其迹也。夫管子之治民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是即圣人厚生正德之经、富教之策也。天下为治，未有能外之者也。王霸之辨，辨于其心而已，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王道也；其心规规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霸术也。吾惟哀生民之多艰，故破常操，坏方隅，孜孜起而言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虽尧、禹之心，不过是也。所以不能不假权术者，以习俗甚深，言议甚多，不能无轻重开塞以倾耸而利导之。若人心既服，风俗既成，则当熙熙□□，以久导化之，为之君相，只以为吾民无所利焉，此非迂儒所能识也。昔武侯治蜀，有取于管子、韩非，岂非以治国所当有事耶？且圣人岂能无开塞之术哉！殛四凶，塞之术也；举十六相，开之术也。式商容闾，表比干墓，开之术也；诛飞廉，杀华士，塞之术也。圣人妙于开塞之术，塞淫邪之径，杜枉奸之门，而为礼以束之，为乐以乐之，开人于为善之途，使天下之民，鼓舞轩饕而不自知，故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其施于治也，意在彼而迹在此，不能无畸轻畸重之迹焉。其始为也，可以犯积世之清议，拂一时之人心，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及其端绪成，规模范，然后从容反之于中和之域，其操纵启闭，当时不能知，后世亦或不能知，惟达识之君子知之。
光武以汉末士之无节，颂符命者十余万人，知国之必有与立也，故奖崇节行之士，礼严陵，傅卓茂，相伏湛，故卒获节义之报。党锢之士，断腹伏节，以抗奸佞，蔚宗以为汉百余年之不亡，实诸公之力，光武明于开之之术也。魏武既取层斥弛之人，弃节行之士，以苟立大业，及其得国，又不知塞之故，不旋踵而国亡，昧于塞也。
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叛逆半天下，而圣祖开鸿博之科，明之耆宿，既尽网之，则天下之民归心矣。雍正中，世宗诏举技勇之士，开二十石弓、举刀千斤者得数千人，号勇健军，于时盗贼无警。是故人主挟富贵之权，临亿兆之众，苟或好之，必有以应之，况用意深远，有折冲于庙堂者哉，视其开塞之道何如耳。 魏文帝将迁洛阳而云伐宋，以开塞之术行之也。勾践将灭吴，而俯首事之，以开塞之术行之也。日本明治皇之变西法也，并其无关政事之衣冠正朔而亦变之，所以示民有所重也，所以示泰西有所亲也，以开塞之术行之也。
魏之奋击，齐之铁骑，秦之武士，能负六钧之甲、百石之重以趋，其君尚武开之也。梁之时举国事佛，晋之时举国谈玄，其君尚谈开之也。故楚灵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齐桓好紫，一国之人皆紫。汉武开功名之路，而司马相如、主父偃、严助、吾丘寿王、卫青、霍去病之徒进，傅介子、陈汤、班超犹其余风也；唐太宗好谏说之徒，而魏徵、刘洎、马周、伏伽之类出，褚遂良、魏元忠、宋憬、张九龄犹其余风也。故《传》有风草之喻，马皇后有高髻广袖之譬也。今功令以制艺取士，其为科第也微矣，而天下士人千亿，穷力敝命白首赴之，此未有祈向标的而轻重之也，然犹缚人而顿掣之如是，况有所祈向而树之标、立之的者乎？P1-3